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峰县革命老区的土地革命运动和建设状况

土地革命运动　1929年上半年部分地方进行过土地分配，全面、普遍的土地分配则在1930年5月第二次县党代会和苏维埃代表会后。县委办干部训练班，编印小册子，各区、乡苏维埃成立土地委员会（乡委员会下设贫农团），具体领导土地革命。城关区进行得最早，从1930年10月开始，其他区相继展开，至1931年4月，全县基本结束。

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步骤大体上是按照1929年12月鄂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930年10月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和湘鄂西特委有关土地革命问题的决议执行的。鹤峰苏区在土地革命运动中，一般划分为四个阶级成分：一、无产阶级（或称雇农、赤农）；二、半自耕农（或称贫农、下中农）；三、自耕农（或称中农）；四、土豪劣绅。土豪指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劳而获；劣绅是地主中间的当权派，不仅占有大量土地、不劳而获，而且当官。

在土地革命中，首先满足贫雇农的需要。如太平区赤贫吴海清，8口人分得水田15担，旱地30担（以产量代面积）。对半自耕农也分给一部分。对自耕农，不动他们的土地。对于未逃跑的土豪劣绅及其家属，也分给一分孬田。商人和做手艺的人不分田。鹤峰苏区没有明显划分富农成分，不过对于所谓“殷实户”和“余田户”出租的土地仍然分配了。燕子区罗有德家2口人，有土地200多担，请3个人耕种。运动中将他多余的100担土地分给了别人。

红三军布告

凡是穷人所欠土豪劣绅的债务一律取消。农民之间的债务，按还息的年数，还本一部分或全部。如留驾农民张典吾借向国林一串钱，原息每年苞谷一斗，已付3年息，本利都不还了。

分田之前，以乡为单位，召开“无产阶级”会，讲明政策，启发觉悟。接着，贫农团、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一齐发动，大张旗鼓地宣传土地革命的道理。分配土地以乡为单位进行。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由乡土地委员会和雇贫组长定出阶级成分，然后丈量田土、登记、造册，烧田契，插地标，按人口就地分配到户。以屋就田，肥瘦搭配，单身汉适当多分，乡苏维埃可留有少量机动田土。对不法土豪、拒绝交出土地的，坚决镇压。

土地革命纪律十分严明，各级苏维埃经常检查，对于不执行政策的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一经察觉，坚决予以处理。1932年2月—4月份，城关、太平等区复查土地政策执行情况时作了一些调整。

土地分配结束，各区乡召开庆祝会。燕子坪数千人的大会，群众冒着风雪从方圆几十里赶来。龙灯、狮子、采莲船等各种传统民间游艺搬上街头，还演了打土豪的“文明戏”。土改后第一年全县粮食获得大丰收，农民有吃有穿有余粮，多数农户还杀了年猪。农民群众政治觉悟大提高，踊跃参加保苏扩红。城关区各乡赤卫队从100多人猛增到500多人。

1933年3月—6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恢复的苏维埃地区实行第二次土地分配。对1932年秋苏区沦陷后，进行反攻倒算的土豪劣绅给予严厉打击和镇压。第二次土地分配中，完全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把土豪劣绅赶出苏区之外”的“左”倾政策。中央分局于4月8月—10日在麻水的黑山庙召开湘鄂边区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重点布置土地分配，5月基本结束。分局书记夏曦在建始县的乍京坪召开大会，检阅湘鄂边苏区“消灭地主阶级”的革命成果。

党及群团组织建设　中共鹤峰县委于1929年2月成立，历任县委书记：陈协平、郭天明、伍伯显、陈培荫。全县11个区，城关、太平、邬阳、燕子、留驾5个区建立区委会，茅坪、梅坪、麻水、五里、走马和鹤建巴五特别区建立党支部，25个乡有党的基层组织，共有党员500多人。

1930—1931年，是鹤峰苏区发展巩固时期。湘鄂边特委召开会议研究布置党的发展工作。各区委（或支部）陆续召开会议。党员的条件是：1.成分好，以雇农为主，其次是半自耕农与自耕农；2.历史清楚，与土豪劣绅无联系；3.对党忠诚，对敌斗争坚决，革命到底，至死不变；4.能吃苦，肯干，作风好。

