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老墙门：三转一响到四十八只脚

.新的时代造就了新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在老墙门里最显著的反映，就在于“女儿嫁什么人”这类世俗的问题上。正如老话说的，“男怕人错行，女怕嫁错郎”。

上世纪50年代，老墙门里有一句顺口溜：“一车板、二车间、三机关、四黑板、五便桶担。”这句话得解释一下。“车板”是指军官的肩章，就像水车的刮水板。新中国成立初崇尚英雄主义，军人的地位特别高，收入也可观，战斗英雄更是青春少女的梦中情人；“车间”是指产业工人，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固定收入，在当时几乎就是“富贵双全”的形象，而且对于城里人来说，在一种“劳动光荣”的理念指引下，自食其力的工人成了响当当的职业；相比之下，机关干部反而不及工人，那时候机关干部的工资偏低，而且给人以整天讲大道理、缺少家庭情趣的印象，但毕竟是“人上人”的职业；“黑板”指的是教师，知识分子那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以及他们经常被当作政治“运动员”的遭遇，使社会对他们抱了贬义的成见，但是不管如何，他们总算有一份养家糊口的固定工资；最末名是挑“便桶担”的农民，便桶即是粪桶，他们排名殿后的原因就不必解释了。

我们并不评价这种社会价值取向的优劣，而是想透过这一现实的社会心态，来看看它存在的社会意义。这种“价值梯”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传统社会的“士工农商”或者“工农商学兵”翻了一个个儿，成了“兵工士学农”，而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商”的地位反而没有了。城市理应是商业的舞台，可是城里人恰恰排斥了商业的社会价值或者说商人这一职业的价值，这是值得深思的事情。事实上，这一排列是在政治高扬和物质匮乏年代的价值评判。这一评判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第一次被打破。那时候，“老墙门时代”也随着不久到来的城市改造走到了它的尾声。

还是让我们回到老墙门里来，看看当时人们物质追求的演变，而且正是这一演变，表现了老墙门对不断变革的时代和社会的艰难适应。

无线电（收音机）

铁车（缝幼机）

一个简称为“三转一响”的追求，在老墙门悄悄地变为时尚的梦想，那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事。所谓的“三转一响”，是指家庭耐用品中三件能转动的和一件能发声的物品。能转动的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而能发声的是收音机。我们不能用今天汽车、电视、手机和品牌成衣时代的目光来看待当年的“三转一响”，时代进步的步伐的确很快，但是历史的经历毕竟真实地存在过。

我们不妨算算当时一个普通青年职工的经济收支。一般说来，在一个城市里，工厂里的青工最普遍的是二级工，每月大概也就是二十七八元钱的收入，除去必要的生活费用，每月可能有所节余。这算家庭条件特别好，父母自己有工作不必赡养，也没有其他额外开支的情况，那样，他花十二三元钱用于吃饭，再有五六元钱的日用和零花，这在当时算是很逍遥自在的主儿。那么他每月可以节约七八元钱，一年大约可以节约一百元左右。这每年一百来元钱的节余，就是追求“三转一响”的现实基础。

说到当时的“三转一响”，倒有些品牌意味。比如自行车要求“永久”牌或者“凤凰”牌，最好是廿六寸的“跑车”，大约一百二三十元一辆。手表追求的是“上海”牌，最好是一百廿元的“全钢”，想省些钱，也可以买一百元一只的“半钢”。所谓“全钢”和“半钢”的区别，就是表壳是不是全部不锈钢制作，如果只在表的背面采用不锈钢，就是“半钢”了。缝纫机追求的是“蝴蝶”牌或者“蜜蜂”牌，大概也是一百一二十元一台。而收音机，当时追求的是“红灯牌电子管超外差“五灯机”，一百来元钱一台。

也就是说，一个“息息介”而又条件较好的青年职工，他如果想把这“三转一响”全都购置齐.需要五年左右的积蓄。从工作到结婚，有时候还积不到这样的五六百元钱，那就需要家庭的资助了。

