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老墙门：见证城市房地产始祖

在宁波城的江北岸，其后江东的演武巷和城里的莲桥街一带，大约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种更为新颖的石库门房子。这种房子出现的意义首先不在于它的建筑形式，而在于它标志着城市房地产的真正开端。

石库门的建筑样式来源于上海。上海的石库门住宅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1860年忠王李秀成的太平军发动东进，攻克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宁波等苏浙城市。为避战乱，数以万计的苏、浙难民涌入上海租界，租界为此动员商人投资住宅建筑。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联排式的新式民居首先出现在上海滩，这就是铮铮有声的“石库门”里弄建筑。

何谓石库门？与宁波话一样，上海人也把包套或者收束某种东西的手段叫做“箍”，比如箍桶。于是，这种用石条“箍”门的建筑被叫做“石箍门”，后又讹称为“石库门”。租界内出现的这种被西方称为“联排房屋”（terraced houses）的民居样式，大多用粗实厚重的花岗岩或宁波红石条砌门框，配以两扇中国传统的乌漆大门和一对铜门环，并常常以“里”作为新的命名，给人以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里”本来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居民组织的名称，唐代的乡里制度和宋代的村里制度，使“里”成为乡或者村辖下的一级居民单位，大约为数十户的规模，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居民小组。与中国的传统民宅相比，联排的石库门建筑更加充分地利用了土地，这正是城市房地产的重要特征。

很显然，宁波的石库门建筑完全有别于传统私姓的家族堵门，它适应于进入城市但经济条件够不上置屋立宅的创业阶层，或买或租，只是为了满足相对稳定的居住条件。从这里我们可看到石库门的主人与老墙门主人之间的区别了：前者是城市平民，而后者则是寓居于城市里的名门望族。同样是私宅，后者是弄到一块土地后自己营建，而前者则是直接购置或者租赁现成的房产，是通过房地产交易而获得的住宅。因此在石库门建筑里住的都是没有血缘关系而偶然结合起来的邻居，而老墙门里住的则是血缘家族。

为了迎合传统家族居住形式的心理要求，石库门除部分设计模仿西洋联排式住宅外，其在墙门进入后的布局，大致上还是仿江南民居的合院式建筑。进门为一天井，天井后面为客厅，或者叫客堂间，之后又是后天井，后天井后为灶间和后门。前天井和客堂的两侧分别为左右厢房，二楼的布局基本与底层相近，唯灶间的上面为上海人称“亭子间”的客房，上面还是晒台，而宁波的石库门里灶间常常是另起平屋或者单披屋，因此又称为“灶披间”。

石库门不仅仅是建筑样式的变革，它的出现更是城市化进程的直接产物。在这之前，名门望族的老墙门和下等平民街屋的并存格局，反映了一种静态的贫富贵贱的阶级格局，这种贫富贵贱的等差很难改变，因为社会很少提供改变这种等差的机会，文化上也造成了“唯上智下愚不易”的特色。总之，整个城市的伦理基调还继续延承着农作文化的特点——在农村，穷人和富户也是相对恒定的，自给自足的农耕带来的只有丰歉年份经济上宽裕与局促的差别，不可能有骤贫骤富的变化。

但是从19世纪后半叶起，城市的情况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洋技术、材料的进入，刺激了中国的市场欲望，轮船和火车开创了更大的经济活动半径，更重要的是，以上海为示范，西方市场与资本理念的影响，唤起了一大批离土离乡的新的创业大军和梦想者发财致富以改变命运的人们，一支生气勃勃的“淘金”队伍，越来越充分地利用城市这个人流、物流、现金流、信息流的平台，跑单帮、跑街、当买办、搞运输、异地贩运、地产开发、民间融资，甚至炒外汇、投机倒把……一系列从未有过的新的经济现象，在“做生意”的泛概念之下，把城市折腾得生气勃勃。石库门建筑正是这一批稍稍富裕、经济开始“活络”起来的新市民安身栖息之地。

石库门同时又是家庭向小家庭结构变化的标志。离乡背井来到城市的新市民，他们没有家族的沉重包袱，没有经典的祭祀和繁琐的礼仪要求，没有太复杂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需要排场斡旋，因此房屋对于他们来说，在功能上完全浓缩到“居住”这一本质的命题。一种“小家庭”的居住形式与老墙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石库门住宅的结构和样式也随之发生着变化，有适宜小型家庭居住的无厢房的“单进”建筑，也有一客堂一厢房的“两进”。规模再大的石库门，有客堂宽约为4米，楼层主要为2至3层，在楼梯平台处错层设客房“亭子间”，立面上也出现了小型的或者象征性的阳台。石库门的墙面多为清水砖墙，很少用石灰粉刷，有些石库门的门楣处也开始注意装饰，常常用石发券，上砌希腊式的三角形或罗马式的半圆形，以及中国式的飞檐翘角型及多种曲线组合的文艺复兴式的门罩，也有砖砌券拱门或在弄口上面建造过街楼的形式。