对于发展对象，要个别考查、教育；由组织派专人个别谈话，有的还要送到有关部门学习。经过考查教育，对具备条件的，由本人申请，一至二个党员介绍，经小组讨论和支部大会通过，报上级党组织批准后举行入党宣誓。誓词是：“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牺牲个人，永不叛党。”入党后，发有红缎子制作的党证，每月交纳党费，多少不限。

党组织生活很严密，支部大会每月一次，小组会3至5天一次。主要内容是：1.检查党纪的执行，看是否有泄密、贪污和不正当男女关系；2.研究布置工作，讨论敌情和打土豪问题；3.研究发展党员；4.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5.进行党的知识和国际国内形势教育。

当时党的组织是秘密的，要求党员有固定的职业作掩护，不脱离生产，为的是可以“站在黑处，好望亮处”。每个党员都要严守秘密，即使自己的父母、妻子都不能知道。党的会议也是秘密举行的，开会一般以“上学”“上课”为代用语。遇到不相识的同志，便用暗语，如问他上过学没？对方答上大学就是入党，答上小学就是入团……每种暗号不长时间使用，根据形势变换。

党员违反纪律要给予处分，有劝告、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凡脱离组织3个星期以上算自动脱党。

1932年6月，苏区丧失、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1933年1月，红三军进入湘鄂边，原红九师政委陈培荫被任命为鹤峰县委书记兼湘鄂边第一游击大队政委，对党员进行过“改组派”的“审查”“登记”，没有恢复基层党组织。

1930年上半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鹤峰县委员会成立，团县委第一任书记蹇先为，后有李治军、李少栋等担任这一职务。到1931年上半年，除走马坪、梅坪、鹤建巴五特区建立团支部外，其他8个区均建立团区委会，发展团员600多人。

入团条件：16岁—25岁，成分好，历史清楚，与土豪劣绅无联系；思想好，对党忠诚，肯牺牲个人利益；工作积极肯干，吃苦耐劳、对敌斗争坚决。入团须由本人提出申请，1—2个团员介绍，经小组讨论，支部大会通过，报上级团组织批准后宣誓。誓词是：“我诚心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团体，接受批评，遵守纪律，严守秘密，牺牲个人，革命到底。”入团后，定期过组织生活，汇报自己的思想。团员犯错误或违反团纪，按情节给予劝告、警告、留团察看、开除团籍之处分。

鹤峰县第一次团代会于1931年5月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近百人。会上明确提出教育青年是团的中心任务，团组织要做好党的助手，动员广大青年，保卫苏区，建设苏区。共青团湘鄂边特委1931年8月15日给湘鄂西省委的报告中多处表扬共青团鹤峰县委的工作。

鹤峰县少年先锋队总队于1931年3月成立，总队长谭绍南，总队部设在城关西街徐家，挂有三尺六寸见方的红旗一面，旗帜的中间是镰刀斧头，旗上角是五角星，旗杆套白布上写着“鹤峰县少年先锋队总队部”。全县大部分乡建立了少先队组织，吸收15岁上下的青少年参加，编成大队、中队和小队。少先队的主要任务是协助赤卫队、游击队站岗放哨，盘查可疑行人。1930年上半年，鹤峰县儿童团总团成立。先后担任总团长的有杨遂元、康集堂、李庆成等人。区、乡也相应建立儿童团。

儿童团的主要活动是打菩萨（谓“哑巴劣绅”）、剪辫子、禁大烟、抓赌徒、站岗放哨、盘查可疑的人。1931年，平山乡团支部办儿童训练班，一期训练儿童团员50多人，内容是讲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及站岗放哨、基本枪法、步法等军事常识。

贫农团是农村中起骨干作用的农民群众组织，以贫、雇农为主，也吸收中农参加。县、区、乡建政初期，叫农协会，代行政府职权；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乡以下组成贫农团，一乡一团，以自然村成立贫农小组。贫农团的主要任务是协助苏维埃政府进行土地革命，分配豪绅、地主的财物、土地；取消高利贷剥削，执行土地法令，保护贫、雇农和团结中农，是乡村苏维埃政权的一个重要社会支柱。

