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老墙门：独特之境

很显然，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和回忆起来的宁波老墙门，当它是家族聚集地的时候，主流的形式是商人的墙门。但是另有一类墙门，同样地成为地方上的名门望族，他们既不是通过科举仕途，也不是通过经营资本而成名，而恰恰是通过读书成才扬名天下。这就是宁波为数不多但足以笑傲官宦和商人墙门的学人墙门。

宁波的教学传统，使这块土地始终浸润着儒学的遗风，这主要表现在长期以来驱散不尽的心灵价值判断，也就产生了一批以读书成名的文化家族。他们读书的资本可能也源出商业或者官宦俸禄，有些人日后也可能入仕为官，但是他们的“族望”，却是成名在学，他们的人生核心价值，就在于与学术有关的活动和影响，于是“学门”成为地方的名门，“学人”成为家族的族望。这一类名门望族虽然在宁波城并不是主流，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小看他们对于甬上地方文化和人格造就的影响，不能小看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深深痕迹。

学人的墙门常常以藏书楼的形式出现，也以藏书楼的名义行世。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也许可能从中窥察到社会心理对这些墙门的某些价值评价，也能发现学人们自己有什么样的文化素养和人格追求。

范钦

著名的范氏家族，虽然以兵部右侍郎范钦为一望，这个相当于今天国防部副部长的官职已经不能不算显赫，但是这个家族并不是以“司马第”范氏行世，而是以“天一阁”范氏闻名遐迩。虽然天一阁只是范钦致仕后读书和藏书处所，但是社会的评判却认为这才是范氏真正的家族价值。

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我们可以列举出一大批家族。“烟屿楼”徐氏（时栋）和“伏跗室”冯氏（孟颛）暂且不说，光晚清以来到民国时代，那些以学人的藏书楼称名的学人家族，就有“文则楼”陈氏、“敬遗轩”卢氏（椿）、“诒砚室”陈氏（鉴）、“洀园”陈氏（康祺）、“旧雨草堂”陈氏（清瑞）、“运甓斋”陈氏（励）、“负郭园”王氏（奎）、“花雨楼”张氏（寿荣）、“晚翠轩”邓氏（蔚斋）、“墨海楼”蔡氏（鸿鉴）、“六一山房”董氏（沛）、“诒谷堂”赵氏（佑宸）、“怡善堂”黄氏（维煊）、“青藜阁”刘氏（凤章）、“二铭书屋”张氏（岱年）、“桂隐楼”应氏（延皋）、“镇亭山房”陆氏（廷黼）、“约国”张氏（寿镛）、“萱荫楼”李氏（庆城）、“集古阁”曹氏（炳章）、“蜗寄庐”孙氏（家淮）、“别宥斋”朱氏（鼎煦）、“藜照卢”林氏（集虚）、“清防阁”杨氏（容林）等等。在括号中注明的只是家族中藏书的发起人或者收藏人，但是他不但因为藏书而成为族望，而且从此家族也因书楼而命名，一如“天一阁范氏”，其他都成为次要。

在这种风气的倡导下，社会纷纷效法，藏书成为宁波一时的时尚。

商人也藏书。旅沪知名金融商秦润卿，闻讯慈城冯氏出售“醉经阁”藏书，即派专人收集，收藏于自家的“抹云楼”中。他还继续征集珍本，抄集名贵版本，以至藏书达四万多册，且允许社会公开阅览。通利原油厂董事和经理杨容林，业余披览古籍，尤好碑帖，其辟“清防阁”藏书万卷。钱业商人李庆城，收藏蔡氏“墨海楼”藏书，辟毛衙巷明轩三栋为书楼.颜其额为“萱荫楼”，并将全部藏书分类编目，藏本包括世所仅见的《建文实录》明钞本及明嘉靖钞本《苏氏〈易传〉》、明刻本《明史概》和姚燮“大梅山馆”旧藏的《粢花斋四种曲》等数百种善本。从小经商，然嗜书如命的张之铭，在日本东京、横滨侨居多年，见日本藏书后慨叹道：“不及百年，中国图籍尽矣！”于是不余其力求购搜集图籍，从四部、释典道书以至碑版书画，无不收藏。他听到有孤本珍版，非收购不可，即使资金欠缺，也不惜奔走乞借收购，后得中外图书数以万计。此风也影响行伍，戎马倥偬的军人也藏书。宁海籍的光复会会员、浙军师长童伯吹（保暄），以八千银元得杭州某藏书楼图书，藏于老家，题名“止园”。政客也受藏书的感染，溪口”文昌阁”即为蒋介石早年的藏书楼，其中藏书多为线装古籍。