有意思的是，这“三转一响”的品牌，其实并不是商品真正独立品牌的意义，它们的魅力却来自这些商品的产地——这些商品都是上海制造，也就是说，人们追求的是真正的“上海货”。“上海货”对宁波人来说，不仅仅是这“三转一响”，几乎所有的日用品，宁波人都奉上海货为上品。比如毛巾要买“414”、牙膏要买“中华”牌、台钟要买“三五”牌、饼干要买“马利”牌、结婚的喜糖要买“上海哈尔滨糖果厂”的产品。宁波人最排外的是香烟，只抽宁波产的“上游”和“五一”，但还是把上海的“飞马”牌和“凤凰”牌奉为上品。在改革开放前，“上海物事”对于宁波人来说，正是梦想的“明天生活方式“梦想生活”的背后，是对更现代、更城市化的生活方式的追求。

很显然，这种对更现代和更城市化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与老墙门的传统格局和现实设施有着越来越格格不入的对比。于是老墙门内的第一场“现代化”运动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悄悄地开始了。当时正值“文革”接近尾声而尚未结束，人们把浙江的四座城市作了俏皮而传神的形容。那俏皮话说：“杭州是马列主义，温州是资本主义，金华是帝国主义，宁波是修正主义。”分别获得这四个“主义”桂冠的原因，是因为杭州的政治热情最高涨，理论争执也最激烈；温州人早早地做起生意，当时被批判为“资本主义小生产”；金华在“文革”期间出名的是武斗，正应了当时的时髦说法——“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策源地”；而宁波，恰恰因为一大批厌倦了人与人斗争的“逍遥派”，他们只热衷于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当时以为追求生活享受，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变修”的最鲜明的特点。

这种以千-方百计改善生活条件为特点的“修正主义”在宁波的那些老墙门里蔚然成风。(www.xing528.com)

宁波人首先对老墙门里那木结构的梁架和楼板搁栅感到不满意，以为它黑乎乎、黯黢黢的不“洋”，于是不知是谁的首创，城市里掀起了一股拉“纸平顶”的热潮。用铁丝在楼板搁栅的下面拉出经纬交织的网格，然后在这网格上用牛皮纸或者旧报纸糊出一个平而直挺的房顶.最后裱一层白纸.再用白广告色粉刷一新。这种平顶.就像“洋房”里的“泥瞒”壁顶。

房间顶面的“现代化”解决了，地板的问题相形突出。老墙门里的旧房间，不是破旧的百年老地板，就是砖铺泥地。也许是受到了老洋房地板的启发，聪明的宁波人首先打起了当时配给供应的引火木柴条的主意经过精心挑选的木柴条再经过整形后，就可以在经过同样平整后的地面上用胶水粘合和拼接出种种花样的“拼木地板”。那些没什么大事可做的青年工人从工厂里借来砂轮机，用于磨光地板，然后再上油漆。与此同时发明的“仿拼木”地面工艺也颇有特色，那就是在泥质地面上用“三合土”的制作法铺上一层平而坚硬的人工土，然后上油漆。最常用的油漆是从工厂里带回的那些用于机器维修的防锈漆，宁波人称为“红丹”，这种油漆价廉物美.等干燥后再在上面半画半刻地描上拼木式的花纹，然后再罩一层清漆。

经过纸平顶和拼木地板整修的老房子，显然“洋”气多了。这就进一步激发起人们对于新式家具的制作欲望。青年工人的才能首先在焊制“铁床”和制作“经济炉”上得到了充分发挥。“文革”中疲软的工厂让那些工艺精巧的焊工有了发挥的余地。他们用钢管按照老式铁床的范式来焊制新铁床，并且车工和铸工也制作出铁床的那些圆球形的装饰品。这些铁床最后都经过喷漆工艺的加工，感觉上十分精致。

