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老墙门：近代发迹商人的见证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一样，虽然每一座城市都有繁荣的商业.但宁波的不同点却是，这里发祥了中国著名商帮“宁波帮”。宁波商人，尤其是近代的宁波商人，他们对宁波这座城市的居住和生活方式，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为了说清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把事情的原委略略地叙述一下，以便明白为什么当历史在进入近代后，宁波商人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来取代千余年官宦在这座城市所形成的影响和气候，从而产生了以商人为主体的新的名门望族。

我们只能把历史往前上溯一下。清乾隆、嘉庆期间，是宁波商业发展的铺垫时期。当时的宁波在中国商品流通中的地位，相当于今天的上海，这是一个被称誉为“东南都会”的地方。明白地说，宁波的商业并不像一般的城市满足于自己消费的需要，它的更大一部分功能是作为中国东南区域商品的集散地。这种气氛锻炼了宁波商人的目光，也造就了他们的经营能力和才干。在当时，上海只是受到宁波商业辐射的江苏海滨的一个小县城，蜷缩在今天的上海南市。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宁波北部盐碱地区有一批颇具目光的商人，看到了上海可能引发的商业前景。我们不能不说到三位先行者，正是他们，踩踏出日后宁波商业一次次大移民的道路。

方介堂是出生在镇海乡下一个叫“柏树方”小村里的粮食商，他想到同样是滨海地区的上海也会缺少粮食，于是在嘉庆年间带着他的本行来到那个小小的上海城。准确的市场定位使他迅速获得成功，于是他又把经营扩大到糖业，开设了义和糖行。行与店是有区别的，行是批发的商号，可见他的生意已经有了规模。

同样地，一个叫董棣林的慈溪人也看到了上海的潜力。这个精明的药材商人开始往来于东北和上海之间，他从事的是江南人最为迷信的参药。董棣林最后在上海落脚，从行商变成了坐贾。

“他年王谢堂前燕”飞人的地方

小港的李也亭则是在15岁时经人保荐来到上海学生意，然后得到宁波钱庄业亲戚的支持，改做海上航运，这在当时称为“沙船业”。沙船是一种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平底船，并没有很好的抗风险能力。他居然一帆风顺地成功了。

三个殊途同归的人，以后的发展历程如出一辙，他们大个地从自己的家乡把亲族和乡党带到了上海，形成了商场上的T同姓军”和“父子兵“。于是，他们最终在早期的上海滩形成了三个宁波籍的著名商业家族：柏树方方家、小港李家和慈溪董家。他们是上海滩第一批拓荒者中的佼佼者。

这种以家族为基础，以乡情为纽带的做派，很为日后好些宇波商人所效仿，因为他们从自己铭心的体验中，深知乡人外出谋生的渴望。在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有不少宁波人来到了隔海相望人上海，乡党相气，声心相通，他们感到有相互照应的必耍，就在嘉庆二年，也就是1797年，宁波人在上海的第一个同乡团体“四明公所”建立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个公所还不具备日后同乡会的众多功能，它的主要任务是帮助老死客乡的宁波同胞料理丧事，以及把棺材运送回家乡。

很显然，这种身在异乡的宁波人越来越感觉到同乡互助、互张声气的必要，于是很快地，在1819年，宁波籍的号商和船主在上海建立了“浙宁会馆”。而在上海干手艺活的那些宁波籍的下层民众，也本着“亲帮亲，邻帮邻”的互助精神，于1831年建立了“水木业公所”，会众基本上是泥、木、石、雕、锯的匠人。以上述的两个同乡团体而言，前者是同乡的互谊组织，而后者则是同乡行会。

1861年的太平军入浙，无形中给了宁波商人一个质变的机会。当时纯粹是“避战乱”的目的，使近代宁波形成了向外商业移民的第二个浪潮。宁波几乎绝大部分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那一年都转移到了上海，更多的宁波人因此发现了上海的发展魅力。随之而来的是以严信厚为代表的从中国自强运动中退下来的致仕官员，他们带着“洋务”的知识和经验，带着官场积累的资本，带着经营天下的勃勃雄心，来到了上海，参加了乡党们开发上海的行列。开埠不久的上海给宁波人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时候，上海作为中国的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正在形成，新兴的百业需要各色人才。

