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老墙门：户口、票证、火表和共用的厨房间

许多人至今对自己家曾经居住过的大杂院式的老墙门记忆犹新。记忆中的那座大杂院式的老墙门人丁兴旺，气氛热烈而躁动。“七十二家房客”虽然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是同一座墙门里住上十多户人家，而且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各姓各的姓，那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到了这个时候，“老墙门”只剩下一座真正的墙门，作为建筑概念或者供大家进入的交通概念留存人间。它不再是某个巨大的血缘家族的聚居地，而是一个个各不相干的家庭的集合，只是用老墙门的建筑外壳包裹起来的一群邻居。

在这种情势下，“家庭”这一概念通过两方面因索的强化而被凸现了。

一方面，墙门里的四邻八居各姓各的姓，“姓”成为区别各个家庭的重要性或者本质性的符号，从而也加强了家庭之间在符号上的区别。相反，人们很少把家庭跟原有的家族相联系，因为家族的组织形式已经完全地虚无了，瓦解了。可能在平日里还有一些堂亲或者表亲在相互走动，但这都是家庭与家庭的联系，他们已经形成不了家族了。在老一辈人的闲谈中，还会偶然提到姓氏家族，给人的感觉却十分遥远。历史在这里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数千年来，人类正是从血缘家庭发展到血缘氏族，进而到部落和部族的时代，然后是方邦古国，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形成了大社会的框架。这个“大社会”的基本构架以两个因素沿着两条线索延承和发展着：“国”和“家”，给予人的概念，也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家国情怀”。这里的“家”，正是千年传承的家族。现在，“家”这个要案又重新回归到“家庭”，家庭成了社会的基本细胞。社会最终完成了对家庭的解放，它彻底地从家族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了。很显然，依旧生活在老墙门的人们，传统的“辈分”已经在这里失去了意义。有趣的现象是，邻居们却常常依据年龄，用“相当于辈分”的称谓，表达相互的尊敬，比如张家伯伯、李家嫔姆、陆家外婆、王家大姐，或者某某嫂、某某婶、某某叔、某某哥之类，甚至直接地称呼为大姐、二姐、大阿哥、小阿哥之类。这种称谓一方面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而另一方面，恰恰更强调了一种“异姓”的因索，强调了不同姓氏家庭在老墙门里的共住和邻居关系。

另一方面，户口作为一种法定的形式，进一步强化了家庭所具有的独立的法律含义。正是户口，固定了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区别，也固定了人与家庭的组织关系，成为人生的“注册商标”。很显然，户口不承认家族的意义，家族的伦理关系被户口的法律关系否定了。在一段时间里，户口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是他生活权利和社会身份的证明。因为户口的确定，一个人就被编进了巨大的社会组织网络中，使他在受到保护的同时也受到了监督。个人——家庭——居民小组——居民会——街道——区——城市一地区——省——国家，这一个网络正是通过“户口”这一构件及其管理，把个人与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户口”这两个字用得非常有意思，拆开来看，它是“户”与“口”的组合，“户”指的是家庭，“口”指的是人口，也就是“家庭·个人”的结合体。

当地的派出所按照户口的网络，很快就能过滤出网络以外的人员，这个方法在政治斗争的年代尤其管用。户口网络以外的人员，常常就是那些逃避以往居住地“革命群众”监督和改造的对象，比如“漏网地主”或者流窜的游手好闲分子。这种描述在今天的年轻人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的概念。“查户口”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常规性的社会管理手段，每一户人家都有一本被视为证明家庭成员生存权利和生存资格的户口薄，如果有亲戚朋友到这座城市的某一个家庭来并且要过夜的话，就必须主动地去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以便纳入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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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日子里，绝大多数人对于户口的重视并不是因为政治上的顾虑，而是物质生活的实际需要。城市人，他们的所有物质供应，都得凭借户口所确定的人的生存资格获得分配。许多人能够居住到本不属于自己家族祖业的老墙门来，就是基于社会居住权利的再分配，受到此种分配的还有城市的劳动权利，城市里人们的就业问题是社会管理的义务，“失业”一词，只对他们而言，而对于农村人口，就没有这个待遇了。所谓“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区别，就看一个人的户口在什么地方，其最明确的界定，就是这个人由户口而确定的“口粮”由谁来提供，如果吃国家供应的粮食，他就是城镇人口；反之，吃生产队分配的粮食，他就是农村人口。

