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丰日报》创办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起初主要刊载时政要闻、政府公告等。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局面形成后，《信丰日报》成为宣传抗日、鼓舞民众的阵地。如1937年12月24日发表的《北线沉寂》，对山西战事和喜峰口战役有所评论。1938年5月19日发表的《欧美宣传抗战》，高度评价于斌主教的抗战宣传工作。1941年1月27日转载汤恩伯的《我与日本作战的经过》，谴责日军暴行，表达抗战决心。
随着战争的深入，敌我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亡国灭种的危险依然存在。信丰的热血青年发出了嘹亮的呼喊：“信丰的青年们，干的时候到了，‘投笔从戎’‘马上杀敌’的时机到了。迟疑徘徊原是自讨苦吃的方途，迁移逃避更是自杀的捷径，宣传、慰劳、救护等工作还嫌消极，组织民众从军杀敌才是我们应急做的工作。”（摘自《干的时候到了》，载于1941年3月25日《信丰日报》，作者胡宋贤）于是，1943年1月1日，经过长时间的筹划，《信丰日报》更名为《干报》。当日社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代创刊词》中写道：
本报适于此际创刊，同人等抱定苦干实干的决心，屏除原始的蛮干盲干的举动，严守文化岗位，一面报道时局动态，宣扬抗站国策，阐扬三民主义真谛，一面反映民意，作民众忠实的代言人……我们的力量纵极贫之，但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用以自勉，并以勉人。
由此可见，报纸更名的原因，主要是突出一个“干”字，反映了报社一帮人“苦干”的精神、“实干”的态度，也体现了当时信丰民众的国家情怀和战斗精神。
这个“干”字，或许还透露出某种艰辛。时人风未泯（大约是笔名）在1944年元旦特刊所作《不能无言》中说道：对于《干报》的历史和环境，也许没有第二个人比我更了解的了，无论在读者，在作者，或者在作为干报同人的友好关系而言均如此。我清楚地知道干报的前身信丰日报的来龙去脉，和那时候社中同人工作的情况；我更清楚地知道1942年的冬天，几个外地的文化工作者跑到信丰来垦殖的努力，和他们那与周围的旧势力斗争的情形。(www.xing528.com)
据此我们是否可以作出某种合理的想象：“几个外地的文化工作者”来到信丰，他们见多识广，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理念，想在“边城”的文化领域有所作为，却遭到守旧势力的阻挠。他们或劝说，或宣传，或诱导，甚至进行斗争，最终取得一致，换得《干报》一股清新的文化气息。
《干报》大约出版发行了3年，版面设计科学、谨严，印刷精美，内容更是丰富多彩，可读性强，即便按当今的标准来审视，也是十分赏心悦目的。可是，1944年5月始，《干报》的版面效果大变，没有了文艺副刊，内容单一，排版显得凌乱，原有的干练、清秀的气息荡然无存。大约是因为时值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人员大变动的缘故吧。
1945年12月5日，《干报》再次更名，《刚报》创刊，恢复了以往的版面设计效果，栏目设置进一步创新，开创了信丰报刊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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