当时的上海，正处于中国民族工业培植中国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形成的初期，宁波商人忽眼独具地看到了这一本质，开始在这些领域里大显身手。当然，我们这本书并不是专事讲述宁波商人，只是为了说明商人对近代宁波城市的影响，因此我们只能略微提到他们，并只选择上海的宁波商人为代表，而不再涉及宁波商人在中国其他城市的发展。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也不涉及金融以外的其他领域，只拿宁波人在上海金融业中的奋斗来说事，希图从中能管窥一斑。

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资本，上海的第一家钱庄应运而生。这位捷足先登的钱庄的创始人，正是已经积累起资本的方介堂家族中的后起之秀——他的族侄方润斋。当宁波同乡的钱庄纷纷在上海登陆的时候，方氏的钱庄已经形成了连锁经营，他们在南市设立履和钱庄后，又在北市设立北履和，于是这个家族从此就专门从事钱庄业。方润斋的七弟方性斋成为上海滩钱庄业一时的翘楚，人称“七老板”。

钱庄

方氏为宁波人在上海经营金融业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渡海而来的宁波钱庄号也都纷纷摆开了经营的架势。这在无形中为宁波商人向上海大移民和大发展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当其他行业一登陆上海滩.他们立刻能得到同乡钱庄的资金支撑，因此宁波人在上海发展的速度，必然快于他乡人氏。

钱庄的杀手锏就是凭着信用发放钱票，这实际上是一张金钱白条，但人们相信它，是因为钱庄有能兑现的信用，这张白条就可以用于交易。这在匕海地区季节性的棉花、蚕丝大收购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收购旺季，巨额的资金流动必然会带出很大的资金缺口，此时钱票起到了缓冲作用。也就是说，宁波钱庄凭着自己的信用，先向收购商发出代表钱币的钱票，收购商用钱票支付给供应商，供应商再将钱票存人钱庄或者兑现，这样的交易，已经不需要现钱作为交易的中介，这不但缓解了资金不足的困难，而且大大减少了现金的实际流动量。宁波的钱业商人娴熟地运用了在家乡已经练就的操作手段。

一颗钱庄业的新星在这时候冉冉升起，他的贡献在于为传统的钱庄向现代银行过渡打下了基础。一个叫秦润卿的宁波人，从小就到上海的钱庄学生意，从伙计到账房和信房，再升为外场，也即是信贷员，以后又当上了像源钱庄的经理。这时候，他对钱庄业务进行了大力度的改革：扩大抵押放款，压缩信用放款，大大减少了钱庄的风险；接着，他又将放贷的对象从以商业为主转向新兴的工业；他改革了传统的“宕账制度”，压缩透支，加快分红频率；他仿照外国银行而开没信托、保管、托收、代理保险等业务。秦润卿实际上为开拓中的上海新兴工商业呼吁和建立了一种新的金融环境，并创办《钱业月报》向同业传播新的金融理念。他以自己60多年不断创新的钱庄经营历史，赢得了同业的尊敬，最终成为上海钱业公会的会长和钱业界的领袖。

秦润卿的改革完善了中国钱业的运作体系，也带动和提高了宁波籍钱业商人的索质。在当时中国的银两制度下，宁波钱庄的外汇与银两的兑换大大帮助了来华外商的国际贸易。钱庄以货币兑换、钱票发行、承办汇兑、贴现票据、居间中介等一系列业务，在通商口岸的上海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简而言之，在上海的宁波钱庄，几乎具备了现代银行的各种业务，在开埠初期的中外贸易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当年在宁波创立的“过账制度”掀开了中国近代金融史的扉页，那么这时候的上海，宁波的钱业商又以“汇划制度”标志着中国近代金融的清算制度的开端，也成为钱业资本主义化的标志。在当时，沪上的各钱庄还在分头轧账，宁波钱业商则建立了北市钱业“划汇公会”，首创了“公单制度”——也就是各钱庄将自己所出的钱票统一换为公单，由划汇总会集中轧抵。简单地说，宁波钱业商创造了钱庄自己结算用的“专业货币”，一种用于结算钞票的“钞票”。

1897年，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衷等宁波商人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这一事件成为中国传统金融业迈向近代化的响亮信号。上海日后的华资银行大多以钱庄资本为主，而且开创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宁波的钱业商一宜是其骨干和领袖。这里面的深层意义是：宁波商人的钱庄以投资的形式，将资本迅速地融入了近代银行新的机制，完成钱庄业近代化的自我完善。