同样，生活上的必需品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也都按户按口分发专门的票据配给。计划经济年代的种种做法在今天的人们看起来是十分可笑的，但在当时恰恰是一档很严肃的事情。人们对于计划经济的理解是基于如下的简单原因：一方面国家“一穷二白”，物资十分短缺；而另一方面，新中国又强调和履行社会的绝对公平，有限的物资通过按人头来整齐划一化地分配，显然适合实际情况又体现了公平的原则。

凡是经过那个年代的人们，一定会饶有兴趣地回忆当时使用过的种种票证。我们现在并不是为了评价这种制度的优劣，而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作为一种亲历的过程，它们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汜忆，成为自己生命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各级政府也专门成立了票证办公室来协调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票证。我们大致地回忆一下，在当时宁波城使用过的那些票证，把它们记录下来是很好玩也很有时代特征的事情：

“民以食为天”，首先说说粮票。根票是供人口异地流动时使用的。各地通用的粮票分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当然宁波的地方粮票即，是浙江省粮票。全国粮票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通用，而地方粮票只在地方的行政区域内流通。两者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流通的范围，更重要的是，全国粮票中含有食用油的供应，地方粮票中没有这一成分，因此另发油票。

票证时代的粮票

绝大多数居民常年不会到处乱走，因此他们使用的就不是粮票而是购粮证。购粮证是一种夹了许多连张而可以分别剪下来换取粮食的票据小本本，里面的票面有一斤、五斤、十斤、五十斤、一百斤不等，按每个人的“定粮标准”发放到家庭，一个季度发放一次。购粮证里一斤面额的票证又叫、熟食票”，它可以直接到街上购买含粮食的食品，如大饼一两个，油条半两一根，或者到馆子店里吃饭。照顾到新老秤计量上的习惯，地方粮票中专门有“二两半”的面值，这相当于被废置的卜六两制老秤中的“四两”，也就是一碗面条或者年糕汤中所包含的粮食量。

布票

在粮食困难的时候，定额供应的粮食中要搭配一定比例的杂粮，这就专门发有杂粮票，这种票据不能买米面主粮，只能买番薯、番薯干、洋芋艿之类的杂粮农民直接在生产队分配粮食，但是有两种特殊情况使农民也使用粮票。一是不产粮食的地区，农民吃国家供应的“返销粮”，意思是粮食重新返销给农民。此外，产粮的农村中也有外出读书或者务工的，经批准后，他们也可以用粮食向国家换取“周转粮票”，凭此到城镇里使用。与根食有关系的是牲畜的饲料，当然也凭饲料票买细糠或者豆饼之类。

与粮食一样，穿衣的布凭“布票”供应，每人每年大概有两尺八寸左右，可以添置一件新衣，另外还有四两棉花。一户人家数年积累起来的棉花票，可以置一床新被子，但是新婚户可以凭结婚证领到照顾的棉花票，以添置新的棉被。公正的是，当购买含有化学纤维成分的布料时，布票收取可以打折，可见布票只对布料里含有的棉花量而言。(www.xing528.com)

票证大量地使用在日用品供应的领域里。老百姓把这部分供应简单地分为“吃”和“用”。吃的部分，除粮油和蔬菜外，肉、禽、蛋称为食品，凭专门的肉票、家禽票和蛋票购买；豆制品如豆腐、素鸡、香干、油豆腐之类称副食品，另有副食品票。至于油盐酱醋也都有专门的票证。这样做实在过于麻烦，因为有些货源并不是固定的，比如春节期间供应些粉丝、红糖、黑枣、红枣、桂圆、胡桃，还有各种水产品，不一定每次都有，人们就创造性地设计了“购货卡”。购货卡里的票证只有号码而不具体规定配给什么，这就可以临时决定机动使用。比如过年过节，居委会干部会奉命通知各墙门：三号票可买一斤粉丝，五号票可买半斤红糖，十二号票可买一斤半带鱼，而十八号票则可供应乌贼。

