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老墙门：马头墙的聚族而居传统

住在宁波的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我们曾经在这座城市的某一个制高点往下看，比如从当时城市最高的天封塔的顶层朝下观望，我们看到宁波老城的印象，绝不能仅仅用“连瓦接甍”可以形容它的民居的稠密，许多人都一定还记得这座城市的鸟瞰感觉：在连片的青黑色屋瓦中，最令人瞩目的是那一道道高高耸立的马头墙。尽管今天已经很少能见到那种傲首向天的显赫老墙了，但是只要我们闭上眼睛，就立刻能想象出马头墙高傲的姿态。

是的，马头墙是宁波城大户人家老墙门的标志，也是宁波老城建筑秩序的标志。

毛衙街某宅马头墙，其往外穿挑部分具有明显的装饰意义。

简单地说，马头墙只是居宅外围覆盖了瓦片的那一道山墙，或者说那是一种形式感大于功能的建筑装饰，然而那青砖细瓦的精湛工艺，那龙背兽脊般的墙脊，那高翘的檐角，无处不透露着屋主人的满足与自豪。也许高翘的台阶式的墙头，让人想象到昂首向天的马头，也许那些住在马头墙中的人家，往往是童谣所唱的“第一龙，第二穷，第三考官骑白马”中的骑白马者，那道墙不论从其形象或就其神韵，都应该叫做“马头墙”。

林宅马头墙

在宁波的明代建筑中，山墙上部的封口常常采用“观音兜”，以一道抛物线为轮廓的山墙，标志着拥有厅堂的大户人家的存在。多雨的江南，传统建筑都以“人”字梁架支撑着屋顶，倾斜的两坡屋顶正好泻下从天而降的雨水，因而江南没有平顶屋，观音兜描绘出的就是一个“人”字屋顶的基本形状。但是与清代高大的马头墙相比，观音兜的缺点就显而易见。一是不高大，少气势；二是因为低矮而削弱了它的隔火防盗功能。木结构建筑最忌风火，也因此，宁波人又把马头墙称为风火墙。“风火”一词在宁波方言中不仅仅表示风灾与火灾，而且还进一步引申为一切危险和潜在的危机。比如说“这样做是要背风火的”，也就指出某种做法所具有的危险性，以及需要承担某种责任的可能。因而风火墙就不仅仅只指风火，它除了隔火防风外，起码还承担若防贼防盗在内的全部安全保障作用。

由此我们大概看到了马头墙的两个基本功能。一种功能只是审美的装饰，壮气势造神韵，使其成为大宅豪门的建筑符号和家族的某种神秘文化的载体，从这点看，它很可能是从“汉阙”中发展衍化而来，而汉代的“阙”，正是城市街区或者大的村落的仪仗和标志。马头墙的另一功能则是实用的，即是上述的隔火防风、御贼防盗的作用，从这点看，它又很可能是从南朝时期防御战乱的“坞壁”取得的灵感。因为马头墙并不是宁波建筑的独创，它更多的是徽派建筑的特色。皖南地区在南朝时期“坞壁”林立，至今那里的独体房屋都建得像碉楼。明白了这一历史渊源，徽派建筑之所以以马头墙为特点就不再费解。但是与徽派的马头墙相比，宁波的马头墙更灵动典雅，史写意传神，也因此它的壮气势造神韵的功能也比徽派建筑更为明显突出。

马头墙是深宅大院的象征。

马头墙有“三马头”、“四马头”和“五马头”之分，马头越多，主人的地位就越高。其实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马头墙首先与屋顶的高耸程度有关。宁波地处多雨的江南，蔽雨泄水就成为屋顶的首要功能。屋顶越大，蔽雨的性能就越好，屋顶的“泻势”越陡，泄水的能力就越强，而越能蔽雨泄水，墙体和梁架受水的侵蚀就越小，房屋就越牢固越能历时持久。