中国通商银行大楼

紧接着创办的四明银行完全由旅沪的宁波籍工商业者投资，成为华资商人自己的商业银行，并成为上海的主要银行之一。正如早期的宁波商人将商业资本转而发展钱庄一样，这时候，在上海的宁波商人已经看到了资本运作的巨大拉动力，他们从商业领域大踏步地转向资本运作领域，预示着宁波工商业者经营品位的巨大提高。

宁波的工商业者并不是死死盯着银钱的吝啬鬼，他们抱定的正是“实业救国”的宗旨。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为了筹措军饷而在上海建立了中华银行，他亲自担任总董，这家银行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金库。孙先生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就把这一重要职位传给了宁波人朱葆三和林莲荪。朱葆三不负孙先生重望，以国民革命军的信用票为抵押，在自己经手过的承裕、恒祥等十余家钱庄中借得十万五千两白银，支持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这时候，历史给了宁波工商业者一次重要的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在华的势力一度松懈，宁波商人迅速抓住机遇，在一年内就创办和参与创办了上海煤业银行、民新银行、日夜银行、中华劝业银行等十余家银行，同时又接盘创办了中国垦业银行、中国企业银行等多家新式商业银行。这正是在上海的宁波工商业者从经营企业转向经营资本的高潮期，上述的煤业银行正是由宁波籍的“煤炭大王”刘鸿生所创办，而奉化人邬挺生的上海百货商业银行、王正廷的中华劝业银行、鄞县项松茂的宁波实业银行、余姚严叔和的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都是这一时期工商业各个领域里宁波人转向资本运作的杰作。

以宁波金融家为主体的上海银行家队伍，一时被誉为“浙江财团”。

又一个代表人物在这时候闪亮登场，他就是宁波金融家宋汉章。宋汉章自幼随父来到上海，毕业于中西书院。他28岁进入中国通商银行，负责国际金融业务。1912年，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后，宋汉章被聘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在当时的上海.外滩已经形成了外资银行的“金融街”，国际兑汇几乎全部被外资的汇丰银行垄断。宋汉章的上海分行是唯一的华资“外滩银行”。宋汉章艰难起步.却在国外兑汇业务中另辟蹊径。他的想法很简单，既然外国人可以来中国开展国际兑汇，那么中国银行为什么不能到外国去开展此项业务？简单想法的背后，却是强大的民族口信心在支撑。他做到了，上海分行在美国纽约、日本大阪等处建立了代理机构，接着又在欧洲、南北美洲和南洋建立了90多处机构，不但建立了中国银行的国际地位，也使中行外汇得到充分的储备。他又利用上海分行的信用，率先发行纸币，以抵制外资银行的纸币，间接地为中国的货币统一发挥了作用。宋汉章又以大银行家的气魄，创立了中国保险公司，将经营处散布全国，并在英国设立代理处，宋汉章被誉为“中国近代金融的奠基人”。宋汉章的成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他更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宁波金融家的代表。

宁波籍金融业对上海的宁波工商业者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上海的这一片开阔的“滩头”里，宁波人创造了中国经济史上许多个“第一”：方液仙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日用化工厂——中国化学工业社；王启宇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器染整企业——达丰染织厂；胡西园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灯泡制造厂——中国亚浦耳电灯泡厂；丁佐成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民营仪表专业厂——大华科技仪器公司……诸如此类的“第一”，说明当时上海滩上的那些宁波人.已经形成以金融为龙头的经济互助体，金融资本与工商资本的结合，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形下，宁波人作为上海滩上的佼佼者，已经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人们不能不对这一群乡党共同事产生了“帮”的概念，“宁波帮”已经从传统的商帮脱颖而出，成为乡党型的经济人群落，成为十里洋场中足以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这一群”人。

清末在上海的一个日本学者曾经作过一次认真的调查，在上海的各地旅沪人口中，以广东人和宁波人最为显著。调查认为，这些移民产生的在上海工商界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宁波帮占七成，广东帮一成，其他各帮二成。那份报告用这样的语言评价了宁波人：“宁波商贾是中国商人中的铮铮者，他们有卓越于他人的机敏之处，上海较有势力的商贾大半为宁波商人，而且在其他各主要城市也常常把宁波帮的人组织起来，使其势力不可侮。”有一个数字或许对我们认识上海的宁波人群体有所帮助：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共有华人68万，而其中宁波人约有40万之多。而据1930年的调查，公共租界的宁波人已经上升到了100万。