1930年上半年县妇女协会成立，徐正成、徐正品先后任主席。区、乡妇女协会也相继建立。1931年2月，召开全县妇女代表大会。到会代表70多人，讨论妇女解放，禁止蓄婢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虐待妇女，反对封建礼教等。妇女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党的中心开展活动，组织广大妇女支援红军，成立洗衣队、做鞋队、慰问队，护理伤病员；动员妇女送亲人参加红军；组织妇女开展宣传活动，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兼做放哨、侦察等工作。县妇协在城关办妇女夜校，蹇先任（红四军秘书）等到夜校上课、教歌，经常参加学习的有30多人。宣传妇女解放，最受欢迎的是唱歌，当时流行的有《放脚歌》《劝郎歌》《欢送亲人当红军》等。

1930年4月，城关区成立工会。不久改名鹤峰县总工会，工会设主席一人，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田永宽、向友植先后任工会主席。工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工人参加革命斗争，修造兵器，为军队缝制被服，协助游击队打土豪，押解犯人，组织工人学习、唱歌、做宣传。

1930年上半年，县城成立商会，会长袁建章。参加商会的是中小商人。主要任务是组织商人学习政策，解除思想顾虑。对确有困难的小商人加以适当扶持。

苏维埃政权建设　鹤峰县苏维埃政权于1929年1月建立。历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天锡（1929）、易发琛（1929）、汪毅夫（1930）、郭天明（1930）、伍伯显（1931—1932）、张玉和（1933）、江君云（1933）、哈太成（1933）。副主席有徐锡如、陈协平、杨英、周其、唐树勋、谭道见、刘维山等人。

11个区中一区（城关）、二区（太平）、三区（燕子）、四区（留驾）、五区（邬阳）、六区（茅坪）、八区（麻水）、十区（走马）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九区（五里）、七区（堰垭）、十一区（鹤建巴五特别区）建立了农协会。103个乡中，到1931年上半年，有97个乡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含鹤建巴五特别区）。

县、区、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前先成立农协会，农协会既是以雇农贫农为主体的群众组织，也是苏维埃政权的代行机关。

苏维埃政权是工农民主政府，县、区、乡政权的领导人由群众大会选举产生。县苏维埃设主席1人，副主席2至4人，正副主席组成主席团，有秘书组，下设肃反、土地、军事、粮贸、组织、宣传、文教等委员会。每个委员会有委员3—5人。区、乡苏维埃均设主席1人，副主席1至2人，配有秘书1人以及土地、肃反、军事、财粮、组织、宣传、文教等委员。县、区、乡苏维埃每半年或一年选举1次，可连选连任。凡苏区人民，年满18岁以上的，不分男女，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各级苏维埃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各项重大政策、措施，首先在党内讨论、作出决议，然后由苏维埃政府宣布执行。(www.xing528.com)

县苏维埃政府前后召开过三次代表大会。分别于1929年5月、1930年5月、1931年3月召开。区、乡苏维埃政府政权建设，一般是由上到下，逐级建立，也有因情况特殊，由湘鄂西前委直接安排建立的。

1932年6月，苏区丧失，苏维埃干部有的随独立团转移，有的逃亡他乡，有的转入地下秘密活动。1933年1月，县苏维埃恢复，原县、区苏维埃主要干部多被打成“改组派”。湘鄂西中央分局又从红三军中抽调干部到区苏维埃开展工作。至1933年3月，全县有城关、太平、燕子、留驾、邬阳、茅坪、麻水等7个区苏维埃，46个乡苏维埃恢复。1933年7月后停止活动。

地方武装建设　地方工农武装，如独立团及县、区、乡各级游击队、赤卫队，是全县苏维埃政权筹建和建立过程中，为对付敌人“围剿”，适应游击战争与扩大红军的需要发展起来的。

湘鄂边独立团是湘鄂边地方武装的骨干力量。开始称鹤峰独立团，又称红四军第三游击司令部，成立于1930年3月。1931年1月，贺炳南被撤职，独立团番号取消，部队编入红二军团。3月，红二军团前委决定将红四师之一部编为教导一师，留守湘鄂边。4月，湘鄂边分特委决定，将教导一师改编为湘鄂边独立团。1932年9月，湘鄂边独立团被迫撤出湘鄂边区，在江陵编入湘鄂西独立师。

