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制的确立对陇中文化研究的推动作用

清初，西北的行政建制沿明之旧。康熙初年，清廷鉴于甘肃“遥隶陕西，未免鞭长莫及”之情形，于康熙三年（1664年）在陕西布政使司分设左、右两个布政使，左驻西安，右驻巩昌（今甘肃陇西），六年（1667年）改陕西右布政使司为巩昌布政使司，七年（1668年）又改为甘肃布政使司，治所移至兰州，一般认为这标志着陕甘析治和甘肃行省的确立。甘肃省制的建立对书院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和间接的推动作用：直接的作用表现为省级书院的创建；间接的作用表现为陕甘分闱。两者均是以甘肃省制的确立为前提的。

清代书院政策在雍正朝发生了重大转折。其标志性的事件是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廷谕令各省建立省级大书院，并“赐帑”千金。

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之人，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其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着该督抚商酌举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居读书，预为筹划，资其膏火，以垂永远；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封疆大臣等，并有化导士子之职，各宜殚心奉行，黜浮崇实，以储国家菁莪棫朴之选。[2]

此次谕令不仅给清代书院发展确立了一个明确的合法地位，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划时代意义。“赐帑”千金设立省级书院，填补了中国历史上省一级无教育机构设置的空白。17个省的23所书院享受此项优惠政策，甘肃兰山书院位列其中。时任甘肃巡抚的许容奉旨修建兰山书院，“筹膏奖，增月课，躬亲训迪，士风由是蒸蒸日上。”[3]兰山书院的设立，为各府州县书院的发展树立了典范。“兰山建书院，各书院之本立。”[4]此后，甘肃各地纷纷创建书院。“雍正年间，命各省城设立书院，甘肃兰山书院因建焉，自是府州县俱仿行之”[5]；“惟世宗宪皇帝敕直省各建书院，嗣是郡县守令亦仰承德意，所在创兴”[6]。

兰山书院作为省级书院，“为甘肃全省士子肄业之所”[7]。“书院之大者在省会，当道校诸郡县士而拔其尤。延名师董教之，日饩月廪，费在出公帑，泽甚渥也。”[8]通渭牛氏家族为当地科举家族。据牛树桃《思源录》记载：“五世曾祖鲁公，字多贤，岁贡生。陕西汉中府凤县训导，貤赠通奉大夫。公少孤，长嗜学。与四兄公，齐名省城。初立书院，称为皇学，檄州县考取咨送，本县惟公昆弟与焉。”[9]引言所及的书院应为兰山书院，当时被称为“皇学”，可见其地位之不同凡响。又，书院初立，时间当在乾隆初年，当时分配给通渭县的肄业名额为两名，均被牛氏兄弟所考取。兰山书院招生面向全省优秀士子，同时聘请名宿作为山长，并给肄业士子提供膏火银。“膏火银”类似于今日的助学金。传统教育机构大都具有养士功能，为肄业士子提供膏火银是书院的惯常做法。

乾隆十四年（1749年），牛运震主讲兰山书院。“维时，从游肄业者七十有四人”，“其籍：则东至空同，西极流沙，凡八府三州之人士，咸在焉”[10]。嘉庆朝时肄业兰山书院者达二百余人[11]，道光朝时，唯“应课诸生”已到了三、四百人[12]。曾任兰山书院山长的武威翰林张兆衡就说：“士之文秀者，则往往聚于省城。”[13]兰山书院自创建以来，不断得到扩建和修缮。“乾隆三十年总督杨应琚、五十年总督福康安、嘉庆二十五年总督长龄、道光二十二年总督恩特享额、光绪元年总督左宗棠屡修。”[14]兰山书院以其规模宏大，藏书丰富，肄业人数众多而声名远播。围绕兰山书院，甘肃逐渐形成了一个文教中心。“兰山书院为陇右人文荟萃之所。”[15]这点尤应注意。