有两个人的命运仿佛解释了100万宁波人与一座城市的关系。一个是朱葆三，他是清代宁波一个军官的儿子，在宁波帮的芸芸众生中他算是出身名门，但是他那位供职于提督门下的军官父亲却在他14岁那年坚决送他到上海的协记商铺当了学徒，从此开始了他的商人生涯。另一个是虞洽卿，他是宁波艰苦的三北地区一个小村子的农家子弟，也是在14岁那年，身无分文的他打着一双赤脚来到上海，开始他的学徒生涯。一富一贫、一贵一贱的两个孩子，最后都成了上海滩的大商人。1936年，他们俩的名字都用来命名了上海的某一条马路，在上海的历史上，除了孙中山，中国人中只有他们俩的名字命名了上海的马路。而另一件能说明问题的事情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上海外滩那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的22幢大厦，有一半以上的建筑，都出自宁波人主持的营造厂之手。

哥特式的江北天主教堂

我们得赶快把话题重新返回到宁波，返回到老墙门里来。这时候我们应该看到，有这样一大批充满着中西结合的勃勃生机而又与宁波故土生死相结的宁波商人，他们的目光与气概已经不是传统的官宦能同日而语了，他们必然地成为宁波城市生活方式新的发言人，他们一定会在自己的家乡按着自己的想象提出自己的生活原则和价值标准。

宁波老外滩

宁波商人在江北岸建造自己的家园，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江北岸本来是老城里那些官宦墙门人家所不屑一顾的城外鄙地，开埠以后，那块新开发的以码头区为凭借的土地，却比传统的老城更能让人呼吸到具有大商业气息和生态自由的空气。我们不说别的，单就江北岸那座矗立江边的天主教堂钟楼，就会给人以一种新的感受和理念。(www.xing528.com)

从三江口眺望江北，那片被日后宁波人骄傲地称为“外滩”的甬江岸边，1872年建造的教堂钟搂是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它不仅仅是一座宗教性的建筑，而且是作为“五口通商”在宁波的成果矗立在江边上的。那座钟楼给人的深刻印象，除了它的哥特式外形，就是它那面向四方的四个巨大的钟面。它使宁波人亘古形成的将一昼夜等分为十二时辰的传统计时观念，更新为一昼夜24小时、每小时60分钟、每分钟60秒这种更为精密的时间计量观念。精密的时间与空间的度量，正是近代科学最重要的数学基础。更值得注意的是，那座面向四个方向的时钟，从一开始起就并不是为着教士们自己的需要而设计的，这时钟只为“公众”而设立。它使数千年来宁波社会第一次有了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形象性景观。钟面表示的“公众性”，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近代民约思想虽然作为一个伟大的空想，但它毕竟是伟大的。直到53年后，城里人才接受这一概念，他们在城中鼓楼上安装消防的瞭望台时，情不自禁地也配装了一座时髦的公众性大时钟。而到了这时候，公共消防本身也成为社会近代化的产物。

当然新开发的江北岸地区，土地的价格必然会更低一些，于是有一大批成名的宁波商人在江北岸建造了自己的墙门。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些并不是为了“地价低一些”的大商人仍然选择了江北岸的这片土地，他们完全有能力体面地在老城中获得土地，但是他们并不这样做。这些在江北新建的墙门住宅中，有被尊为“宁波帮鼻祖”的严信厚建造的家宅，有上海滩的再商名人朱葆三建造的家宅，有顺汜机器厂老板徐荣贵建造的家宅，有上海华盛烟草公司董事长姚绍伦建造的家宅。宁波的大商人也在江北争相效仿，和丰纱厂老板俞佐宸在那里建造了自己的家宅，外国轮船的高级职员王庚记也在这里建造了家宅。这里还有蒋介石在赴广东前夕曾经寄身的钱家花园，有麻将牌的发明者、与洋人密交的闻人兼商人陈鱼门的家宅。在江北外滩，还有不能一一列举的大量的商人堵门住宅。

这些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接期兴建的新式“名门望族”的墙门家宅，正浸泡在那样一种大商业的氛围中：通往上海和沿海各地的海运码头近在咫尺，潮湿的江风把一阵阵汽笛声送过墙门那大围墙，借助于交通的便利，各埠的信息朝报最先到达这里；洋行、海关、引水、新式银行、通事（翻译）机构和14国领事馆，以及旅馆、西餐厅和一排排出租给商行职员的石库门建筑，都密集地分布在这狭氏的江岸边上，让人感到别有一种紊乱而热气腾腾的新派作风伴随着你的商业灵魂。

