这个王朝喜欢惩罚大臣，揭开历史的帘子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各式各样的弊政。而明朝仿佛特别多，《明史·刑法志》论曰：“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清人笔下的明代社会俨然是刑法滥用、无法无天的一个“黑暗世界”，而其中最为人诟病的一个暴政就是廷杖。历史的真相如何？廷杖到底是帝王专横的暴政还是另有隐情？让我们先从廷杖的起源说起。

杖刑本是古代王朝处罚罪犯的五刑之一，帝王将杖责用于朝堂之上，对文武官员实施棍打或者鞭抽，以示侮辱和惩罚，统称之为“廷杖”。《明史·刑法志》说，廷杖始于明太祖朱元璋，首先此说不确。考诸史册，廷杖事件屡见不鲜。一向以仁义著称于世的汉光武帝刘秀就曾经杖责过大臣。丁邯以疾病为借口，不愿意就职。光武帝大怒，在朝堂之上，对其杖责数十，逼其就范。但丁邯宁死不从，光武帝只好不了了之。东汉明帝刘庄严峻治国，九卿中多有被鞭杖者。后左雄谏言后，东汉王朝始废杖责之刑。三国东吴大帝孙权因为废立太子事件，将尚书仆射屈晃杖责一百。北周宣帝宇文赟经常用杖刑来处分官员，甚至后宫嫔妃也多有受刑者。到了隋文帝时期，杖责官员更是上升到了国家法律层面。隋文帝在朝堂上杖责官员，一日多时可达四次，参军李君才因为劝说隋文帝不要对高颎过于宠信，被当庭用马鞭抽死；兵部侍郎冯基因为谏言，被杨坚活活廷杖而死。开皇十七年（597年），杨坚更是发布了诏书说：“各司属下官员，如果有过失，并没有触犯法律，上司官员也可以律外用杖责之刑。”唐明皇李隆基更是不顾张说等人以“刑不上大夫”为辞的劝阻，多次在朝堂上当众杖责官员。

宋代文官士大夫待遇之厚，几为历代之冠。“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文官们待遇优厚，生活潇洒，在朝廷上意气风发，自然没有廷杖之事发生。金元以降，风气又为之一变。金元为塞北王朝，少数民族政权的主奴习俗被带入朝堂。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朝廷内外大臣被视作奴仆，说打就打，说杀就杀，君臣关系开始变为主奴关系。这种治国理念不能说没有影响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于是就有了廷杖最为严重的时期——明代。

廷杖在整个明代实施的频率和次数是由少变多，到达一个高峰后，又由多变少的。明朝从洪武到弘光十七帝，只有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弘治、泰昌、弘光等七帝在位期间没有对大臣实施过廷杖。总体来看，可以将廷杖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洪武到景泰年间，廷杖总体趋势是由少变多，相比来说，在整个明朝算是低潮期。洪武八年（1375年），刑部主事茹太素陈时务，上万言书，言语之间多有忤旨，明太祖朱元璋怒，召茹太素当面责备，并杖责于朝。这也是明代记载的第一次廷杖事件。洪武十三年（1380年），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因罪大恶极，被明太祖下令当廷鞭打至死。第二年，工部尚书薛祥因亲属犯罪受到牵连，被廷杖而死。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在工部尚书王肃坐法当笞时说过：“六卿贵重，不宜以细故辱。”随着明朝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吏治贪腐、开国功臣不法之举渐渐增多、文武官员沿袭前元故习……这些都成为阻碍大明王朝健康发展的社会问题。出身民间的开国雄主朱元璋为了保朱家江山之长久稳定，只好以重典治国为圭臬。严以治官吏，成为朱元璋的治国思想，廷杖恰在此时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但洪武朝廷杖的实施只是偶尔为之，并未成为常态。明太祖的这种重典治国的思想跟洪武祖制一起，成为后世皇帝治国的不二法门，这也是廷杖得以延续的一个原因所在。建文到宣德四朝，多种因素导致廷杖并未见诸史册。直到正统朝，因为权宦王振的掌权，文官集团和皇权时有冲突，这时候廷杖渐渐开始增多。景泰朝，大臣对易储事件的诤谏，引发了一系列廷杖事件。天顺朝，复辟的明英宗出于树立权威的目的也有过几次廷杖事件。第一个阶段，廷杖并未成为明朝皇帝惩戒大臣的常态。

