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万和
世居的祖屋，50年代大门门楣上钉着一块“北城脚1号”的门牌。出大门就面对着围城的城墙。这里分明是小城的边缘，显得偏僻幽静。
城墙与民居之间是一条泥巴小路。我家大门往右不足二百米就到了城北城门。住在城北一带的居民，几乎每天都要通过北门去桥北河（地图上称西江）洗衣、挑水。那时河水清澈，它不分昼夜地匆匆奔流，与不远处的桃江汇合。
河沿有两个民用码头，都是用麻石条砌成的阶梯。蹲在码头底部临水面的麻石条上洗衣洗菜，可见一群小鱼游近脚边觅食嬉水。大约它们也喜欢凑热闹，看见人来了，就分外俏皮和机灵。你掬着巴掌心想去捞它们，它们倏地四散一溜就跑了。人们心照不宣或是早已约定俗成：上码头供挑水饮用，洗菜；下码头供挑水浇菜，漂洗衣服。要是有人挑衅习惯，是会遭受白眼或诟责的。由此可知，小城居民民俗淳朴，文明卫生已蔚成风气。
我家大门前的小路左侧是一片祠堂的旧址，那时已成了附近住户开垦的菜地。勤劳的父母也在那里种了些东西，上半年有玉米、饭豆、丝瓜、南瓜等，下半年有番薯、大蒜、豌豆、蚕豆等。母亲告诉我，许是老屋基的壁土有肥的缘故，那一年的蚕豆长得特别好，有半大孩童这么高。因为蚕豆苗是沤肥的上品，一位路过的农民出价十元要买走，母亲舍不得，那时蚕豆正在开花结荚呢！
人们在少儿时期对大自然的亲近和新奇感是人的天性所致。鲁迅先生笔下对百草园的流连，就是这种天性的反映。
那时候，我对这片菜地也很感兴趣。父母去菜地劳作，我也尾随其后，母亲昵称我是“跟脚鸡”。那残墙边野生的桃树上有许多毛茸茸的桃子，这是一种毛桃，个小肉薄核大，而且要熟得变软了才可吃，往往里面还长有蛆虫，食用价值不大。但我春天喜欢它粉红色的小花，喜欢它夏天树干上分泌出的胶粘物（桃胶），一点一点地把它们抠下来，揉捻成一团，要送给父亲拉二胡用，因为父亲的二胡上要用松香，我以为这就是松香呢。有时秋天也会去找没长蛆的熟桃子，但大都是落空的。冬天桃树落光了叶子，我就趴在树杈上不停地摇，好爽快哦。被父亲发现了，他喝一声：“下来！”母亲闻声立即放下手头的活计，急忙把我抱着，似怨非怨地说一句：“冤孽，安分点可好？”
春夏之交的时候，菜园里东一蔸西一蔸的南瓜藤在石头瓦片堆上绿油油地铺展开来，风一吹拂，绿波跃动，花盛时，每天早晨都开着几十朵黄得馋眼的南瓜花，那是我们好喜欢吃的美味哦。这时，早早起来，不等大人吩咐，我和妹妹就提着四方菜篮或龙南谷箩去摘那些花。要趁早，如果昴了，蜜蜂来采花粉了，我们是不敢伸手去摘，怕被蜇，那是很痛的，要等它飞走了才敢摘。摘完回家，除去花蕊、花托，洗净。母亲或把花煮成汤，或切碎拌上薯粉、米粉做成羹，最好还是用甑下水烫一下再晒干后用油炸，那才叫人垂涎欲滴呢！(www.xing528.com)
还有那新开的丝瓜花，蟋蟀爱吃。听大人们说，蟋蟀喜欢生活在西瓜地里（我猜西瓜花也是它的所爱），所以卖西瓜的瓜农常会逮住蟋蟀来卖。一般的都要二分钱一只，老扎的、叫声烈的、背上花色金黄的，开价要五分。反正丝瓜花资源丰富，饲料不用愁，我就养了几只蟋蟀。斗蟋蟀是少年时代爱玩的项目，用一根长头发套在蟋蟀的颈上，吊起来打旋，旋几下放在纸盒或脸盆里，再用棕丝在它头部逗惹它，它就张开嘴巴，鼓耸起翅膀“嘀铃嘀铃”地叫得动人心弦，同时后腿支起来，一副冲锋陷阵的架势。这样的两只蟋蟀放在一起就互相打斗，主人便得意洋洋地从中取乐。我有几只蟋蟀因为没吊晕，放下来它就跳到地上，被旁边的母鸡一口就吞掉，可把我急哭了。后来大人不给钱再买，就不养蟋蟀了。
上小学时，我的同班同学不知从哪弄来一纸蚕种，他撕下一小块送给我，并告诉我，等雷公响过之后，幼蚕就会出来。那时，语文书里正好有一篇养蚕的课文，激起我养蚕的兴趣。我盼望着响雷，每天放学回家，我都要拉开抽屉看看蚕宝宝有没有出来。其实蚕宝宝不是雷公响后就出来，而是天气一日日地暖起来，它们感觉到春天的气息，就会出来的。等到蚕卵里出现一条黑线，过几天黑线变成蚕虫，它舔破卵膜就出来了。
还好，祠堂旧址的瓦片堆里长出的几株野桑树，为我提供了蚕宝宝的饲料。
有一个冬天的早晨，母亲从菜园回来，她说去扯大蒜时，发现蒜子好像被人扯了一点，再一细看，在一棵蒜子的杆上有一个用草茎扎着的纸卷，取下一看，原来是卷着一张五分的纸币！
就在菜地不远处，有一栋房子，据说是县供销合作社的货物存储仓库，那里每天晚上都有民兵在值班守护，可能是值班民兵半夜饿了要煮什么充饥，来这里扯了几根蒜，便留下了这张五分纸币。这件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那时刚解放不久，多好的民兵叔叔啊！他们怀着初心，熬夜保卫人民的财产，自觉维护群众的利益，主人不在现场，拔了几根蒜，也留下买蒜钱！那时的五分钱是很有作用的，除了能买蟋蟀之外，还可在早晨上学的路上吃上一分钱两铁皮簸箕的粑粑干或两分钱一块的炸粽糕。
星期天，小伙伴们偶尔也会互相邀约登上城墙去玩抓特务、打野仗之类的游戏。站在城墙上扶着城垛往外看，那是一片广阔的稻田和菜畦，树木丛中，星罗棋布地掩映着农舍和水塘，偶尔能看见与我年岁仿佛的孩童或少年在放牛和挑担挥锄在劳作的农人。望着脚下这座分隔城乡的城墙，我天真地暗自庆幸：好险啊，差一点就出世在乡下哦！
然而，少年时代的时光是短促的。三年困难末期，因精简城镇人口，城市居民下放到农村去“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我父母也名列其中。15岁那年，初中刚毕业的我就带着户口和箬笠离开祖屋奔赴广阔的天地。那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成了我人生的重要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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