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诗人秦嘉与徐淑夫妻故里考析

何　钰

东汉桓帝时（147—167年）陇上著名诗人秦嘉与徐淑夫妻因《后汉书》无传记，以致后代史籍收录或选录他们的诗文作品并作简传时，对他们的故里仅粗略记述其最早的郡望，因而他们的故里所在地一直困扰着后世的研究者。现存最早对秦嘉的记载见于南朝梁徐陵编的《玉台新咏》，该书卷一选录秦嘉《赠妇诗》三首，前有小序曰：“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也，为郡上掾……”。南北朝以后直到现代文史学界有关秦嘉与其妻徐淑的论述，对其故里或依《玉台新咏》等书记为“陇西（郡）”，或记为今“甘肃东南”，或语焉不详。

但是，明清甘肃地方志，特别是明《重修通渭县志》或更早的通渭旧志不但记载着秦嘉的故里在今通渭县，而且记载着其妻徐淑与夫同里，还记载着他们的诗文及生平事迹。现简述如下。

明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四年（1613—1616年）《重修通渭县志》依“旧志”（按：明弘治《通渭县志》及更早的县志已佚）载：“汉秦嘉，字士会，为郡上掾，博学鸿词，驰声先汉……今城川铺东，是其故里，祀乡贤”“汉徐淑……秦嘉妻，……长于诗文……”。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通渭县志·人物》载：“汉秦嘉……旧志称：策名天府，尽心供职，有直节，有义气……今城川铺古城，是其故里”“汉徐淑……秦公名嘉之妻也，天性聪敏，有才识，长于诗文……嘉在郡抱疾偶卒……淑亲往扶柩而归”。清乾隆《巩昌府志·人物》（卷二十四）与光绪《甘肃新通志·人物》（卷六十四）载：“汉秦嘉字士会，渭城人。”《甘肃新通志》卷七十九载：“汉秦嘉妻徐氏，字淑，平襄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通渭县新志·人物》（卷十一）载：“汉秦嘉……今什川镇秦家坪即其故里”“汉徐淑，秦嘉妻也……”。明清以来，《甘肃新通志》《巩昌府志》《通渭县志》等地方志均记载秦嘉与徐淑的故里在今通渭县。除地方志的记述外，千百年来，秦嘉与徐淑的品德才华、相敬如宾的笃深夫妻感情以及他们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通渭人，成为通渭人的楷模而一直活在通渭人民心中。秦嘉入祀乡贤祠，徐淑被尊为“烈女”“节妇”，世世代代口碑相传，通渭人引以为荣。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省内不少学者通过对甘肃籍古代诗人作家及其作品的深入研究和对相关地方志的探讨，进一步肯定秦嘉与徐淑的故里在今通渭县。

综上所述，秦嘉、徐淑的故里在今通渭县已毋庸置疑，但对他们的故里究竟具体在通渭境内何方，却多有错讹。这是由于明代人和明《重修通渭县志》的编纂者不知废于十六国西秦时的西汉平襄故城在通渭县何地，而将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修筑于擦珠谷（今什川乡古城沟北李家坪）的“通渭寨”古城（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升为县，同年又废县为寨，见《宋会要·方域五》及《宋史·地理志》）误认为是西汉时的天水郡治平襄县城，由此而产生了“今城川铺（即今什川乡）东”是秦嘉“故里”的错误说法，也导致了其后《通渭县志》的陈陈相因。明弘治后期（1502年前后）来到通渭县任知县的四川梓潼举人张二南，将“城川铺”“通渭寨”的“山坡荒古垣”依“山叟陈古说”误认为是汉代的平襄故城，在那里寻访古迹，凭吊“前哲”，作了一首五言古诗《平襄怀古》，以纪念秦嘉与徐淑夫妻，发出“寂寞此山中，竟得此双绝”的感叹，还为《后汉书》没有他们的传记而责怨“志乘”的“荒唐”，并为“死后葬同穴”的“泉壤幽魂”而抱憾。于是明万历《重修通渭县志》“秦嘉”条遂依“旧志”载：“今城川铺东是其故里”。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通渭县志·人物》（卷七）“秦嘉”条进而载“今城川铺古城（即什川东“通渭寨”）是其故里”，同书卷二“古迹”条还载：“汉城川古城在县西八十里，依山为城，其地名曰古城沟，距城川铺东十里，即秦嘉故里焉”，同书“古迹”条又载秦嘉之墓“在榜罗镇秦家坪”。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通渭县新志》不仅沿袭此说，还载秦嘉故里在“今什川镇秦嘉坪”，随之1990年版《通渭县志·人物》亦沿载：“秦嘉，字士会。徐淑，秦妻。均为东汉陇西郡平襄县（今通渭）人。”（按：应为汉阳郡，平襄县地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20年）前辖于陇西郡，元鼎三年后平襄为天水郡治所，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辖于汉阳郡，见《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还有因传说而得来“秦嘉故里在今什川乡大湾村秦家坪。徐淑故里据传在今榜罗乡桃源村徐家窑”的记述。同书“大事记”及“建置”并载有“榜罗乡岔口村秦家坪有秦嘉徐淑夫妇合葬墓”。既然秦嘉故里在“城川铺古城”或“今什川大湾村秦家坪”，焉有在秦嘉逝世后不归葬其“故里”而葬在与其故里相距几千米远的“榜罗镇秦家坪”或“岔口村秦家坪”之理？此说无论于古于今、于情于理均是违背常规的，更何况古人在丧葬方面是相当讲究遵从“古礼”与“祖制”的，特别是“动合礼义，言准规则”的“节妇”徐淑对自己挚爱的丈夫还是“亲往扶柩”而归葬的，难道她会将亡夫葬在她自己的“故里”吗？