湘鄂边第一游击支队（又称红色游击纵队、梯队），活动在桑鹤宣建边界；湘鄂边第二游击支队（由长阳五峰等县游击大队改编）活动在长五鹤三县边界。

鹤峰县游击大队于1929年2月成立，以后易名为县农民警卫团、县赤卫大队、湘鄂边红色警卫第十一大队、湘鄂边第一游击大队等。其领导有姚伯超、吴琛、邱本仁、陈奇谟、杨万柳、李香甫、范辉国等人。全县先后建立五个游击大队：第一游击大队大队长姚伯超、田玉山，300多人，90多条枪，活动在东乡坪、燕子坪一带；第二游击大队大队长田集堂，200多人，90多条枪，活动在桑鹤边界；第三游击大队大队长李斐然，50多人，30多条枪，活动在茅坪、麻水一带；第四游击大队大队长徐焕然，200多人，100多条枪，活动在太平镇一带；第五游击大队大队长范辉九，200多人，100多条枪，活动在城关新庄一带。

11个区都建立了游击队（又称游击大队、先锋队），一般50人左右；乡地方武装，称赤卫队，30—50人。赤卫队战时当兵，平时务农，负责本地治安，有时协助红军和游击队作战。乡里还有少先队，30—50人。这样，除独立团，仅县、区游击队就有1500人左右，600多条枪，还有非常规武装3600多人。

1930年春，围绕鹤峰苏区建立了3个边防司令部：以金果坪为中心的巴建鹤边防司令部；以椿木营为中心的恩宣鹤边防司令部；以堰垭为中心的桑慈鹤边防司令部。边防司令部对加强根据地的保卫，特别在几次反“围剿”斗争中，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因形势发展应运而生的，还有走马坪“青年队”。1930年6月1日，所坪、白果坪青年农民谢成禹、刘志都、朱佑生、张纯成、潘伦华等人自发组织，打出“青年队”的旗号，倡言与土豪劣绅为敌。第二天，队伍发展到50多人。他们推举谢成禹为代表，到走马坪找独立团长贺炳南接头。贺承认并命名为“湘鄂边联防司令部青年大队”，任命谢成禹、刘志都、张纯成为大队长、副大队长和秘书。谢将大队部设在白果坪，迅速发展到140多人，并分了土豪龚思成、向九武的800元光洋和两头肥猪。不久，青年大队移驻走马坪，参加歼灭刘家瑞部的战斗。后又奉调参加麻水保卫战和战场坝阻击战。在激烈、残酷的战争岁月里，这支队伍逐渐成长为战斗力很强的地方武装。

经济建设　1931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000万斤，比1930年增长两成。

特委和五县联县政府1931年春发布《号召春荒斗争宣言》；联县政府在白果坪设立“石鹤运粮办事处”，负责粮食购买、调运。

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后，县、区、乡苏维埃干部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有些乡组织转工或换工小组。

苏维埃政府统一税收，税率为总产量的10%，而且粮食不满一石（担），茶油、桐油不满10斤的免予征税。一切杂税概予取消。

1931至1933年，红岩河铁厂有180多名员工，年产生铁40余吨。铸造多种型号的生锅、三脚等生活用品1700多件；制造小型铁质农具8000多件；给枪炮局提供制造土枪、土炮的生铁。黑湾铁厂、黄连台铁厂、青猴城锅厂、江坪河锅厂也相继开工生产。

对工商业执行“保护小商小贩，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的政策。如开馆子、开栈房、卖盐卖糖的一律免税。没有本钱，政府贷款。对红茶商人加以保护。留驾司胡裕大茶号、五里坪和县城的茶号等，正常营业，并保证红茶外运的安全。实行这种政策，打开了苏区和白区商品交流渠道。苏区外运红茶，又从白区运进食盐、布匹、针线、食糖、电池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同时，还通过一些同情革命的商人，秘密运进苏区十分缺乏的医药品和武器弹药等，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

1931年春，鹤峰设立农民银行，发行苏维埃政府货币。票额有五角、一元、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5种，与市场上的银圆、铜币同时流通。1933年3月，农民银行改名为鹤峰县苏维埃银行。