是的，难道严信厚和朱葆三没有能力和实力在宁波城里买一座官宦人家出售的墙口？不，严信厚本人就是从李鸿章的幕府中退身的官员，朱葆三就是上海宁波同乡会会长，以他们的声望，在宁波城里买一座墙门也本不在话下。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执意要在洋风氤氲的江北岸安身立命，仿佛刻意宣布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展示一种全新的商业人生。他们就是一种另类的人物，他们凭借码头独来独往，高兴起来就在这里住几天，然后拔身去了上海，全然不把宁波的那一座老城放在眼里。城里人要办什么事情需要相帮的，自然会自己过江来，要我们瞎操什么心？——诸如此类的想法，当然只是我们现在的揣摩，但是从他们的生活形态来看，确是这么一回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江北岸这地方，是那些和那些人物特定的流动空间。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咸丰年间城里的那位闻人陈鱼门，本来在城里的蒋祠巷住得好好的，怎么就想起来到江北岸来建了一个新家？一种说法认为，他与英国领事特别投缘，隔着江跑来跑去的不方便。这就是江北岸的特殊吸引力。这些人住在那里，形成了一种新概念的名门望族，那些不是通过科举仕途而是以资本运作的方式同样口碑乡里的商人“族望”，让城里人不得不侧目相看。

※

然而，在江北岸安生的仅仅是一部分商人。内心充满自信而外表谦和的商人们更在意城里那索被官宦人家作为后乐园的月湖，在那里，他们开始堂而皇之地与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的官宦墙门一争高下了。结果是显然的，到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月湖边上除了已经没落的原官宦人家还有零星的后裔继续居住外，经过商人不断蚕食，已经成了商人墙门的集中地，他们甚至扒倒官宦的老墙门重新另起炉灶。

看看今天仍然还保存着的毛衙街区（莲桥街、牌楼巷、五台巷、塔影巷）和郁家巷街区（带河巷、白水巷、蒋祠巷、冷静街）两处那连片的老墙门群，我们会发现年日业主的主体.都是一些近现代发迹的商人。

在毛衙街区里，那些现在看起来最典范、最有气度的墙门，绝大多数都是清末民初宁波商人购置或者建造的墙门。在这里，白龙巷有房地产商江燮记的“崇义坊”墙门，莲香巷有五金店老板张叙贤的墙门，莲桥街有建筑商“胡荣记营造厂”业主胡荣生的墙门，莲桥街和五台寺巷各有一处上海滩早期发迹的商人家族“小港李氏”的墙门，狮子街有油行老板董振梁的墙门和招商局职官吴祖光的墙门。毛衙街有旅沪商人、袜厂老板张安忱的墙门和九丰纱厂、和丰纱厂及正大火柴厂的投资人应彭年的墙门……同样，在郁家巷街区中，那些让文物部门深感最具保护价值的老墙门，也几乎都是商人们建造的墙门。

人文建筑与自然树木融成的历史画面令人感动

在这里，解放南路有在沪甬两地经营大批地产和钱业的大商人秦君安的墙门，蒋祠巷有我们上面提到过的商人兼地方闻达陈鱼门的墙门，以及工商业者金氏的墙门。几乎占据了半条云石街的，是上海滩著名买办杨坊的墙门和旅沪绸布商人李坎虞的墙门。郁家巷有纺织商董梅生的墙门，带河巷有证券商人郑安康的墙门，冷静街有棉布制造商林氏的墙门，以及运输商、属于同一林姓家族的墙门……

我们没有必要一一列举近代宁波城各处的那些显赫的商人墙门，光从上述的列举中我们大概看到了这些墙门的主人所从事的商业领域。从钱庄到证券、从纺织到运输、从食油到粮食、从建筑到机械五金、从国内贸易到洋行买办、从房地产到绸布百货，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两个今天尚未被拆迁的小小街区，就凭这两个小小的街区，已经能够折射出当年宁波商人经营的领域。如果把宁波商人涉及的所有行业一一列举的话，足以构成一部中国商业的百科全书。