由此可见，明《重修通渭县志》将秦嘉故里具体说在“城川铺古城”，显系将“城川铺古城”亦即宋代“通渭寨”古城错当作汉代的平襄县城而造成的，也就是说，此说的错误来源关键在于将宋城当作了汉城。由此误断、臆测遂导致产生了秦嘉故里在“城川铺古城”抑或“在今什川镇秦家坪”乃至“在今什川乡大湾村秦家坪”的传说，更由此演进而来关于“秦嘉之墓”在“榜罗镇秦家坪”，“徐淑故里”在今“榜罗桃源村徐家窑”以及榜罗乡“岔口村秦家坪有秦嘉与徐淑合葬墓”的错误之说。秦嘉与徐淑故里及合葬墓位于秦家坪的错误说法，显然是由于榜罗和什川都有“秦家坪”这个地名，更因秦嘉姓秦而穿凿附会，生搬硬套而来，相互矛盾，经不起推敲，且没有任何经考证的事实根据。笔者也曾去过这两个“秦家坪”，不光本地人多有不知其地者，更没有任何汉代的遗迹遗物。(www.xing528.com)

故笔者认为秦嘉的故里根本不在今通渭县什川乡，徐淑的故里也不在今榜罗乡（镇），因此他们夫妻的“合葬墓”更不在“榜罗岔口村秦家坪”，而是另有其地。这个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作为《通渭县志稿》的通讯员和撰稿人时，就对当时主编县志的有关领导同志提出过。但他们或因囿于传说、或因笔者人微言轻，并未采纳此观点。

那么，秦嘉与徐淑的故里与“合葬墓”地究竟在何处呢？笔者认为在今通渭县城区。原因如下：清康熙《巩昌府志·人物》与光绪《甘肃新通志·人物》均载：“秦嘉，字士会，渭城人”，《甘肃新通志》还载“汉秦嘉妻徐氏，字淑，平襄人”。关于“渭城”，是明清文人对通渭的雅称。如清代乾隆年间做过四川威远知县的通渭县城人李南晖在著作或书法作品中常自署“渭城李南晖”（见李南晖著《慎思录》序三及其书法作品）。清人严可均（1762—1843年，浙江乌程人，嘉庆举人）所著《铁桥漫稿》中载有《后汉秦嘉妻徐淑传序》，序云：“陇西秦嘉妻者，同郡徐氏女也，名淑，有才章，适嘉”。序中关于秦嘉的郡望“陇西”是沿袭《玉台新咏》《北堂书钞》《幽明录》等书的记载而来，是因秦嘉的故里汉代平襄县地在汉武帝元鼎三年前（前114年）属陇西郡辖。既然“渭城”是今通渭县城，汉代的平襄县城也在今通渭县城区，那么汉代秦嘉的“故里”渭城即汉代的平襄县城当然在今通渭县城区。又因徐淑与秦嘉的“故里”“同郡”，那么徐淑的故里也当然在今通渭县城区。汉代的平襄县故城就在今通渭县城区，这个观点是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地面考古调查且与出土文物相印证，从而得出结论。而且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中已有明确的记载：“渭水自黑水峡至岑峡，南北十一水注之，北则温谷水，导平襄县南山温溪，东北流径平襄县故城南，故襄戎邑也。”书中所记的“温谷水”即今温泉河，又称“汤池河”，“温溪”即温泉。温泉河从通渭县城西南面流出，与牛谷河汇合后从县城南面向东流去。因为汉代的平襄县城在今通渭县城区，那么秦嘉与徐淑的故里理所当然在今通渭县城区，而绝不可能在今什川乡的“城川铺古城”和榜罗乡秦家坪。因为明代人的误断误记，关于秦嘉、徐淑的故里或以讹传讹、或望文生义、或穿凿附会、或揣度臆测，便有秦嘉与徐淑的合葬墓地在“榜罗镇秦家坪”即榜罗乡“岔口村秦家坪”的纰缪之说。

既然秦嘉、徐淑的故里在今通渭县城区，那么他们夫妻的合葬墓也应在今通渭县城区附近，但究竟他们的合葬墓地在今通渭县城区何地，因为没有确实可靠的考古资料证明，所以还是个未解之谜。

不过要附带说明的是，笔者从事多年文物考古工作，发现通渭县城区附近有多处汉代墓葬或墓群，其中有已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董家庄汉墓群（位于县城通往温泉公路的牛谷河南岸台地），有被列为文物点的县城南面南屏山汉墓群，有散布的白土嘴汉墓和县城通往陇阳路口的曹家坡西面山坡的汉墓。现已发现的汉代墓葬均为砖室墓，因为早期被盗而“十室九空”。由于尚未对这些汉墓进行过科学发掘，同时也未发现任何文字遗存，故其墓主人为谁不得而知，也许通过今后的调查和科学发掘方知分晓，也许将会永远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