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老墙门：家庭社会背后的故事

如果你仅仅对近50年内见到过的老墙门有印象，也许你并不一定能够深刻地理解墙门对于家庭和家族所赋予的特殊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耐心地思考50年前的墙门，如果你能够把这一上限再推向明、清两代，你就会体会到那些曾经存在过的更为深刻丰富的墙门文化的内涵。

当然，如果你对此并不感兴趣，那么你完全可以跳过这一节不看。

在宁波，如果有人提到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位宁波籍女作家，比如在上海滩与张爱玲齐名的苏青，就会有人指出，她正是“石碶冯家”人，叫冯和仪；说到巴金夫人、翻译家萧珊，就有人指出她是“迎风桥陈家”的后代，本名叫陈蕴珍。许多宁波名人一落实到他们的生之地，就常常会与某一个大家族联系起来。在这里，名人——家族—地名，常常是紧密联系的概念共同体。在这三者关系里，家族是当地的“地望”，名人是家族的“族望”，而这片产生著名家族和名人的土地，就是“人望之地”。

从墙门里透出生活的信息

现在向你阐述的这种具有家族意义的墙门，其经典的表现形式，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大户人家”，大户就是巨族，就是当地的望族，也即有名望的家族。在宁波的历史上，一提起“腰带河头秦家”、“迎风桥陈家”、“三法卿屠家”、“大方岳第张家”、“张斌桥史家”、“察院前范家”这些以城市中的小地名为标志的望族，人们在话语间就显然带着一种被历史所承袭着的敬意，同样当人们-想到那些著名姓氏时，眼前就又会浮现出这些家族显赫庄严的老墙门老墙门就是望族的标志，而望族正是老墙门灵动的内容。

与中国的家族制度一样，宁波人的聚族而居产生了内部约定的家族秩序，那就是以“族——房——户”三级组织形成的“族房制度”。在一个聚居地的同宗同姓是一个“族”族下有“房”，房下的家庭叫“份“，也就是户，当户发展到有下代的时候，又通过分房产生新的户，而原来的户就上升为房。

宁波的墙门适应了这种族房制度，并在墙门的空间布局上得到了表达和体现。世俗生活的许多历史并不是记录在纸张上，而是凝结在方言里。时至今日，我们依旧还能听到房下按儿子的长幼叫做“大份”、“二份“、“小份”，或者带上房名后被叫做“松房大份”、“上三房二份”。在后两种称呼中，前一种的解释即是某个家庭属于叫“松房”的这个房系里的长子那一家，这个族也许有三个房分别以“松”、“竹”、“梅”来命名；而后一种解释则是，在一个同族的村子里，由于地势，住在“上只角”高地的三个房合称为“上房”，而现在被指出的正是“上房”的第三房中第二个儿子当家的那一家。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有许多地名就直接以房名来称呼，比如“镇海十七房”，或者“蜃蛟卜份头”之类。

明清之间的宁波民居在组织格局上有一次重大的变革，这一变革实际上是顺应了“族房制度”的完善而发生的。它在居俗的主题上出现了从“以祖宗为中心”向“以家庭为中心”的积极转变，这反映了宁波民居风俗跳出“神道”的窠臼，而积极走向世俗欢乐的变革进程。

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只能借助于现存的古建筑实例来展开。

在宁波最繁华的中山西路上，有一座被修缮一新的明代民宅建筑，原主人为“察院前范氏”，故称之为范宅。前后三进的范宅，严格地说，并不是纯粹的明代建筑，它的第三进是后来拼接上去的清初的建筑。然而问题还不在年代上，而在于它的前二进是一种结构风格，而后一进却是另一种结构风格，这两种风格的自然而完美的结合，恰恰体现和完成了上述的宁波近代民居的重大过渡和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明代风格的“不纯”，却纯粹了另一种信息主题：宁波民居风格的近代化演进。

在建筑学的概念里，墙门的建筑样式属于“合院式建筑”，但是同属合院，却有种种不同的“合”法。

范宅的前面两进的建筑样式，在宁波俗话中称之为“前厅后堂，四明两廊“。这种结构的墙门——请注意，这是现存的老墙门中最老的一种墙门——在目前的宁波农村，尤其是平原地区农村的老屋中，还保存着更多完整的实例。