用的方面，煤球票、煤饼票、引火柴票、酒票、香烟票（每人每月两包“上游”、三包“五一”之类）、糖票（分白砂糖和绵白糖）、棉纱线票，以至肥皂票和火柴票。经申请批准发给修房用的木材票、三夹板票、木屑板票、水泥票、铁钉票、铁丝票，票证的门类几乎涉及生活必需品的全部。当然，高档用品比如自行车、缝纫机、自鸣钟之类，由于制造的数量有限，就不能普遍的配给，而是通过单位偶然少量分配，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往往采用“撮纸头”、“拔长短”等抓阄的办法，让运气来决定应当分配给谁。

一种互惠而非法的交换成为眼开眼闭的事情。在小菜场的墙角落里，常常会有农民来用鸡蛋换煤球票，一张煤球票可以换一斤半鸡蛋，对于城里人来说这叫做“煤球票调鸡蛋”。同样的道理，煤球票还可以换塑料脸盆之类的工业品，这些塑料制品往往就是社队办企业的产品，而农民得到的则是比稻草柴禾更方便的燃料。

对于得不到普遍分配的物资，又有一种可供积累的“选购票”登场了。也就是说，选购票是一种“含有量”的分配，每次分到的选购票都不足以购买到一件物品，但是它可以通过分值的积累，当达到购买某种物品的额度时，就可以购买到这种物品。使用选购票的一般都是紧缺物资。墙门里要好的邻居之间，常常会互通有无，几家的选购票凑起来，让某家去买必需的东西，比如两张选购票买一双尼龙袜，而十八张选购票大概可以买到一只缝纫机头。因此，赠送选购票是一件很客气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自己对某种稀缺物质的享受权利。

在物质紧缺的年代里，有“海外关系”的家庭就会有一些让邻居们企羡的待遇。由于有外汇带入国内，他们可以凭收到外汇的数量享受到一种额外的优惠，政府会发给“兑汇券”。凭着“兑汇券”可以到专供紧缺商品的“华侨商店”去买到人们羡慕的紧缺品。他们常常是些有子女在海外的老人，于是在墙门里，他们就会得到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称呼，被叫做“华侨老头”或者“华侨老太婆”，尽管他们压根就不是华侨。与此相对应的是，农民多向国家出售超产粮，或者渔民多售超产鱼，都能得到“奖售票”，一般是“奖售布票”和“奖售柴油票”，而布票正是城里人所羡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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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墙门景象里，有一个情景令人一想起就能会心一笑，那就是墙门里的那些称为“火表”的电度表。城里的老墙门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通电，由于墙门产权改造后不断增加的新住户，对于各家用电的计量，就不得不采用“总分表”的方式。因此几乎在每一座老墙门，人们总会看到仿佛有十七八只火表排排地安装在一起，形成了老墙门现代生活的奇观。

所谓的“现代生活”，在当时实际上是专指电灯的使用。当时农村尚未通电，电灯就成为城市与乡村在物质生活上的最大区别。有一句打油式的谚语叫“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进出包车”，以此描述城市的豪华生活。虽然“包车”不一定是指小轿车，更多地是指私家专用的“黄包车”，而且使用包车的人家必定极为少数，但是电灯却已经在城里普及。有一个宁波式的笑话说，乡下的客人到城里过夜，入寝后，吊着的那盏灯却怎么吹也吹不灭，结果客人在房间里徘徊了一整夜，回到乡下后他向人感叹道：宁波样样好，就是那盏灯不好，没法吹。这个笑话很可能正是城里人的创造。