与老墙门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石库门住宅的居住权和产权在不断的租赁、变卖中频繁地易手，以至出现半栋或者单间出租、出卖，使石库门住宅到最后往往是多户同住一门的格局。

长期来，宁波人对于石库门里的人物并没有像上海人那样敏感，那是因为当石库门在这座城市连片出现的时候，城市的主流仍旧是名门望族的老墙门，城市的价值趋向依旧朝着缙绅地望的墙门，而不是在发财梦想中“活撞活癫”的新市民。这种守旧的意识对新兴的“石库门文化”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依旧津津乐道于那些老墙门里人们的生活，哪怕一些老墙门实际上已经没落了、颓败了。而且，通过交易，不断地有新的人物和家族人主老墙门，使一些墙门实际上易姓改名。(www.xing528.com)

但是，我们依旧有兴趣来关心宁波的那些影响并不如上海的石库门住宅。由幼稚走向成熟的石库门住宅，构成了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交错的里弄社区。在这些社区内，居民在享受个人空间的同时，也很容易培养出更融洽更亲密的邻里关系。于是这家今天烧什么菜，那家明天有啥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随着居住密度的不断增强，居民便逐渐把本属家庭内的活动移师到了弄内的公共空间进行，更加固了原有的邻里亲密度。而在此之间，庠擦也越来越多——无论是青年之间，还是青年与老年之间——而这些摩擦争吵的却只是“你借用了我的电灯光”、“你侵入了我的地盘”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流言和传奇是同时产生在石库门里的两种很有世俗意义的东西。

已经看不到“斗墙”的痕迹了

那是一种流动着的人文景观，就像农村里的“河埠头讲阿婆，念佛堂讲新妇”，流言和传奇实际上只是家长里短，只是柴米油盐，也或者只是城市里最值得纪念的一片乱哄哄的嘈杂。它们互相依存者。流言是私语，以咬耳朵的方式流传着，传奇则是炉火边、灶间里的一场倾谈，是为城市文学所不屑而老百姓却津津乐道的人间悲喜剧。

被宁波人称为“娭姆”的女佣与上海人的“娘姨”有相同处也有区别。相同的都是对保姆的称呼，而上海的娘姨似乎乂比其他地方的保姆多着一种味道，而宁波的“娭姆”与北方的“老妈子”有些相同。那些石库门里的宁波新市民常常会在家中忙碌时使用“娭姆”，来源又常常是来自宁海、象山或者是翁岩大雷的“里山老岩”，她们常常是传承这种石库门文化的代表。她们不是流言和传奇的主角，却是见面当之无愧的最佳龙套，没有她们，石库门就少了几分交头接耳、搬嘴传话的市井色彩。她们对自己的身份有种职业化的矜持，除了传递流言之外，她们也见证着传奇。

传统气度与石库门的结合

宁波这座城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一个公共卫生设施非常落后的城市，石库门里每天一大早响彻的都是倒马桶和涮马桶的噪声。引领着这项城市全民运动的人物，就是摇着铜铃的“屙车夫”，他们负责收集和处理粪便.然后拉到灵桥门的“局道头”，倒给四乡到城里来“换便”的收集粪便的屙船。没有这些腐车，石库门立时会全线瘫痪腐烂，转瞬间变成一个臭气熏天的地方。在传统的老墙门里，由于空间的宽裕，内部有专门的“厨坑间”，而在寸金之地新建的石库门就没有这种专门设施。因此，宁波的屙车服务基本上是应顺了石库门建筑的需要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具有真正的城市性特色。

石库门的生活方式，使宁波的“弄堂”又超越了建筑的意义。其实石库门只在街边，而没有老墙门边的那种弄堂，于是弄堂就成了“市井”的另一个叫法，一般说，宁波话的“弄堂”既指小巷子，又指百姓聚居之所。这样，宁波的“弄堂屋”就成了与老墙门相对立的概念，很多时候，弄堂屋就是以石库门为代表。

从城市化的概念来看，石库门比老墙门更像城市的生活。诗人说：“我们应该爱皱纹和痛苦的灵魂，就像爱一个女人。”石库门就像被许多人这样爱着的女人，她的老和沧桑，她的琐碎忧伤，是花样年华之后落得满地的花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