奥妙就不难洞察了。传统民居的门柱高度或者说屋檐的高度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于是房子的高矮基本取决于梁架的高度，五道抬梁的屋顶显然比三道抬梁的高大，而作为山墙的马头形台阶，就基本取决于抬梁的多寡。马头墙从围墙的顶部起势，基本上是一道抬梁起一个马头，三道梁架边上就形成“三马头”，同理，也就不难知道“四马头”和“五马头”的奥义了。五马头以上的高度不再属于民居，它属于歇山重檐的庙堂建筑，而不再是建筑马头墙的硬山式山墙。因此，宁波最显赫的民宅就是“五马朝天”。

马头的多寡又与进深有关。梁架越多，屋顶剖面三角形的底边就越长，也就是进深越深。宁波的民居中，进深的单位称为“驳”，每一驳由两根立柱间的墙面构成，常见的民居分三驳、五驳、七驳，到了九驳就是非常大的房子了。设想一下，比如四柱三驳的房子，第二柱和第三柱更长些，就可抬起一道横梁，横梁上架一个小立柱，就支起屋脊的顶梁，它的山墙就可从檐梁起势形成“三马头”。柱越多，梁的重数就越多，房屋的驳数也就越多，因而进深也越深。七驳以上就可起楼。在宁波的传统建筑中，最外的两驳就只是前后檐口下水了，宁波人称为“檐唇口”，而后檐唇则常常采用“包檐”，这样做更显得安全些。

根据建筑高、阔、深的基本比例，开间与进深决定了房屋的规模，因而“马头”越多，房屋也一定越大越深。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必进入大宅内，光凭墙上的马头数，就可以辨别何为深屋大宅的道理。在等级社会里，等级决定了建筑的规模和高度，住宅的高低受到政府颁布的“法式”的限定，不是谁想起高屋就可随便起的，于是不同马头数的山墙，就自然标志了各屋主人不同的社会身份。

在宁波的马头墙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过渡期。作为墙头的“塞口”，出现过“观音兜”与“一马头”的结合，然后观音兜逐步演变为有棱角的梯形，再以后就出现了规范的马头墙。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到了清末，宁波民宅的马头墙的装饰意义越来越强，典型的是今天仍旧保存在镇明路上的林宅。那是晚清同治时代的建筑，我们今天依旧能看到，林宅的马头墙不但作为山墙上高耸的装饰，而且在与它垂直的后增，也改变了传统的“后包檐”做法，而改成装饰性的马头墙。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关注的变化，它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把作为“风火墙”的马头墙进一步扩展衍化为大户人家气派的装饰。这种装饰强化了江南建筑的形式符号，成为一种经典。

就像一个巨大的括号，马头墙把一个活生生的“门第”包括在自己的界定之内，不管怎么说，马头墙只是一道墙。宁波人把墙统称为堵壁，但是外墙和内壁却有明确的分野。建有马头的墙宁波人称之为“大墙”，大墙不同于内壁，它是一座宅第与其他不属于这一宅院的公共设施（比如街巷道路或者另一座他姓的宅院）的区界。在那些大墙的脚下，常常会发现“×姓己墙”的刻石，己姓墙所表达的正是一座私宅的产权归属，也就在这个意义上，宁波的外“墙”又具有了经济学的意义，它是产权的标志。

“墙头草”是历史沧桑的记录，是顽强生命的表现。(www.xing528.com)

与此相对应的“壁”则是内部功能的分割。我们从宁波老宅的专门称谓中可以看到，屋内的分割统称“壁”，用木板分割的称“板壁”，用砖头分割的称“砖壁”，附护内墙的木板称“护壁板”；两道墙形成的角，屋外称“墙角”，而屋内称“壁角”；挂在外墙的灯称“墙灯”、“街灯”，而挂在内墙上的灯则称“壁灯”；壁上寄生的爬虫称“壁老虎”、“壁蟹”，而大墙上的寄生草就称为“墙头草”。