“五更鸡”煤油炉（经济炉）

比铁床制作更为热烈的是制造大批“经济炉”。那是一种燃烧煤油的炉子，用8到12根灯芯把煤油吸上来，然后用内外两道凿了无数麻麻点点小孔的铁皮火罩控制在灯芯的两边，从那些小孔中进入的空气，让灯芯的火苗接触到更多的氧气而获得充分的燃烧，因而煤油能量的转换和利用率就特别高。“经济炉”在老宁波方言中又称为“五更鸡”，原本是家庭做宵夜点心用的，由于这种经过改良的煤油炉效率高而且不污染环境，实际上为越来越拥挤的老墙门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老墙门在房产改造后经过十数年已经出现了第二代家庭，本来有限的公共厨房已经无法再插进新的灶具，现在有了这种小巧干净的“经济炉”，那些小家庭就可以在房间里烧菜做饭，这正是“经济炉”一度获得大发展的根本原因。

自力更生的家用器具制作最终发展到直接对“洋”式家具的模拟，那就是一段时间里宁波满城热气腾腾的大包沙发。沙发的难度主要是制作弹簧，青年工人自然地又成了主干力量。木模工先车出了弹簧的木模，然后将钢丝放在木模上摇制，摇成的弹簧还得经过淬火和发蓝，这些工艺自然也是青年工人的手头活儿。于是在一段时间里，整座城市到处在谈论包沙发的事情，大街上来往的自行车后的书报架上，常常不是挂着成串成串的弹簧，就是堆着大堆的作为沙发软垫主要材料的毛丝——棕桐丝、麻丝或者箬壳丝。那些破旧汽车轮胎也成了紧俏货，因为那里面有浸透了橡胶的胶线“嵌阀丝”，正好用来绑扎弹簧。据说一段时间甚至连固定弹簧用的鞋钉也供不应求。从“硬扶手”到“软扶手”，从单人沙发到三人沙发再到沙发床，整座城市的各个墙门里，乒乒乓乓地到处都在制作沙发。

应顺了墙门里“第二代”家庭的不断诞生，成套家具成了最现实的需求。是的，这正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生育高峰中诞生的孩子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一时间制作家具的木材成为十分紧缺的货色。许多人家从老墙门的建筑中挖潜力，把板壁剔下来，改为水泥砖砌，那些木板正好用来做家具的面板.再配以当时盛行的“木屑板”，好好坏坏也算能拷成木家具了。房屋的抬梁、雀替也被人们偷梁换柱地取下来，有的甚至用砖砌的屋柱代替木屋柱，而把取下来的木柱子剖板锯枋，移花接木地做到家具里。正如我们在第三章讲到的，家具的“脚”十分讲究，城里人就纷纷进山去买杂木，因为杂木常常可以混在柴禾里运输，它正好用来做家具的脚。

一种造型更为欧化的“捷克”式家具在那时应运而生。这种样式的家具采用简洁的斜面，实际上具有北欧的风格。由于它在制作上的难度相对比较低，使那些土法上马的自制者∙常常能得其要领。土法上马的还有油漆工艺、虫胶、泡力斯、蜡克，那种用细腻功夫的“漆水”也很快地被民间掌握，清漆、老粉的工艺更是很快得到了普及。

家具制作的热潮最终被理论地概括为“四十八只脚”。这“四十八只脚”实际上是一个成套家具的整合概念。所谓的“四十八只脚”，就是指当时常见的成套家具的“脚”的总和。成套的概念，不仅仅指那些家具在功能上的配套成龙，而且在所用的“脚”的风格上也必求一致，比如当时常见的有“羊角脚”、“虎蹲脚”、“调羹脚”之类。正是“脚”的美学特征，统一了家具的风格。

这“四十八只脚”，常见的大概是这样一些家具的配套：一张高低床四只脚、一对床头柜八只脚、一口大衣橱四只脚、一个五斗橱四只脚、一张写字台四只脚、一张碰和台四只脚、一个被柜四只脚、一张梳妆台四只脚、一对单人沙发八只脚、一张沙发茶几四只脚，加起来正好是“四十八只脚”。这里还不算碰和台的四条方凳和一把写字台的单背椅这二十只脚，因为它们的脚的样式，是用固有的程式做的，与其他成套家具在脚的风格上不一样，所以它们就不再计算在内了。

“四十八只脚”是老墙门时代最后的辉煌，也是老墙门艰难的自我改造中令人难忘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