第二个时期从明宪宗成化朝到明世宗嘉靖朝，廷杖次数逐渐变多，直到整个明朝的高峰。成化一朝，史载廷杖大臣达十余次之多，原因有时政谏言、谏阻传奉官、谏阻崇信僧道和专宠万贵妃等。这一时期廷杖事件增多，与后世不同的是，此时并未出现大臣被杖毙的事件。廷杖之目的是当众羞辱并惩戒大臣，受杖之时，大臣可以穿上厚厚的棉服或者用毯子保护臀部，一般刑后休息三到五个月即可痊愈，因此并无死亡事件发生。继位的弘治皇帝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都难得的宽仁之君，所以他在位期间，并无廷杖发生。正德年间成为明史上廷杖事件的第一个高峰期，大致原因一是群臣谏阻南巡，二是正德皇帝支持的太监刘瑾与文官集团的冲突。脱衣受杖成为增加廷杖伤亡率的原因。没有了厚毯子和棉服的保护，被廷杖的官员能否存活就看自身的体质了。刘瑾擅权背后是明武宗整饬吏治、振兴帝国的雄心，作为皇权的代理人，刘瑾革新的措施中多有损害官僚集团利益之处。廷杖作为直接的人身惩戒，有利有弊，在惩处一部分确实存在不法之举的官员的同时，刘瑾为了私人恩怨也打击了一些正直官员，而廷杖的大规模实施，无疑加重了明代的君臣冲突。正德皇帝和刘瑾也因此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继位的嘉靖皇帝更是创造了明代廷杖的纪录，左顺门“争大礼”事件一次性杖毙17名官员，他在位45年间，明代的廷杖到达一个最高峰，谏阻炼丹、弹劾严嵩等一系列事件使得整个嘉靖朝廷杖不断，嘉靖帝“严以治吏、宽以待民”的治国理念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第三个时期从明穆宗隆庆帝到明安宗弘光帝，廷杖次数逐渐变少。隆庆六年间，廷杖次数相比于嘉靖一朝，不啻天渊。万历年间，影响最大的廷杖事件是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其他则因立储和言官谏言事件偶有廷杖之举。一月天子泰昌帝在位时间短，并无廷杖之事。天启年间，因为魏忠贤有皇权的支持，与东林党为敌，酿成了多次廷杖事件。崇祯帝期间廷杖只是偶然存在。到了弘光时，祁彪佳上疏言廷杖、诏狱和辑事之弊，大学士姜曰广鼎力赞成，此事朝廷却并未允准。但是终弘光一朝，也没有发生过廷杖之事。

廷杖的地点一般在北京午门之外，有明一代，大概在午门廷杖官员500余次。成化朝有过在文华殿实施廷杖的记载，南京在成化和正德两朝有过两次廷杖御史的事件。廷杖虽然没有被列入《大明律》明文律令，但也有一套程序。廷杖由皇帝下令，司礼监出帖并加盖印信，刑科给事中签批，厂卫人员负责抓人，锦衣卫执行廷杖。执行廷杖是个技术活。那些行刑者需要经过严格训练：他们先捆扎两个草人，一个中间填砖块，一个用纸张包裹，然后给它们穿上衣服，再用大棍开打。打在包着砖的草人上面，看起来非常轻巧，可是打开草人的衣服一看，里面的砖石却已经碎了；打在纸包裹的草人上面，看起来很重，但是纸张却丝毫无损。只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才能当选廷杖的行刑者。廷杖之时，一般由锦衣卫官和司礼监太监一起监刑。行刑的轻重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眼色和暗号，如果监刑官脚尖张开，其意即为“用心打”，受刑者并无性命之虞；如果监刑官脚尖闭合，意为“着实打”，则受刑者必死无疑。廷杖之前，先要宣读皇帝诏书，然后由一人用麻布兜把受刑者从肩脊之下绑住，使其动弹不得；另有一人绑住受刑者双脚，向着四方牵拽。受刑者的臀部和大腿露在外面，头和脸都跟地皮“亲密接触”，尘垢塞满了口。崇祯时候，姜埰受到杖责，头和脸着地，实刑之杖几次被打折，最后他昏迷不醒。在万历朝夺情事件中，受到杖责的吴中行被医生剜去腐烂的肉几十块，大的如手掌般大小，整个大腿上的肉几乎被剜空，才侥幸保得性命。(www.xing528.com)

