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是民族音乐学发展初期的主要思想之一，其构建者是由霍恩波斯特尔等人组成的“柏林学派”。他们认为，欧洲音乐文化（尤其是日耳曼地区的音乐文化）的形态高于其他地区。所以，如果某一音乐文化中的音乐形态与欧洲相近，则被看作是“复杂的”“先进的”“优秀的”音乐；反之，则被看作是“简单的”“落后的”“卑劣的”音乐。这就形成了“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即世界其他地区、民族的音乐文化只达到了欧洲音乐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
显而易见，这是当时较为发达的欧洲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偏见，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典型。他们之所以推崇这一理念，其实质是为他们奴化被压迫民族这一政治目的服务。所以，“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并没有随着“柏林学派”研究方向的转移而销声匿迹，它在东方仍得到广泛的传播，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种理论的传播，并非为了帮助东方人发展自己的音乐文化，也不是为了研究东方的音乐文化以便认识整个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趋势，而是为了彻底拔掉东方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根基，从精神上再次征服和驾驭东方各民族，以便满足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野心，巩固自己的殖民成果。所以说，“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其实质是帝国主义用来腐蚀和麻痹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理论武器。
可惜的是，当时蒙昧的国人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事实，以至帝国主义的“阴谋”有所得逞。自从由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中华教育会”在中国扎根以来，一批归国的海外学子在中国大地上传播起了“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他们沿用“柏林学派”的错误做法，以欧洲音乐文化为准绳来权衡中国音乐，站在欧洲音乐的立场上来评价中国音乐，从而得出“中国音乐比现代西洋音乐‘至少落后了一千年’”这样的错误结论。
近百年来，我们认真吸收西方音乐学的研究成果，其目的是建立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音乐学体系，实现蔡元培先生所构想的“循此以往，不特可以促吾国音乐之改进，抑亦将有新发见之材料与理致，以供世界音乐之采取”（蔡元培：《音乐杂志发刊词》，1920）。然而，中西音乐交流的现状却是不对等的，我们从西方引进过多，而向世界输出太少，以至于西方音乐的精神和模式成为中国人在音乐观念上的固有框架，形成新的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相比之下，中国传统音乐反而处于音乐活动的边缘，尤其是它的音乐理念，被人日渐遗忘。(www.xing528.com)
当下在中国，就西方音乐和本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之比例有明显的失调现象。西洋乐器成为当今大多“乐童”[3]家长的首选对象；各省、市都竞相建设自己的交响乐团、歌舞剧院；理论研究者大多为了探寻研究西方音乐理论而呕心沥血；还有一些附庸风雅者，对西方音乐有着高于一切的“崇拜”。这一切，导致我们向中国听众介绍西方音乐要比介绍中国音乐来得更为简单和容易，因为他们对西方音乐的了解远比对中国音乐的了解要多得多。
泱泱五千年中华文化，曾给整个世界、整个人类贡献了辉煌的文明成果，其中定然包含着独具特色的音乐艺术。而面对中国音乐被缘化的现实，我们该警觉并慎思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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