墙门的装饰浓缩了许多建筑元素

就建筑的平面布局而言，这种风格的建筑在它的中轴线上安排了三个厅堂：门厅或轿厅；中厅，作为客厅或者穿堂；以及后堂，作为祭祀的厅堂，宁波人称为“堂前”。正是这样的“前厅一中厅一后堂”的格局，构成了“前厅后堂”的特色。厅与厅之间或者厅与堂之间是天井，宁波俗称“明堂”，而前厅与照壁之间又有一个小天井，后堂与后外墙之间，也必有一方小天井，这样就构成了四个天井即“明堂”。“前厅后堂”与“四明（堂）”便组成了这种建筑的中轴线上的全部内容，在中轴线的两侧，则是两排长长的板屋，宁波人称为“廊屋”。这样，就完整地形成了“前厅后堂，四明两廊”的格局。观察这种格局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两边的廊屋是一条屋脊通到头的，就像两条夹板，夹住了中轴线上的前厅后堂和四个天井。

可以设想，当我们走进这样一座老墙门房子的时候.给你最明确的印象就是墙门的中轴线，那一连串由前明堂、中明堂、后明堂以及一个个厅堂连接起来的中间部分。明堂在建筑学上就称为天井，但是宁波人之所以称它为“明堂”而不称“天井”是有其道理的。天井是四合院中间的那一块井形的空地，它的四面是功能上相互平等的房子，因而强调了中间空地直接向天的特点。而宁波人的“明堂”，是相对于“暗间”而言，对于这一块空间，人们在理解上并不是空地，而仍旧是“堂”，它与两边连接的“厅”起着同样的功能：礼仪的功能。

因为这种老墙门，人们在立意中往往强调它的家族性。建筑设计的主题很明确：以祭祀为中心。“厅”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很显然，它主要是用来做祭祀“羹饭”的地方，也就是向祖宗的亡灵表示敬意的地方；而它前面的“堂”，那个天井“明堂”，正是候祭的后代子孙聚集跪拜的场所。厅与堂，是分尊卑而称，这是儒家礼仪在墙门里的表现。越人好祀，法天敬祖，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正是宁波城市的历史文化使然。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老宁波”尤其重视做“羹饭”，几乎所有的节日，最高的表达形式都会落实到“两枝蜡烛三炷香”。送年祭神不说，清明羹饭、七月半羹饭、亡者七头、周年、生诞、忌日，都要“拜羹饭”，羹饭是形式，祭祀则是实质。在这些形式的背后，始终有一个意识在提醒着人们：这座墙门中无处不在的祖先亡灵，他们以一种精神的形态与后代众人生活在一起，他们是墙门之灵，是墙门中这个家族的凝聚力所在，是这座墙门的根。他们永垂不朽。

宗族祠堂是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

香火缭绕，祷忏不绝，维系着老墙门中那个血缘家族世世代代的相互认同：我们，这座老墙门中的居民，是同一个祖宗的血脉后嗣，是亲亲密密的一家人。

因此，老墙门中的那些家族，都会在墙门的后堂或者中厅，建起家族的祖堂，人们把它称为“祖宗堂”。在这里，每一位祖宗都用一块写了名讳的木牌作为他的生命符号，以“神位牌”的名义放置在祖堂的正位。木牌代表的是他们灵魂的寄居处，而山野里的坟墓则是他们肉体的最后安葬地。无祖堂的家庭也会在栋梁上放置祖宗的画像盒，这些画像对家族而言是至高无上的，它们只有在祭祖的日子才允许被展开悬挂，并接受子孙的跪拜。

典型的祖堂形式之一，我们可以在宁波南部溪口的蒋氏丰镐房里看到，这里布置了祖先的神位，设香案四时奉祀。

也就是说，这一种的老墙门，祖宗的亡灵始终是建筑考虑的主体。

中轴线又是迎宾接客的礼仪主轴。有一句宁波老话叫开“大墙”，也就是打开中轴线上的正门，这是宁波墙门接待客人的最高礼仪。凡是有大墙门的家族，如果没有衰落，他们必然都是名门大族，他们需要接待的规格按尊卑有许多档次，而打开大墙门，就让客人直接进入中轴线，这不但在形式上让来宾有一种“敞开主人宽阔胸怀”的亲切感，而且包含了另一层精神上的意义，也即“我家全体祖宗之魂，也在此恭候您的光临”。与此相对的另一句老话叫做“屋山尖头开门”，屋山尖头即是山墙顶的那个最高的屋脊挑角，如果在那地方开门，谁都上不去，因此这句话的引申义就是“小气”、“吝啬”和“不交往”。