黄包车

墙门里的电表常常是这样装置的：一个墙门安装一只“总表”，电力公司只与这只总表说话，而每家又从总表引出各自的专用电路并安装计量自家用电量的小电表，俗称“分表”，各户只按自己的分表交电费每一只分表其实也是一只小电量的用电器，于是约定俗成地每只分装每月要多付一度“坐度”，可能一年半年下来，摊分的坐度与总表的计量有了差异，于是不足的就公摊，多余的就公平享受，一般是凑足一个月各家坐度的总和，然后这个月大家都不再交纳坐度钱、收取电费的活儿常常是各家轮值，一家一月。这样每家在收取完电费并与收电费的交割完后，必然把本月的账目做得清清楚楚，连账本带余款十分认真地交到下家的手中，宁波人在这笔账上，是算得最认真的。小孩子常常会在收取电费的工作上大显身手。他们会帮助父母挨家挨户收取电费，而这种麻烦事正是大人所不屑的。大人们常常事先画好表格，准备好零钱找头，放到一只小篮子或者一个手提包里，让基本具备加减乘除技能的孩子出马，既省了父母亲的心，又锻炼了孩子的公关能力和运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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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老墙门是从一个家族的聚居衍化为十数个家庭的集居，原先建筑中并没有考虑要有适应这么多家庭的厨房，但是分灶吃饭是家庭的基本生态，邻居们就不能不合用原先的厨房，因此大杂院里的厨房就成了除天井外的另一处公共空间。

厨房是一个很有些墙门气氛的地方。中国人的基本生活内容总是以吃的方式得以表现，一天三顿就成为家庭十分重要的内容。所谓百姓人家的日常开支，主耍是这三餐“厨顿”，谁家吃得如何，基本上就反映了这一家庭的经济状况。于是在共用的厨房里，邻居间的“家底”相互间是一目了然的公共厨房的好处是能互相交流菜蔬的行情，可以探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更便宜的菜。关系好的邻里会经常相帮代为捎带菜蔬，碰到特别便宜的也会自作主张地代他家买进，这当然是发生在更融洽的邻里之间。合用厨房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主妇们可以相互切磋烹饪技艺，能者为师，在和谐相处中，邻居相互间也会拿根葱、切两片生姜、借两个鸡蛋或者一调羹浆粉什么的，这反而加深了相处的融洽。

可是共用厨房也可能是墙门里最容易造成抵悟的地方。很显然，居住的私密性要求与公共厨房的共用性经常会发生矛盾。在这种地方，一种“小市民”的胸怀和意识很容易得到张扬。所谓的“小市民”意识，是指那种在事关自家物质利益的时候往往过分地斤斤计较，或者在鸡毛蒜皮的非原则问题上纠缠不清。首先是厨房空间的占有量问题，因为公共厨房的最大问题是对各家的可使用空间没有明确的边际划分，一切依约定俗成和“先入山门为大”的既成原则进行——如果住户相对稳定，则他们会历史地获得平衡；如果住户经常变动，每一次有人迁居，就会为其他住户的空间扩张带来机会。扩张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比如把柴堆或者煤球桶悄悄地往外挪一点，或者在原先的公共通道边上先临时放一个什么东西，如果其他共用邻居没有反应，就成为永久的存放位置，总之，一切以蚕食的方式悄悄地改变着现状。其实在这种咫尺天地里并没有什么利益可以争，但越是没什么就越会创造出一些什么来。有两件事就常常会造成邻居间的心理不平衡。一是共用的自来水，一是电灯的光亮。跟火表一样，自来水也是一根管道进来，在明堂底下装一个合用的笼头，你用我用，大家平摊着算钱.或者按人头计算，这就有了摊到的水价与实际用水的差异。差异是必然存在着的，关键在于心理差异，心理不平衡。造成的结果有两种，一种是背后嘀咕而维持原状，一种是最后各家各接一只笼头，不用的时候用一只铁皮罐套住，安两个铁丝环锁起来。水费的矛盾没有了，心里的疙瘩却依旧存在，邻居的关系有了距离，虽然平时还是笑呵呵的，可是那一份和谐就变了味。更难解决的问题是厨房里的电灯，比如四家合拼一间厨房，各家都会在灶头安一盏电灯。一间小小的厨房，张家点亮了，也照亮了李家。李家想省些电费，不点灯也能马虎凑合。于是第三家就在背地里出闲话，把张家说得心里不能平衡了，以为自己被人当了傻子。矛盾常常并不是直接爆发，但打李骂曹、敲敲笃笃、借题发挥，对方不接口还好，一接口就酿成纠纷。说到底，这种共生状态不但需要胸怀，而且需要生活的艺术。所以当以后住上新套房时，主妇们的第一声感叹往往就是，“虽说厨房是小了些，但是一家自关自塞，做人真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