肄业兰山书院者被划分成不同的类别，如正课、附（副）课、外课，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应课诸生”。这一点最早见诸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总督吴达善所制定的兰山书院条规，其中就有“隆养诸生”条：“每名月给膏火银一两八钱，冬季三月加煤炭银三钱；附课月给与一半。”[16]据《道光三十年详定条规》可知，兰山书院的招生考试由总督主持，所谓正课、副课、外课等名色是依据考生的表现而评定的等级。等级不同，意味着他们拥有的待遇不同。正课、副课最优，不仅可以居住书院肄业，而且还享受一定数量的膏火银；其次为外课，虽不享受膏火，但可与正课、副课一道居住书院肄业。“应课诸生”只参与书院考课，他们既无膏火银，也不能居住书院。但同时正课、副课、外课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体现着书院严格的奖惩及激励制度。

拟请每年由宪台示期甄别，仍照旧额拔取：正课二十名、副课四十名，正课每月膏火银三两、副课一两五钱，以符原额一百二十两之数，此外酌取若干名作为外课，不给膏火。其余不取者，俱准按课附考。

书院设立静室，原为潜心用功之所。若滥行居住，势必引诱为非，燕僻废学。嗣后着落监院、教官严行查核，除甄别时考取正课、副课、外课者，准其居住外，其余不取者，但准随课附考，一概不准入院居住。(www.xing528.com)

甄别以后，无论官课、堂课，通同查核。正课连列劣等三次者，降为副课；副课连列劣等三次者，降为外课；外课连列优等三次者，升为副课；副课连列优等三次者，升为正课。[17]

清代教育是一种典型的应试教育，科举扮演着指挥棒的角色。书院作为清代的育才中心，在其日常教学中，考课占有重要地位。所谓“考课”类似于今日学校的模拟考试。书院的考课分“官课”和“堂课”，官课由地方官主持，考卷也由地方官批阅，堂课则由山长主持。兰山书院为省级书院，“课期每岁二月起至十一月止，甄别由总督择期。官课定初六日，由督、藩、臬、道轮试；堂课定十六、二十六日。每课四书文一篇，试帖一首”[18]。兰山书院官课课期在每月初六日，轮流由“督、藩、臬、道”主持。“督”指的是陕甘总督、“藩”为甘肃布政使、“臬”为甘肃按察使、“道”为兰州道，他们均驻节省会兰州。秦州王廷扬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恩科举人，曾肄业兰山书院，其乡试硃卷的师承部分就对地方官参与书院考课的情况有详尽说明。何受轩夫子福堃，山西灵石人，丁丑进士，翰林院侍讲，前护陕甘总督，现任甘肃布政使，月课均屡蒙超取；胡玉畴夫子宗桂，安徽桐城人，按察使衔，前署兰州道，月课均屡蒙超取；潘少泉夫子效苏，湖南湘乡人，前甘肃按察使，现任新疆巡抚，月课均屡蒙超取；锡侯夫子崧蕃，满洲镶蓝旗人，乙卯举人，现任陕甘总督，月课均屡蒙超取。“屡蒙超取”不光是一种荣誉，还与书院膏火银的发放密切相关。会宁杨国培，光绪十一年（1885年）乙酉科拔贡，其选贡硃卷载：“曹吉三夫子秉哲，广东番禺人，乙丑翰林，二品顶戴，前署甘肃按察使、分巡兰州道。蒙延培至署内课读、饮食、教诲，渥荷栽培。”这里的问题是，一个普通读书人和一介地方大僚之间怎么会产生师生情谊？何况，清代按察使职掌一省司法监察，与地方教育并无多少干系。另据杨国培硃卷所载师承关系中有兰山书院山长的题名，这就表明他曾有在兰山书院肄业的经历。杨国培与按察使曹秉哲两人的结缘似可有一个较为合理的推断：杨国培在书院考课中的优异表现得到主持考课的曹秉哲赏识，进而受到特别的关照。曹氏为翰林出身，对一个来自寒素之家而又有前途的士子，表现出关怀、爱惜与同情，也并非没有可能。

