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让宁波老墙门重焕生气

“杂院”式老墙门，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相对平静的50年代和贫乏动乱的60年代之后，这就到了寂宽的七十年代。这时候，对极“左”政治的热情已经褪去了时代的痕迹，该“上山下乡”和当兵入伍的青年人也已经找到了各自的归宿。还住在老墙门里的年轻人，大体上只有两种人：一是按政策可以不再“上山下乡”的“待业青年”，他们属于“老三届”、“新三届”和“小三届”初、高中毕业生中“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部队、面向工矿”中的最后一种状况者；二是下乡和“支边”倒流回来的“社会闲散人员”。前一种人大多在等待，后一种人大多在梦想。

等待和梦想的结果都是精神上的焦虑，看上去却成天无所事事。他们大多漫不经心地处世，心灵却十分寂寞：不在寂寞中沉沦，就在寂寞中奋发，这是基本的取向。

于是老墙门中第一批有为的青年开始走上了自学成才的道路、率先者开拓了艺术的领域。富有天才而无聊的年轻人开始悄悄地学起了油画、国画和书法，那些“雌狗雄狗”地拉着二胡的人，其实内心里也充满了某种莫名的期望。吉他不但让年轻的心灵体验了音乐，同时也让人联想到异国的生活情趣，而对古典音乐抱有兴趣的青年则学习比二胡更有难度的提琴，或者训练自己驾驭铜管乐器的能力。也许他们的手边有一本《开塞练习曲》作为指导，或者就直接模仿样板戏如《红色娘子军》之类的华彩独奏，总之凭着天赋与勤奋加上到处拜访业师，使许多人俨然有成才的希望。

老唱机

如歌的手风琴让一部分人着了迷，它的更大好处是像一门手艺，学成后的出路是可以到工厂或者其他单位的文艺宣传队当一个伴奏的乐师，这些人中，有些成为了宁波文艺复苏后的第一批骨干，或者在“样板戏”的排演中成为派得上用场的人才。

有个小小的幽默针对着“文革”中令人厌烦的“路线斗争”。“逍遥派”的人群中出现了一批自称搞“线路斗争”的人，男的琢磨着“线路图”专攻无线电，女的则致力于毛线的各种编织方法。老墙门里的年轻人不像农村青年急需通过田作来养家糊口，他们在耐心地等待政府的分配中还是有条件来开展这些令人感兴趣的“线路斗争”。其实自从无线电技术传入宁波后，业余的无线电爱好者从来都大有人在。上世纪50年代，从矿石收音机向电子管收音机的发展成为中学生的一大爱好。上世纪60年代初晶体管引入，半导体收音机从二极管代替矿石，到再生式推挽功放机再到超外差晶体管收音机，那些形形色色的线路图，都深深地打动着青年人的心。只是到了寂寞的上世纪70年代，一大批对于晶体管技术的业余爱好者更应运而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技术队伍。简单的集成块也出现在“高保真”大功率的旗帜下，形成了宁波第一批“发烧友”。“音箱”这一名词，一时成为一种时尚。老墙门里，自制的电唱机通过自制的扩大机拖动着土法上马的音箱，使宁波狭窄的密纹唱片供货渠道一时供不应求，大有洛阳纸贵的意味。试想一下，在老墙门那传统的房间里听着自制的电声，想象着更为现代化的生活情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满足？当充沛的低音轰鸣着老房子那潮湿的空气，让纸糊的平顶在声波的共鸣中籁籁作响，看到对面的邻居从门缝中投过企慕的目光，那时候，一种得意的内心感受曾让多少人陶然不知肉香，仿佛老墙门的生活也已经走进了当代物质生活的主旋律。先觉者开始了直放式的黑白电视机的试装。那时候，你可能听到交谈中的青年人中突然迸出的闻汇往往就是“高压泵”、“偏转线圈”或者“铁氧淦”，要么就是“四氯化碳”和“印刷电路”。城市景观在悄悄改变的鲜明例子是，老墙门的上空第一次越来越多地扯起了自制的电视天线。从鱼骨式的到两个叉的，都用一根竹竿高高地当空挑起。麻烦就在于天线是要对角度的，只有对准了发射台，信号才好，图像才清楚。