墙与门的结合部尤其生动(www.xing528.com)

在这种老式的墙门中，当中轴线完全用于尊祖祭祀和礼仪迎宾之后，家族成员的起居只能被放置于东西两排“廊屋”内。由于三个厅的遮挡，廊屋分割成的各房间明显地区别成明间与暗间，廊屋中正对天井而未被遮挡的明间，中间为各家庭的客厅，俗称“轩子间”，这里是家族中各个家庭自己的礼仪场所。除此之外的明间和暗间，则用于作“房”（卧室）或“灶跟”（厨房）。这些房间都呈东西坐向，没有南北向房屋的采光和日照的优势，在暗间里，常年只能靠开天窗或廊屋后的“后明堂”照射进来的天光。

这种结构的房屋实际上人居性很差，人们把最好的厅堂留给了祖宗。直白地说，鬼在先，人在后。

日常居住与生活需求让位于祭祀和礼仪，这反映了儒家的“孝悌”观念在居住中的影响，使宁波老墙门建筑的道德理念高于现世欢乐的价值趋向。

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墙门是同一家族共居的物质标志，而它的另一个精神标志则叫做“堂前”，堂前就是祭祀的厅堂。之所以把厅堂叫做堂前，这个名词包含了“同处于祖堂之前”的含义。

墙门中轴线上的那些建筑与空间属于家族的公共财产，家庭分居的廊屋才是家庭的私产。我们隐约地看到在早期的家族制度中，家庭只是家族的附属品，因为家族才是一个经济实体，在家庭的独立经济地位尚未彻底地奠定之前，家族正是家庭存在和发展的坚实基础。

于是，早期的墙门里，家庭的私密性是被忽视的，因为建筑格局决定了只有“墙门”才构成了安全防范的责任单位，这是他们共同加有的一圈外墙。于是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当家族制度瓦解以后，当作为公产的门户、厅堂和外墙因年久而损坏、圮毁时，任何一个家庭都没有能力来维修它。最终它们就只能变成通道，厅堂就真正成了“穿堂”，即“供穿行的堂屋”。到了这样的时候，“墙门”的概念就逐步消失。当然，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农村，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的墙门被政府的房管部门接手，修缮已经不成问题。但是“堂前”却还是被努力地保存着，常常会由各个家庭共同出资加以维修，因为它具有现实的意义，人们需要在这里举办“红白喜事”，它的公共性就一直没有被废弃。

这种宁波目前还能看到的最老的墙门，也即“前厅后堂，四明两廊”式的老墙门，让我们看到了宁波人“聚族而居”的早期阶段——以祖宗祭祀为中心的阶段——的特点。这种居住方式也无可否认地阻碍了个体家庭在经济上的脱颖而出，扼制了家庭对自身私密性和对现世欢乐的追求。它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适应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生产方式所支配的群处而单调的生存方式。

另一种新的墙门出现在商业兴起并成为第二大产业的时代。当商业投资把个体性的资本积累和私密操作原则要求到生活方式时，墙门结构的变革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这种新的老墙门，在宁波作为中国东海岸重要商埠而享誉“东南都会”的前夕诞生，这不算是一种巧合。清代乾隆前后宁波商埠的兴起，必然需要有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能量积蓄和诸方面与之适应的准备阶段。在这一变革准备期中，就出现了像范宅第三进这样新的民居风格。

范宅的第三进建于清康熙初期，其实这种建筑更典型和完整地表现在离范宅咫尺之遥的位于月湖北岸的“银台第”童府。童府完成于清嘉庆时代，这时候，建筑的风格已经成熟，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童府看作这类新型民居的典范。这是一种被称之为“单间两弄双明轩”的风格，最典型和最常见的样式，就是“五间两弄四明轩”，其他的还有“七间两弄”和“三间两弄”的，但是“九间两弄”就很为罕见。我们不妨将其命名为“间弄轩”样式。

银台第的第一进为轿厅，保留了明代的观音兜山墙风格，这前面还有照壁和仪门；第二进就是典型的“间弄轩”样式，即是“五间两弄四明轩”结构。这种结构与“前厅后堂，四明两廊”相比，其首要特点在于它取消了中轴线祭祀的功能区，而改变为独立的居住单元。