明代廷杖制度对整个明代政治影响深远，它反映了明代君臣关系的激烈冲突。各次廷杖原因不同，除去皇帝为了强行实现自身意志之外，意气之争也是导致君臣关系冲突的重要原因，在这方面，大臣们也要负相当一部分责任。很多官员饱读诗书，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却拘泥于教条礼法，并不懂得灵活变通。例如明代最大规模的一次群体性廷杖事件——左顺门“争大礼”，以杨廷和为首的“护礼派”，不顾父子人情，极力主张朱厚熜不认生父，而要称从未谋面的伯父明孝宗为皇父，改称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而另一派以张璁、桂萼为首，顺应天理人情，主张以朱厚熜生父为皇父，并上兴献王帝号。两派互不相让，争斗了3年，直到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九卿、翰林、给事中、御史、诸司郎官等220多名官员跪伏左顺门，一致要求嘉靖皇帝改变旨意，称明孝宗为皇考，自身生父为皇伯考。众多官员集体造势，给皇帝施加压力。其间，嘉靖听到殿外哭声大作，便派太监好言劝阻群臣回去，但是群臣却不听从，以杨慎为首的众人甚至“撼门大哭”。嘉靖震怒，命令锦衣卫逮捕了为首的8名官员，其他官员仍然不肯罢休，冲到殿门外擂门大哭，声震宫阙。忍无可忍的嘉靖下令对134名官员廷杖，一片哀号声中，17名官员因伤重不治而亡。在礼法之争的背后，那些表面上固执于礼法、不近人情的“护礼派”官员，他们的真实目的其实是迫使皇帝顺从他们，纳入文官们为其设定好的治国轨道，乖乖地做一个“垂拱而治”的“好好皇帝”。出身藩王的小皇帝并不那么容易就范，为了牢牢掌握权力，才有了这一次左顺门廷杖事件。

至于万历朝首辅张居正的夺情事件，更是一场无谓的意气之争。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主持的改革事业已经进入关键期，在此关键时刻，因为其父亲去世，按照传统礼法，他要回家守制3年。但是此刻如果他离去，改革大业就有可能中断，因此万历皇帝下旨夺情。群臣对张居正之权势早已不满，于是以此为契机，上疏弹劾其不孝、贪恋权位，甚至攻击其为禽兽。万历皇帝不得不下旨，廷杖为首的4名官员。这次事件中，文官们坚持的原则其实更多的是墨守成规或者说是党派之争。而景泰皇帝痛失独子不到半年，吏部郎中张纶就上疏请求更换太子，这对心情糟糕透顶的景泰帝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盛怒之下，皇帝下令廷杖也是可以理解了。

嘉靖朝的君子杨继盛，被廷杖也有可议之处。杨继盛在庚戌之变后，朝廷军政处于低谷，需要休养生息之际，极力上疏反对马市这一权宜之计，后来上疏写了内阁首辅严嵩十大罪过，要求皇帝诛杀奸臣，最终惹怒皇帝，被廷杖，乃至处死。虽是道德的模范，但不能取得政治的实效。

明代的言官是把双刃剑，风闻言事制度使得他们无所顾忌，大事小情，他们无所不管，甚至皇帝的宫闱隐私也难以逃脱。万历朝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疏说皇帝有酒色财气四大病，这多是捕风捉影之言。委屈的万历皇帝找来内阁大学士诉苦，却也不能对其严惩，生怕弄巧成拙，导致天下人以为雒于仁所言为实，反而成就了他的诤谏之名。最后万厉皇帝只好将其罢职为民了事。从此，万历在跟群臣相处过程中学会了应对，他看穿了多数言官上奏都是指摘细故。为了博取名声，对他们的套路，万历学会了置之不理，也就有了后世的万历怠政。

明代廷杖虽然酷烈，但是文官们却如飞蛾扑火，奋不顾身，一次次投入跟皇帝的博弈之中。其中，有真心为国者，也有为博取名声者。青史留名的诱惑是不可阻挡的，于是众多的文官们对于皇帝宠幸哪个妃子，甚至冷落了皇后这样的隐私之事也要过问，脾气再好的皇帝恐怕也难以忍受了。

总之，明代的廷杖很多是因为文官们意气之争，激怒了皇帝，也有皇帝自身为了打破束缚，实现意志的事例，简单将其归结为帝王暴政恐怕不是实事求是的解读。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一制度确实也在某种程度上摧残了文官士大夫的尊严，加剧了君臣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引发一系列政治问题的根源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