唱片

最早期的“鱼骨”电视

这样，一根新装的天线必得有人好几次爬上屋顶去费力地调试方向，结果把瓦片踩得满天狼籍，这就暴露了老房子与新设施的矛盾。老房子毕竟不可能想到如何为新设施留出可资发展的余地，有人把那根竹竿延氏到屋内，这就可以在下面转动方向，这样天线调试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一到雨天，雨水就顺着竹竿哗哗地淌下来，漏洞永远也补不好。总之，直到有线电视普及，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其实宁波的电视进入老墙门，那要到老墙门时代拉近尾声的时候。《排球女将》和“晴空霹雳”，《姿三四郎》和《血疑》大岛茂，《射雕英雄传》和郭靖、杨康、东邪西毒，《再向虎山行》和引发实业公司的福寿螺……这一切，将永远烙刻在经历了那个年代老墙门杂居生活的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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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志青年，寂宽的上世纪70年代让更多人空守着寂寞的老墙门，真有些百无聊赖。

老电影开放了。就像打开了一道闸门，让情感与审美的流水哗啦啦地流入久旱龟裂的心地，这无疑给老墙门的生活带来了无可比拟的冲激，这是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双重冲激。那时候，民光和人民两家电影院远远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天然舞台、兰江剧院、宁波剧院、民乐剧场、人民大会堂这些演戏的场所都辟为电影院，但还不够，就干脆连解放南路的党校会堂、拖拉机厂的“宁拖会堂”和人丰布厂会场都开辟为电影放映点，《宁波大众》报上每天都有排片计划。电影院里，《红楼梦》放到了深夜两点钟，门口依旧人流如潮；印度电影《流浪者》把当时青年人还带着羞涩而难于启口的“爱情”主题一下捅破了纸糊的窗扉，大街小巷各处都能听到“到处流浪，啊——到处流浪”那哼哼唧唧的歌声。《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之后又是南斯拉夫的《桥》，于是一天到晚都能听到“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www.xing528.com)

电影《庐山恋》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两大积极的影响。一是女主人公披着归国华侨的外衣频繁地更换着服饰行头，大大激发了当时穿着清一色灰蓝的中国姑娘们对服装美的重新认识；二是男主人公刻苦学习外语的行为，给长期处于封闭生活中的小伙子们以一种表达志气的形式，也就是说，那时候，凡是学习外语的都给人以有志青年的印象。

于是老墙门里又一批以外语为理想寄寓的年轻人突然找到了发展的空间。有线广播是老墙门内颇有现代公共意味的设施.当时也曾开设了广播外语学习的专门节目，许多人就这样开始咿哩呜噜地跟着学习外语了，但毕竟热情的多，成才的少。一百个学习ABCD的人，学到许国璋教材的时候大概还不到十个人，而真正学完这套教材的，大概就只剩下了一个人了。许多人这个月学英语，看看进展艰难，到下个月就去改学日语，他们的兴趣常常在于语种的变换上，如果还有学习西班牙语或者乌干达语的机会，他们也会继续抱有极大兴趣的。但是今天当我们回忆起那一段墙门故事的时候，许多人一定不会太在意于他们最终是不是真正成为了一个翻译家，而更珍重他们当初的那一股子热情，珍重他们当年伴随着外语学习的那段梦想。

电影的另一个作用是无形地带动了城市的时尚。据说当年在放映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时，上海有一位姑娘专门请理发师去反复看了八场，为的只是观看里面一个女角色米勒的时髦发型。这故事是不是真的我们暂且不去理会，但是它在宁波得以广泛流传，曲曲折折地表达了宁波姑娘们的同一种兴趣和向往。一种被称为“米勒头”的发型悄悄地在城市的一群时尚姑娘中风行起来，与此同时，凭文艺界的证明可以“因演出需要”开始到理发店里烫发，这无非只是提供了一个说法，因为不久后，女性的烫发立即风行城乡。老墙门里烫发的“漂亮阿姐”使许多老太太想到了自己的年轻时代，原来爱美之心本不分老幼的。当然时尚之风总像儿童游戏“老鹰叼小鸡”，总是一些人在前面奔而一些人在后面追，当大批烫发女性招摇过市的时候，那些时尚先锋们就养起了“长波浪”披发。据说这些人本来就是蓄谋已久的，她们在朴素时代里已经悄悄地养起了长辫子，一到可以风吹草动的时候，只要放散辫子，就是自然的长波浪，烫也不用烫。另一批时尚先锋则走向了短发的方向，她们勇敢地剪出了三刀式的“阿姨爷叔头”，与“长波浪”一起表现了当时城市姑娘青春的灵动。我们今天的目光，恐怕要更多地跳过她们具体的发型，而落到她们对于美的那一份敏感与热望上，正是她们.让这座城市较早地结束了千篇一律的“一刀齐”革命短发，让生活放射出艳丽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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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对于世俗生活来说，有一件革命性的大事情，那就是“的确良”化学纤维的应用。男青年率先摆脱了大白细布的本色，的确良衬衫的挺拔与耀眼，使人们不禁想到了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中那么潇洒而又不愿意跟着父亲吃臭鱼烂虾的儿子，而有色的化纤布更让年轻的姑娘们有了发挥想象的空间。很快，老墙门中年轻人的行头变成了“的卡”——也即是的确良卡其布的中山装加上风凉皮鞋和黑布阳伞。虽然中山装的样式还没有被彻底革命，但是挺括的“的卡”却使它具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觉。

