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中文化研究第3辑：自传体叙事技巧与语言艺术

《纪略》在艺术上的特色主要体现在自传体叙事艺术上。牛树梅按时间为顺序，以第一人称“余”作叙事主体，采用双线叙事、主辅结合的叙事模式，体现了较高的叙事艺术。双线之一是国事与家事的结合：牛树梅以亲见亲闻记载国家社会大事，尤其战事为主，中间穿插家事小事，国事与家事相结合，以国事为主，家事为辅。牛树梅担任四川按察使期间，经历了咸丰、同治年间蓝大顺与李永和起义，擒拿审问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听闻了陕甘地区回民起义，这些都是影响当时社会的大事。同时他也记录了自己被起用为官的具体情况，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朋友之间的交往，家人之间的亲情等。另一条线是陕甘事与川事的结合：牛树梅生于在陕甘，长于陕甘，为官在四川，他对陕甘和四川的社会现实境况体验最深刻，也最关心。在他的《纪略》中，以记录四川事件为主，记录陕甘事件为辅。牛树梅记载的四川事多为亲历，以时间为顺序，如记载滇军蓝大顺、李永和起义事件，石达开被擒拿事件，牛树梅作为按察使，都亲自参与其中。记载陕甘事则多为见闻，作为插叙存在，主要记录了回民起义等社会动荡境况。这两条线又有诸多联系，如记录蓝大顺与李永和起义自四川，入陕西，影响至甘肃等地，“余到任之初，蓝大顺由太平入陕境，陷洋县。而汉中之祸起矣”[23]。

作为自传体叙事，牛树梅以叙事为主，同时渗透了自己的诸多想法和建议，也抒发了其忧国忧民之情、友情和亲情，叙事、议论和抒情三位一体。牛树梅擅长思考，其罢官后，对自己七年来的按察使生涯进行了反思，认为自己犯了为官三忌，但反思中，牛树梅并未后悔，而是以“钝秀才”[24]自嘲。针对动荡的社会境况，牛树梅内心极为担忧，也常发议论：“凡失守城池，非由于人心之震慑，则由于疏懈耳。”[25]指出地方官的不作为：“贼去勇来，勇去役来，委员催军面者，至于斩粮差，并欲割知县之耳。嘻！民生乃至此哉。”[26]对当时的社会境况充满忧叹。牛树梅长期在四川为官，其对四川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入川以后，毋许在地方别有所索，一路山川风物，抚景触情，不胜今昔之感云”[27]。牛树梅非常重视亲情，在《省斋全集》中，有许多文章述及父亲、母亲、兄弟和子侄，《纪略》对亲情的抒发尤其感人：“梅自少时春，凡有家禀，首称祖父母。祖父母殁，则称父母。道光十六年后，只称父而不称母，举笔怆然。咸丰元年后，惟称胞弟，其情更惨。此次来川，欲写家信，则并无弟可称矣。悲哉！”[28]在这段文字中，牛树梅对祖父母、父母长辈的敬重依恋，对兄弟的深情，于悲哀的心情中显现，真实感人。

《纪略》的语言简练质朴而老道，寥寥数笔，揭示事件原因及严重后果，给人警醒反思。如整治秽水缸事件，先是，秽水缸中常杂有倒掉的“饩米、肉菜”，揭示了此事因公门中人浪费而起。接着，挑秽水者见有利可图，为免除竞争而出资“包挑之”，挑秽水者与司厨者开始达成协议。事件进一步发展，“水愈浓，则钱愈多。”司厨者为收取更多金钱，故意浪费粮食肉菜，将之变为“䁆喂猪粪之资”，这样循环下去，终导致“两相利而暴殄无极矣”[29]的恶性结果。文章揭示了事件产生原因，及进一步发展终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指出小事不小，让人痛心，值得警惕。(www.xing528.com)

牛树梅的叙事语言，往往笔不露而意有指，内涵量极大。如卢又熊事件中，表现卢又熊造成的破坏，用语极简：“公私储蓄，概为所罗掘。巨室大家，皆饿死室中。在外者未绝气，即为人食。易子析骸，未为惨也。”[30]无论公私，罗掘殆尽，巨室壮族，竟被饿死，到处是人吃人的惨状。虽未写如何恶劣对待民众、巨族，逼迫官府，但其威逼胁迫、无法无天、凶恶残酷的匪态和土匪本性，已经显现无疑。而究其原因，是作为同乡明知卢又熊有劣迹而任用、明知自己家乡四川招勇时的弊端而不审查的县令的罪过。牛树梅文章中并没有任何指责周县令的词语，仅仅介绍了县令和卢又熊为同乡的关系及川省风气，便在笔外表达自己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