我们并不是在清理宁波的藏书历史，而是想说明藏书作为一种文化行为，是如何深得宁波近代社会的普遍认同，并由此使藏书家族声名鹊起，俨然成为当地名门的。这种名誉与价值是很有文化分量的。比如俯侧街渡母桥的蔡鸿鉴“墨海楼”，藏书多得镇海姚氏之“大梅山馆”、范氏天一阁”和卢氏“抱经楼”藏书也有所流入其间，使其书楼一时名称郡中，学者冯君木、章太炎同誉其为“两世文章传墨海……”这就使蔡氏家族以“墨海楼”闻名，成为文化的名门。即使今日天一阁藏书，也多得塔影巷“蜗寄庐”孙氏、“别宥斋”朱氏和“清防阁”杨氏的捐赠，其文化价值继续得以体现。文化名门的“名”是社会给他们的荣誉认同，这以后，他们可以不再是以某地名、特征性地标或者官名来标志自己的家族，而是用他们最富价值的部分——文化收藏来作为家族符号。(www.xing528.com)

学人墙门中，声名最高的可能要推翁文濒的故居翁氏墙门了。翁文灏的经历很有宁波学人的某些特点。他是1902年的秀才，这一年，他才13岁，算是宁波的一位神童。15岁到上海后，他却毅然放弃经学科举，而改入法国天主教会的震旦学院，然后考取官费留学，赴比利时耶文大学专攻地质学。23岁，他获物理及地质学博士，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博士。在次年的留学生文官考试中他以第一名任民国政府农商部佥事，然后到北平地质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任教授、代校长。

翁文灏

他是第一个引用魏格纳“大陆漂移说”的中国学者，提出中国特有的中生代“燕山运动”和中国地质的“纳布”构造等极为重要的理论。

抗战爆发后，翁文灏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又发起组织中国石油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曾一度应李宗仁之邀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数月。新中国成立后，他闭门著述，为全国政协数届委员，被称为“爱国老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和“经世致用”的理念都在这位宁波神童身上得以实践，他有成就也有沮丧，是位亦学亦政的人物。

翁文灏建造自己家宅墙门的地方，正是当年“西湖陆氏”发家的大书院巷。我们已经无从查考的是，陆氏的这一片祖居不知以什么样的经历到明代成为“周观察第”，也即是明朝湖广副使周应治的宅第。周应治是万历八年（1580）进士，与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全天叙是同时代的人，我们据此推测，也许周、全两家同时或者先后收购了西湖陆氏的家宅，成为相邻的两个显赫的官宦墙门。翁文灏的祖上是宁波的生意人家，到其祖父时发迹，购入周观察第地皮建筑墙门，这也是商人墙门取代官宦墙门的例证之一。

也许正合了翁文濒学贯中西的经历，翁氏墙门保留了中式增门的祖业，然后向西扩展，再其后，由翁文濒建造的家宅则是两幢西洋式的花园洋房。这种中西混合建筑的格局，在宁波并不少见。也许翁文灏是这一代宁波学人求索精神的象征，他由科举而转西学，转而官费留洋专攻科学，学成归国报效政府，转而实业救国，直至成为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的辅弼，又坚拒台湾当局的利诱，而由香港终归大陆，以余生为地质科学再作贡献。这样的一条曲曲折折的道路，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然而宁波乡邻记住翁文濒的，并不是他什么“行政院长”的高官头衔，而是他“翁文灏博士”的学术头衔，是他“地质学家”的学术地位，是他“中国石油之父”的实业成就，因而他的故居老墙门，常常被视作宁波科学起步的象征。正如前一代官宦墙门是显赫的周、全两家为邻的格局，与翁文灏墙门为邻的，便是为中国原子能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戴传曾的戴氏墙门。

学人墙门虽然在宁波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并不是主流的居住形式，但是他们受到社会尊正的程度，恰恰是最为高尚的。学人不仅仅是自己家族的“族望”，而且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地方的“地望”。

中西合璧的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