是的，在近代的城市史上，宁波城里当年那些显赫的、洋洋洒洒的大墙门，已经让商人占完了全部的风光。他们在这座城市里形成了新的名门望族，让街坊邻居们企羡。我们不禁要问：前代的那些官宦墙门究竟到哪里去了？没到哪里去，它们的一部分在新兴的商业浪潮中黯然失色，成为人家不太提及的明日黄花；另一部分，被新兴的发迹商人逐步蚕食，有的房屋易主，墙门易姓，有的干脆被商人买走后拆除了，翻盖成新墙门，这叫“拆屋造”。

商人买进昔日官宦的墙门，这无疑是一种挑战，一种怀着发迹后膨胀的极大自信心所进行的经济挑战，而“拆屋造”则是更进一步的价值否定：“什么官宦墙门，我只看中你的这一块地基。”

是的，商业的积累是可以世代传袭的，也因此可能越积越厚。凭着越积越厚的资本，商人们可以解决世世代代人口增殖后的居住问题；而官宦的权力却无法传承，何况还有政治风险，他们无法解决人口增殖后的居住困难。所以商人们不屑官宦墙门的昔日风光，他们毅然招牌换记，墙门换第：“现在这里就是我的墙门，不是吗？”

如果问近代的宁波城中，商人到底有多大的势力与心胸？我们只说一件事即可略知分晓。辛亥革命前夕在宁波的那些“乱党”和支持者，几乎全是一些开明的商人，因此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一个商人的儿子骑了一匹白马在宁波的大街小巷狂奔了一圈，他的手里高举着象征投降归顺的白旗，一路高喊着：“革命党来喽！革命党来喽！”于是一城政客肃然归降。城里的最高当局、鄞县正堂老爷江畲经着人用竹竿把县衙屋顶的瓦片捣翻了几片，象征着“千年瓦爿翻了身”式的革命已经成功，于是宁波就早于省城先革命了，江鄞令也摇身一变成为民国政府的知事。然后宁波的商人们出饷雇兵攻打杭州，成为革命的先驱。

这样的一批商人，他们踌躇满志地建筑的墙门，难道不该成为名门望族的时代象征吗？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宋代和明代，宁波城中都有“甬上四大家”，而到了清代再也评选不出四大家或者五大家了？简单地说来，一方面是由于清初浙东知识分子抗清活动尤为激烈，像张苍水、钱肃乐这些官人和学人坚持“不食清粟”，抱着数十年的“复明”幻想，因而使清政府对浙东知识分子的防范甚严，从而使他们对科举的热情大不如前代那般高涨。因此在宁波有许多学子进而从商.使宁波商人的文化质量大为提高，反过来高级官员的数量大不如前代。这就客观上使清代宁波以官宦人家为代表的“名门望族”的数量和质量大大地降低。而另一方面，清中叶以后，以大商人为代表的新的“名门望族”在社会上炙手可热，而且代有人出，而宁波商人在一种“财不可露白”的指导思想下，也从没有排过排行榜。加之乾隆后家族制度从以家族为中心转向以家庭为中心，故而富裕的超大型家族也不可能形成。因此从清代到民国，就再没有产生新的“雨上四大家”是在所难免的。

附带说一下，昔日的那些官宦墙门的后裔们到哪里去了？有些星散了，有些分族后消散在芸芸众生之中，已经不为人们所关注了。其实许多人还是在宁波这块家族的发祥地里，不是说“衙门财主一蓬烟”吗？只不过他们不再是衙门财主了。但是，这些家族往往面临着一种价值的矛盾：一方面，诗书传家的文化精神一直鼓舞着他们的幻想；另一方面，物质生活的需求却必须修改他们既定的价值观念。这就使他们常常采取一种”脚踏两头船”的姿态。现实生活的物质需求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涌入商潮成为商人，而当他们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后，往往全心全意地把儿女再送进学府，以完成“学而优则仕”的理想。

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

比如中营巷赵家，民国时期以钱庄业闻名，与宁波著名的金融商人严康懋成了儿女亲家，而严康懋据说“富可敌城”，宁波的新江桥就是他从外国人手中买回来的。我们以“墙门对墙门”的理论反证赵家经商的成功。而赵家，正是宋代名门“锦里”的后人。赵氏的始祖赵彦逾是宋太宗弟弟赵廷美的七世孙，赵宋王朝的皇亲。赵彦逾是绍兴三十年（1160）的进土，淳熙年间累官至工部尚书。孝宗驾崩后，彦逾协助枢密赵汝愚定策，立宁宗赵扩为帝，可见他在王朝政治中的地位和能量。