同治十一年（1872年），总督左宗棠定正课40名、副课50名；光绪七年（1881年），护总督杨昌浚增副课10名；十三年（1887年），总督谭钟麟增副课10名；十四年（1888年）又增副课10名，共计正、副课120名，遂为永额。正课40名，每名月给膏火银3两；副课80名，每名月给膏火银1两5钱；外课无定额，不给膏火[19]。兰山书院提供给肄业士子的膏火银，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比较之后才能得知。兰山书院有门斗2名，每年总共支付的“工食银共23两6钱8分8厘”[20]。兰山书院的课期每年为10个月，这样算下来，书院的勤杂人员每月的工食银就是1两多一点，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数字是一个普通人一月的生活费用。比较可知，肄业兰山书院的“正课”“副课”两类士子完全可以实现自养，待遇应该说还是相当优渥的。

兰山书院从雍正十一年（1733年）始建，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为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为止，在17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究竟有多少名儒曾主讲于此，还不得而知。民国史志学者张维“尝欲考其学术门径及师友源渊”，但终因“苦病未能也”，只是提到其中最著者：“山长如牛运震、吴镇、张澍、吴可读、张国常诸人，皆一时硕学巨儒，善教流被，蔚为士风。”[21]据成书于乾隆年间的《皋兰县志》载：“兟自初设至今所延院长，率皆名宿。最著者为钱塘胡、常熟盛元珍、滋阳牛运震、武功孙景烈。40年来，肄业诸生成科名、贡成均者指不胜屈。”[22]邓明先生对此亦有考述[23]。遗憾的是，各家提供的信息也只是一鳞半爪。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如前述张维先生曾萌生对兰山书院山长“学术门径及师友源渊”诸问题进行探讨的想法，就很有价值。今天，依旧可以以此为视角进行研究，这对于了解清代甘肃的学术传承以及学术风貌大有裨益。

光绪九年（1883年），总督谭钟麟、学政陆廷黻在省会兰州创立求古书院。自此，甘肃就有两所省级大书院，成为全省士子肄业之处。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时任陕甘总督的陶模就说：“兰州有兰山、求古两书院为各府、厅、州、县士子肄业之所。每科中式者，两书院几占其半。”[24]硃卷和同年齿录是两种重要的科举文献。硃卷必载士人的师承关系，部分会试同年齿录亦有这部分内容。从笔者收集到的有关甘肃士人的硃卷和部分会试同年齿录来看，其师承关系部分大多有兰山书院或兰山、求古两书院山长的题名，这就表明卷主曾有肄业兰山书院或兰山、求古两书院的经历。由此可见兰山和求古两书院在当时甘肃教育界的重要地位。

在陕甘分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甘肃乡试依旧与陕西合闱。甘肃士子应乡试要远赴西安：“计甘肃府厅州县，距陕近者平庆泾、巩秦阶两道，约八九百里^[4]、千里；兰州一道，近者一千三四百里，远者一千六七百里；兰州以西凉州、甘州、西宁，以北宁夏，远或二千余里，或三千里；至肃州安西一道，则三千里或四千里，镇迪一道，更五六千里不等。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翅倍蓰！士人赴陕应试，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其赴乡试，盖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劳费相等。故诸生附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25]后经左宗棠奏请，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分闱，甘肃乡试便在省会兰州举行。左宗棠“奏请分闱，添学政，益广文教，而皋兰人文蔚起，卓然为诸属冠。踵事增美，又非昔比”[26]。“分闱乡试以来，狄道文风日有起色。”[27]通渭“分闱以来，科目倍增，登贤书者较广”[28]。

清代，乡、会试共举行112次，甘肃产生举人1 535人、进士343名。以陕甘分闱的光绪元年为界，之前举行乡、会试99次，甘肃产生举人、进士分别为1 052人和230人；之后举行乡、会试13次，甘肃产生举人、进士分别为483人和113人^[5]。分闱后，中额的增多、应试路程的缩短以及盘费的降低，大大激发了地方社会的向学热情，并最终推动了书院教育的发展。“兰山书院肄业者多至四五百人，各郡县亦多闻风兴起，或者自此人文日盛亦未可知。”[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