“问弄轩”式的墙门，是旧城改造前宁波城市里老墙门的主体。

在这样的墙门里，它的一个居住单元被称为一“进”，其居住性是从几个方面来实现的：所有的房间包括一字排开的五间正堂房和两边的明轩，都实现了明间采光，光可以直射到房间里；中厅是一个客堂，当然可以兼作祭祀厅，但它的主耍功能却是接客迎宾；明轩间实际上是起居室，宁波人俗称为“坐起间”，供家庭的一般日常活动；正屋和明轩都升高为楼屋，当然，正屋的中厅是通高空间。在后楼有一条暗廊，供两边翼楼的联通，因为在举行祭祀的时候，如果“祖宗”的头顶上有人（尤其是女性）走动，那是极不严肃的事情；两条楼梯弄既是上下交通的垂直通道，又是联系前、后进的平面交通通道；正屋和明轩合围起来的天井，既解决了所有房间的采光问题，又是人员的集散和活动空间。

很显然，这样的墙门建筑，它考虑的已经首先是人，而不是祖宗亡灵。

层层叠叠的马头，使庞大建筑灵动起来。

这种墙门里的每一进，实际上又是一个建筑的“模子”，它可以向前后两个方向不断地复制重置，使墙门出现第二进、第三进、第四进……用同样的“模子”一个个地套合，组成由数进独立单元套合成的联合式建筑群，由于还是从一个大门出入，因此它依旧是一个“墙门”前一进的后门正是后一进的前门这样，在前后各进通畅后，十分宜于一个家族分支的聚居。同时它继续服从于祭祀组织，构成一个“堂前”，非常符合“族房制”下的家庭分櫱（分房）的要求和原则，也可以这么说，它还是合乎“族房制”要求的产物。

这些白天相互畅通的一进进建筑，当它们把各自的前后门关住之后，又是一个个独立的家庭，具有良好的私密性。当然在各进的前后门关闭以后，每一进都另有旁门可继续联通外部，并不存在各自封闭后的交通问题。

这种建筑与“厅堂明廊”式建筑在外部形式的比较中，最明显的区别还是两边的厢房屋脊。它不像“厅堂明廊”式建筑两边的廊屋屋脊是一头直通到底的，“间弄轩”建筑的明轩屋脊各自成局，而正房的屋脊反而从左墙直通到右墙。

人居性、独立家庭的私密性和可组合性，构成了这种新型墙门的特点。于是，祭祀的色彩黯然褪去，“祖宗”的地位悄悄地让位于“家氏”，人的生活要求受到了尊重，空间的独立性获得了实现。一句话，它的“人性”越益大于“神性”。

这是宁波人居中增门空间的一次重大的自我扬弃，大约发生于清康熙、乾隆两代之间。

新风格的墙门，在它的左右又可以安置同样的墙门，占地紧凑，容积率高，只要墙门与墙门之间留出一个通道小巷.即可解决交通的共享性。在有些地方，如果一个大的家族连片地拥有一组由“房”居住的“墙门”群，则墙门之间的这些小巷通道便成为家族内部的公共道路，它除了解决家族内部交通以外，还在冬季甚至全年雇用更夫敲更巡火，因此这种通道俗称为“巡更弄”。当然这种情况往往只发生在城市里，因为在农村，在聚族而居的模式下，一个村子常常就是一个家族的聚居地，村里的所有道路都可以巡史逻夜。这条通道的建立，配以两边以“马头墙”形式高耸的山墙，自然起到了“防火弄”和“风火墙”组合起来的隔火作用，尤其在宁波城乡建筑密度甚高的地区，更能有效地阻止火灾迅速蔓延。对于这一点，只要对照范宅与银台第，就会获得明白无误的答案。

新墙门十分适合以商民为主体的城市居民的起居，在宁波的城市里被迅速采用。而旧式的“前厅后堂”则大量地保留在农村。值得一提的是，农村里的许多“厅堂明廊”式建筑，在墙门旁的那两边廊屋山墙，被改造成为采光通风的窗门式挂面，同时用三坡屋顶加上挑角飞檐的方法，使它从正面看上去就像墙门两边的两个楼台，使石板肃穆的墙门立刻灵动起来。这种建筑形式被称为“甩戗”。从方言的字面看，甩就是“潇洒地挑起”，戗就是“戗角”，也就是飞檐的俗称。但是甩戗式墙门在宁波的城里几乎没有见到过。

就总体而言，“厅堂明廊”式的旧式样墙门，基本是农村民居的特点，“间弄轩”建筑则是城市民居的特点，新与旧的两种墙门模式，反映了当时城乡之间生活方式的分流，而城市比农村更快地走向了“人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