旧日大宅

湖滨半边街

嘉泰四年（1204），赵彦逾以资政殿大学士太中大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这个职位相当于宁波“直辖市”市长兼海防军司令员。赵宅的墙门建在今天共青路军分区招待所一带，南面横道为当年的岙底河，墙门里有三层楼房，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事情。因他衣锦还乡做父母官，故将宅第称为“锦里”。皇亲的后人做了钱庄大老板，这是当年赵彦逾所始料不及的。

同样，毛家巷建有另一家钱庄老板袁氏的墙门，以五头的山墙表现了他的气度。这个袁姓的钱庄老板，是明代望族“南湖袁氏”的后人，祖上袁有丁入阁为大学士，是国家的辅弼，后代不也照样经商做生意？拗花巷屠家一边在上海经商，同时又是宁波著名棉布行“源康”的股东，一查家谱，倒是明代望族屠氏的后人。伏跗室主人冯孟颛先生出身于盐商家庭，著名翻译家、巴金夫人萧珊是迎凤桥陈家的女儿。他们都是宁波商人家族中俯拾皆是的“商而优则学”的例子之一。

发迹商人的墙门，也如官宦墙门那样会经历变迁和易手。其中极有代表性的墙门就是云石街当年买办杨坊的墙门。

杨坊是活跃在清代的道光、咸丰和同治年间的著名商人。杨坊出身为宁波城里绸布店的店员，后来到上海，成为英商怡和洋行的职员，由于机灵深得主人的赏识，被提升为买办。稍积资产后，他就在上海的洋泾镇自己开设了“泰记（Takee）商行”，从洋投机生意成为富商，然后捐得候补道员，成为“红顶商人”。杨坊在世时，在上海广置房产地皮，开银楼、钱庄，曾任宁波同乡会前身“四明公所”的成事，成为上海开埠后显赫一时的官僚买办商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当时，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上海的响应者“小刀会”起义，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起用杨坊为军需官。杨坊积极出谋划策，引入英法军队协助守城，并以美国人华尔率吕宋兵200名，以洋兵器和洋兵法训练上海商团的地方武装，组建“洋枪队”为政府效命他甚至将女儿嫁给华尔，自己做了洋人的岳父泰山，这在当时的华商中也可称为最开放的人士，但是他乂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独自出资在上海设立难民局，又捐银三万两修筑上海的海塘。宁波的卢氏“抱经楼”藏书因战乱散佚，他又出银2600万两收集到卜之七八，并无偿归还卢氏。因此在开埠后的上海和宁波，有很大的名声和威望。

咸丰四年（1854），杨坊在宁波城区云石街建造了一座墙门式院落，台门、轿厅、仪门、正房、厢房一应照传统布局，高大的马头墙将宅居装饰得如同官宦的名门大宅，但进门所用栏杆、荷花池及内庭花园，有诸多洋式因素。整座墙门做工考究精到，成为晚成宁波墙门建筑的典范，杨坊墙门沿云石街、白水巷和带河巷圈成一个庞大的豪宅，高墙屏围了云石街的半条街面，因为杨坊名憩堂，民间便把杨宅所在的那半条云石街专称为“杨憩堂弄”。

但是杨坊的后人不思进取，奢靡的生活使杨门日益衰落，到杨坊死后，杨家再无回天之力，庞大的华宅也于光绪年间易手给上海滩另一名宁波富商秦君安家族，秦氏是当时上海九大钱庄的资本家族之一，而且自秦君安后代有人出，使家业得以维持和发展。

我们讲述这一段历史，在表层上看到了杨氏从建豪宅到经济局促出手宅院，前后不到半个世纪，从此，一个炙手可热的家族烟消云散.只留下“杨憩堂弄”的地名还偶然为人提及，而那一门豪宅早就从杨氏的“崇礼堂”变成了“腰带河头秦家”的家业。这种昙花一现式的商业现象在近代的宁波商业史上也不独一例，所以往往从墙门易姓上，我们可以找到些许蛛丝马迹。

小巷别有一份宁静

其实，名门望族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不过是一蓬烟云，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十年。所以那一首民谣又加了一句，成了“衙门财主一蓬烟，生意财主年打年，种田财主万万年”。种田财主还是万万年，这只是说明有实实在在物质产出的稳定，而生意财主“年打年”，也即是过一年算一年，没有永固千秋的事情。从宁波商人的发家史看，这反映的常常正是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