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丰龙发生产队：400斤年人均口粮，生活的不易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68年底，虎山农业中学被撤销，教师打发回归原大队。同时间，农村实施“扩社并队”，古城农场这时也被撤，并入古城大队。除有人选择自回农村老家外，余下约20户被分散插入古城大队各个生产队。1969年，商品粮也被取消了，我们与当地农民一起出工，一起分配，真正地成为了农民。

我家被安插在龙发生产队。这个队在古城河背，是由上龙发和下龙发两个生产队合并的，共110多人。队里大部分农田地势较高，用不上河水灌溉，以山塘储水灌溉为主，所以落后。

来到这个队，被安排住在年岁不轻的闲房里，实在难以应对雨天。后来又转住另一家堆放杂物的闲房，这个我们不嫌弃，能将就就行了呗。生产队要求自备小件生产工具，如锄头、田铇、铁斧、镰刀等，我们只好借钱备齐。还有在农村常用的一些生活器具，我们也是没有的，多亏邻家借用，久而久之，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有村民跟我们聊天说“九江鱼仔还是要归九江”，但我想，商品粮都取消了，还能“归九江”（回城）吗？于是横下一条心，就在农村干一辈子吧，当农民也要活出人样来！于是经年地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养猪喂鹅，筹备了好几年，娶妻生子，打土砖捡石头，备料建房，还请木匠做家具，请石匠造石磨，制备风车、笸篮、米筛、簸箕……像模像样的农家人。

要在农村坚持下去，必须要有坚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我努力学会犁、耙、打滚子等农活，练出了肩力，基本上掌握了农活的实际操作。

由于受“灭资兴无”“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极左做法的影响，菜地和家养禽只也被限量，有时窘到身无分文。记得有一天天快黑了才收工，回到家里，妻子告知油灯干了，盐罐也空了。我遍翻抽屉，搜寻出几枚分币共一角二分，匆匆去大队代销店买了二两煤油（8分），二两盐（3分4厘），四舍五入用去一角一分，还剩一分。这几枚硬币救了燃眉之急，不知道这样的“微淘”是不是创纪录？妻子坐月子，连买鸡蛋的钱也没有，生产队借不到，好在前几年农中的同事借给10元。

农民的劳作是辛苦的，但他们的收入却很不理想。当时农产品国家收购价很低：稻谷每百斤是9元多；生猪收购分几个等级，猪重121-130斤的，每斤价0.47元，猪重131-150斤的，每斤价0.49元，猪重151斤以上的，每斤价0.55元。一头猪喂一年才出栏，基本赔本，但大家都知道“养猪不赚钱，肥了几亩田。”

集体化的农业体制，劳动效率低下，但也给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好处，比如，农村那些水利设施是单家独户建不起来的，都要靠集体的力量，还有道路的整修，也不是一家一户可以轻易完成的。但是大集体的劳动模式容易娇惯那种南郭先生的后人，出工不出力，得一样的工分，这样难免会挫伤那些热心于集体的人的积极性，农民生活困苦。我所在生产队的劳动日（10分工分）值，多年徘徊在五六角钱之间，年终分配时，超支户数多于进款户，超支款数大于进款数，使得进款户也无法兑现。

那时流行一种说法是“吃粮靠集体，用钱靠自己。”实际上农民也吃不饱。龙发生产队年人均口粮在400斤上下，不注意计划用粮是不够吃的，经常在次年的四五月间就出现缺粮现象，巴望国家的回供粮。用钱靠自己，也就指自留地那点产出和家养禽畜了，其实这也生不了几个钱。(www.xing528.com)

1978年，县路线教育工作组来到古城，组长是一位李主任，不知李主任从哪里了解到我的情况，提出要调我到古城小学工作，他在大队干部会上叫大家表个态，结果竟没有一个人吭声，李主任很生气，居然拍桌子当场搞定：“下通知，就叫他去”。后来有人把这个情形透露给我，探问我和李主任什么关系。其实李主任并不认识我，我也从未与李主任交谈过，我一向鄙视那种拉关系走后门的下作之风，但是我永远感恩这位李主任，他是我人生途中的贵人啊，当然我也体谅理解大队干部们的难言之隐，感激在李主任面前推荐我的好心人，我更怀念当时的政风和干部的魄力。

那时民办教师的工资是民办公助的发放形式。县拨的公助工资每月13.5元都可按时发放，而民办部分的十几元钱是由大队负担的，当时大队也周转不过来，无法按时兑现，只好挂账。那时我家因父母年迈，子女幼小，只靠妻子一人出工，造成超支。生产队因为资金不足也欠“上交大队”的款，于是我只好向大队写一张民办工资领条，大队开给我收生产队上交大队款的收据，我拿着收据去生产队交账，生产队再开给我一张超支款收据。这样打了一个轱辘圈，“三角债”结清，这才真是你好我好他也好。

进入80年代，党中央审时度势，明智地推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崭新举措，充分释放出农民的生产热情，农民日子有了量与质的大转变。1982年，我全家八口中有七口都恢复了商品粮供应，只有妻子一人是农村户口，她名下分到一份农田，我们在这一份农田上种瓜种稻，增加了收入，多打了粮食，最少的一年是1400多斤，最多的一年是1720斤，远远超过生产队时期的人均产量。

虎山，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历史安排了我与它相遇，时空凝聚了我们的情谊，更多的场景是赤足泥腿的亲昵。

记得1964年人口普查时，我参与三个居民农场的普查登记，出入垦殖场的大门时，一位姓赖的垦殖场场长总爱叫我小鬼。几十年一晃而过，当年的小鬼已成了老头！时光如梭，岁月如歌，我在虎山的春夏秋冬锻炼了筋骨，磨炼了意志，体验了生活的不易，懂得了对人生的珍惜。

从1962年9月下乡，到1997年2月调回县城学校工作，我在虎山生活、工作了35个春秋，它陪伴了我的整个青春和壮年期。

虎山，是我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