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陇右文学形式的地域差异及成因分析

汪辟疆先生《近代诗派与地域》云：“夫民函五常之性，系水土之情，风俗因是而成，声音本之而异。则随地以系人，因人而系派。溯渊源于既往，昭轨辙于方来，庶无訧焉。”[11]沈宗骞《芥舟学画编》亦云：“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纡，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佻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12]每一个文学家都不可能摆脱地理环境对其的影响，任何一个作家一旦运用现实的体验作为写作的材料，就无法摆脱本土文化对自己灵魂的渗透。相对于其他地域文学，陇右文学呈现出鲜明的风格特征，即雄浑劲健的风格、真率自然的情感和拙野质朴的美感特色。然在陇右地区之内的各个地区，文学的形式亦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据笔者统计，明清时期陇右文学形式的地域差异如表3所示。

表3　明清时期陇右地区文学形式的地域分布

如表3所示，明清时期陇右地区文学形式的地域分布差异明显：书面文学是各个地方的主要文学形式；陇中地区洮岷“花儿”盛行，在民间流传颇广；陇南地区则流行川江号子、陇南山歌等通俗文学形式；河西地区河西宝卷、凉州贤孝、敦煌曲子戏等文学形式炽盛繁烈；

陇东地区的陇东道情、华亭曲子戏有广泛群众基础；甘南、临夏地区除流行临夏“花儿”外，格萨尔王民间文学在藏区也颇为流行。可见，陇右各地的文学形式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其中因素较为复杂，各地既有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更有其各异的人文地理环境。(www.xing528.com)

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自然环境的直观感应与基本格局对文学风格的分布状况有深刻的制约作用。不同的自然风貌会影响人的审美心理。陇中地区除书面文学形式之外，还流行洮岷“花儿”。陇中地区洮河、岷县一带自古是羌族、藏族、氐族融合居住之地，各民族共同的生活信仰，加速了民族融合，促进了文化方面的吸纳与包容。藏染汉风、汉染藏风，同时又受到回族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花儿”这种独特的民间文学形式。陇南山区属于嘉陵江流域，其地理环境与四川一带颇为相似，人们在江上行船、拉纤时往往会喊号子。陇南复杂多样的自然景观，变化多端的气候状况，使陇南人形成喜好绮丽、委婉、幻变的审美类型，山清水秀的地理特征使陇南山歌表现出清新流利、婉转悦耳的特色。临夏地区位于黄河上游，平均海拔2 000米，大部分地区属温带半干旱气候。元代以来逐渐成为回族的主要聚居地，境内居民以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人口为主体。此种地貌环境和多民族交融的人文地理因素，铸就了临夏“花儿”独特的民间文学形式，与洮岷“花儿”相比也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质。甘南地区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与黄土高原西部过渡地段，境内草原广阔。平均海拔2 960米，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当地居民以藏族为主。甘南地区受藏文化浸染较深，如境内拉卜楞寺是古代安多地区藏族文化之象征，不仅是文学艺术的宝库，也是一座充满历史资料、文物的博物馆。此种历史文化促生了甘南地区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流传。

河西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地，自古以来，先后有氐、羌、羯、匈奴、鲜卑、契丹、党项、吐蕃、吐谷浑、回、裕固、保安、东乡族等众多民族栖息于此，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路，各种文化形式在此相融相荡。当地民风淳朴、文学也归于朴实、自然。河西地区文化受各种文化特别是唐代的僧讲、俗讲、变文等影响较深，河西宝卷是在唐代敦煌变文、俗讲以及宋代说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民间吟唱的俗文学。变文、俗讲和说经主要沿袭和吸收了敦煌佛经的结构，而凉州宝卷则在继承的同时将之进一步民族化、地方化和民间化，使其成为中国民间讲唱文学的一种形式。河西宝卷、凉州贤孝、敦煌曲子戏的兴盛都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作用的结果。

明清时期陇右地方文学发展存在的地域差异，主要表现为陇右文学家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和不同地方文学形式的多样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是陇右地区独特的自然、人文地理因素所促成的。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地域差异是影响陇右地方文学发展进程的不可忽视的条件。而区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交融、外地移民等因素更是影响区域文学发展程度、促成区域文学形式的直接动力。正确认识陇右地区自然、人文地理因素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有助于陇右文学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