一种精神的禁锢一旦放开，它的发展就会一发而不可收。

再其后的蛉蟆式“麦克”眼镜、喇叭裤、大花样的衬衫或者红衬衫，开创了追逐“流行”的生活方式，也因此产生了老墙门里第一代叛逆的群体；邓丽君在“小三洋”或者8080收录机里用女性真实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歌唱着，那声音令人想到十余年前一个评价性的词汇：靡靡之音。人们第一次领略了电子音乐和电子延时器的奇妙，那是随着郑绪岚那首《太阳岛上》一起传来的天籁，一种初听怪兮兮细听风情万种的乐声，直直地挠到了人们心底的痒痒处。

实际上，老墙门在“文革”初期又经历了一种居住权利的再分配，有更多的缺房户住进了老墙门。这实在是一次居住潜力的深刻发掘，原先作为“众家”通道的堂前，这时候也被改成了卧房，只在一边留出一个窄窄的通道；那些本来并不很大的天井，现在也搭建起独层的，小屋。随着下乡知识青年的大批回城，住房紧张到了极限。年轻人的个性化活动空间就不能不发展到大墙门口，一条方凳成了临时的茶几，几根小矮凳、一只热水瓶、两包上游香烟，这就摆开了男性的年轻人“打头开”的场面。“打头开”一度成为宁波城的流行语，它的意思大概就像北方的“龙门阵”或者“侃大山”。“打头开”作为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它的背后则是老墙门的“人口爆炸”——墙门空间真的不够容纳”头开”就打到了墙门外的弄堂街面。

不知什么时候，灵桥边马路旁的人行道后，赫然树起了一道“珍珠霜”广告，而说明这种化妆品奇妙之处的，正是一个巨大的画法朦胧而青春焕发的美人头，它传达的商业意识就是：“美即是功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宁波第一次对带着“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嫌疑的化妆品进行肆无忌惮的宣传，这让久居于老墙门的青年男女们怦然心动。广告的对面就是当时著名而商品匮乏的“二百”。商家第一次领略了广告对于促销的巨大魅力。一句新的带着复杂口吻的俗语出笼了：“吃吃咸齏汤，搽搽珍珠霜。”这不知是对爱美之心的赞许还是对死耍面子的揶揄，或者兼而有之。搽珍珠霜的第一批顾主，正是老墙门里那些梦想着时尚生活的城市姑娘。

一个小小的插曲则是，今天风行城乡的麻将，那时候已经在老墙门中那些极为秘密的内室里悄悄开始了。当时，搓麻将的人就像是地下工作者，几个心领神会的好友在夜色深沉之后突然悄悄地聚集到某一家，一个人进门后必隔一段时候才有第二个人进门，仿佛他们并没有事先的约定，碰到邻居都牵三拉四地“王顾左右而言他“。最后房门被悄然无声地关上了，电灯拉得低低的，桌子上铺了一月草席或者一条毛毯，以尽可能地消除骨牌发出的响声。为了尽量避开邻居的耳目，他们甚至一进入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的房间后就不再出来，邻居们也自然十分“识相”，大家装作不知，井水不犯河永。麻将朋友直到黎明时分才分道扬镳，各自悄悄溜进黎明前的黑暗之中。这时候，也许邻居会听到某一人家的房门“吱呀”一声，唾眼惺松的主人蹒跚地端着一只痰盂出来了，里面“漾几漾几”是满满的一罐小解。一夜的战斗到此结束，根据主人的脸色，即可知昨夜输赢如何。

这种对昔日老墙门那听起来乱哄哄的描述，正是宁波人在一个大时代到来前的热身，人们只把多余的情感与想象用于一些鸡毛蒜皮上，以表达他们对于自身存在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