县、区都办了供销合作社，经营盐、布、糖、油、电池、火柴、针线等。

苏维埃政府的财政开支非常节俭，税收主要供给军队。军队官兵平等，待遇一样。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工资，只有伙食费，有时可以分点伙食尾子。

文教宣传　1929年春，贺龙从沙塔坪请来教师，筹办仓坪第一所小学。1933年，贺龙得知这个小学在敌人“围剿”中停办，又从红军中抽调杨得品留下办学，直到苏区沦陷，红军最后撤离湘鄂边时，杨得品才随红军转移。1929年冬天，鹤峰十字街发生火灾，洪墨林办学的房子被烧。贺龙指示一区特派员李子玉妥善安排，区政府迁移木房三扇归洪所有，并发放救济款，资助学校复课。贺英游击队还办了游击队学校。许多苏区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如谢文甫、唐成斋、廖汉生、徐锡如、陈年振等都为苏区教育事业发展付出过心血。苏维埃之前，全县仅福田寺、千斤坪、燕子坪、留驾司及走马坪5所小学，学生300余人，包括私塾共69所，学生1540人，无中学。1929年2月，第五区第六乡“学事委员”罗知军首先办起了茶园坡苏维埃小学。8月第五区苏维埃政府召开教育会议，县委委员周其主持，6个乡的苏维埃主席、副主席及学事委员、教师参加，专门研究部署苏维埃小学的创办和发展。

1930年5月，第二次党代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小学发展到152所，学生总数达3310人。同时，红军主力部队中也办起了“学生队”“童子团”学校；在地方红军和游击武装中办起“子弟识字学校”、妇女夜校、农会夜校、青年识字夜校等。学校普遍建立先锋队、儿童团，紧密配合苏区政治、军事及土地革命，寓文化知识学习于政治鼓动、文娱体育、团体活动之中。

教育经费，除由县、区、乡三级政府筹措外，群众亦负担一部分。一般县、区两级苏维埃小学教师工资全由政府发给，每人月薪20—25串，乡办小学月薪15串左右，政府发10串，不足部分由家长负担，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则减免学费。苏区运不进来课本，便把县里编的《苏维埃政府宣传提纲》作教材；还有选用政策法令中的单词作为教材，同时允许以古文作为识字教材。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国际歌》《工农歌》《儿童团歌》《妇女解放歌》及其他红军歌曲广泛流行。鹤峰大山中亘古未见的话剧、活报剧等使苏区群众耳目一新。妇女首次登上舞台演出，挑战封建礼教。

传统的民族民间文艺形式大量用来填写宣传革命的新词。《先打大户后打官》中唱道：“先打大户后打官，我和穷人是一边！”太平的花鼓灯词《死命跟红军》，讲述一个农民被抓兵后，又参加红军的故事：“睡到半夜深，外头喊开门，妈妈听到心里惊，必是抽壮丁。……走到走马坪，遇到贺龙军，发我三块银大洋，叫我转回程。我硬是不转身，死命跟红军，反正回家受欺凌，不如闹革命。”邬阳地区的《铁壳大队真威风》颂扬陈年振大道会“神兵”：“铁壳（特科）大队真威风，好像山上一群虎，跟着贺龙闯天下，打得恶霸直叫苦。”

《贺军长领我们闹翻身》中唱：“铁树开花叶子青，红军打下鹤峰城……拿起刀枪干革命，军长领我们闹翻身。”

反映妇女革命的民歌小调数十种，如《放脚歌》《送郎当红军》《望郎歌》等，家喻户晓，脍炙人口。

书写、张贴标语，是苏区宣传的重要形式。标语的内容由特委、县委宣传部拟定。还有挂旗、画漫画、开演讲会、办壁报等。

红军后勤机构　有麻柳溪枪炮局、平山枪炮局、王家湾枪炮局、邬阳关枪炮局、麻水枪炮局。

鹤峰县苏维埃被服厂、红岩坪被服厂、五里坪被服厂、红三军被服厂。

湘鄂边军医院、红二军团医院、联县政府医院、石门县游击大队后方医院、红三军军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