称谓上的分野，表达了一种再明显不过的意识，这就是宁波人对私宅的产权归属所给予的强调。因为每一座私宅，实际上正是宁波“聚族而居”传统的最切实的体现。

是的，每一道以马头墙为标志的大墙围合起来的明清时代的宁波民居，它不只是一个个家庭，而是一个家族，一个血缘姓氏的居住地，“己姓墙”正表达了这一含义。

在同一道大墙围合下的宅第里，聚居着属于同一个家族的人们。这个可以用“同一个”来区分的人群，最明显的标志常常不是生理上的共同特征，而是他们必定从同一个墙门出入，“墙门”就可视为这个家族的共同标志，也成为宁波家族制度的物质表现同一个家族能够聚合在同一片屋瓦之下，它的基础正是这个家族在经济上的某种同一性。于是从那一道马头墙的形式中，我们依稀看到了曾经有过的“家族经济一体化”的阶段，这正是农业社会遗留的痕迹。

宁波平原是一块稳定而宜人居住的土地。稳定的农业收成，少有或几乎没有大的战争破坏和干扰，不断完善的水利灌溉设施，使精耕细作的土地收益恒定高效。总体而言，这里少有自然灾害，四季分明，风调雨顺，这一切，都是农业收成稳定的基础。当土地的产出与人口的消费需求达到平衡，也即达到自给自足的时候.就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离土迁徙。一个家庭稳定地在一个足以供给自己生存的土地上定居六到七代，也就是说大概经历了100年至150年的历史，就足以形成一个人丁兴旺的家族。因乐业而安居，因安居而乐业，生产与生活之间就这样得到了辩证相生的良性循环。一句话，宁波的古代社会是一个成熟的农业社会，这一成熟性正是使它能够很好地贯彻“宗法制度”的基础。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宁波平原上的那些乡村，就会发现那里的人们都是以墙门成为自己居住的定式。

这就是说，墙门其实首先从农村开始，因为“聚族而居”的墙门正是宁波农村自然经济成熟的产物。然后，这一农业社会的家族组织原则，也被整体地引申到城市，使宁波城市的居住结构也成为以“墙门”为特点的聚族而居的方式。

一座座墙门，实际上是一个个家族，一群群同宗同姓人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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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家族制度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读读下面这一段比较枯燥的文字，从中了解聚族而居的习俗起码要具备的如下要素，这对于明白这种传统的居住方式不无好处。

这些家族组织要素包括：人们拥有一位共同的直系血亲始祖；他们有用马头大墙围合起来的四址明确的聚居地一“墙门”，这时候的墙门已经不仅仅指那道气派的台门，而是一座用外墙完整地包围起来的建筑。也因此，宁波城里的墙门常常由姓氏命名，比如“洪家墙门”、“赵家墙门”、“张家墙门”；更老的（大概在清康熙时代以前）墙门里都有一套以祭祀祖宗为中心的设施和制度，晚一点的建筑也为这一制度留出了足够的表演空间；每个家族都有秩序严谨的排行制度和明确的排行表；族长为权威的族务裁定者，这种机制在农村的墙门中尤其明确，而在城市里，“长房”的地位尤为推崇；在家族的发展中，形成“族”与“房”两级利益责任制；每个家族都有约定俗成的“族规”，并以此规范族务和家族成员；有不断修订完善的“族谱”作为家族的权威档案和立族的经典，使家族成员对自身的血缘来源置信不疑，并由此产生家族的亲缘感和凝聚力；在农村的家族中，都有一定的公共财产（主要是不动产）和公共收入维系族务和祭祀，并完善聚居地的公共设施和公用事务。在城市里，这种家族公产相对削弱，然而城市里的宗姓与家族发源地的农村同宗一直保存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家谱是一部家族的档案

以上诸方面的特征，是宁波家族制度普遍奉行的原则，也是维系一个家族聚族而居的必要条件。家族制度很多时候直接表现在“居法”上，因而“聚族”的模式已经成为宁波传统建筑格局的基本精神。

墙门就是这个精神的产物。

一般说来，在典型的墙门里生活若的，基本上是同宗近亲的居住者，或者说是“五服之内”的人。尤其是城市里的许多墙门，它们常常就是这座城市里某个家族唯一的聚居地。如果一个墙门杂姓群处，则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原先家族的败落瓦解，或者迁徙他处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