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海星小学的亲美控诉

我在海星小学开始读一年级上学期，每天早晨上学，八点钟时，要集队共唱早会歌：老师你早好！同学你早好！喜鹊出来天刚晓，天刚晓上学校，愿老师今天精神好，愿同学今天精神好，大家精神好。下午五点钟放学时要集队同唱夕散歌：大阳下山了，鸟儿归巢了，一天功课完毕，我们要回家了，再会吧老师！再会吧同学。

依学校的规定，一般愿信天主教的学生可免学费，信了天主教的学生，对少数较困难的学生，可学费膳费全免；信了天主教的学生，对其中个别最困难的学生，除学费和膳费全免外，遇有困难时，还可得到适当的援助。因此有95%的学生信了天主教，这些人叫做教内生。其余只有20多个不信天主教的学生，不但学费和膳费要一分不少的全部交清，更不能享受任何援助，这些人叫做教外生。我生性倔强，家虽穷，我一为讨厌每天早晚要去经堂跪着，朝拜耶稣的遗像学念天主教经各一小时；二为我只深信务实的我国儒学，对近在省内的道教和国内的法教，有迷信色彩，我都不信，对远在外国又是纯迷信的天主教，我更不信，所以我宁愿为教外生。

林、李两个传教士每逢耶稣的瞻礼节，特别大摆酒宴三四十桌，比我国一般的酒宴较丰盛，邀请教内生的家长和较近的百姓教徒前来大吃大喝一天，告诉他们遇有困难时，只要来向他们两人下个单脚跪说明难处，问题就可解决，因此百姓信天主教的也越来越多。晚上他们俩还用许多中国铜板散在操场上，让学生们抢着玩，有的擦伤了手掌，有的跌坏了膝盖，他们俩见了倒哈哈大笑。我却从未为这臭铜板去拼命当傻瓜。

他们每学期放寒假和开学时，要召集所有师生们讲话，他们的中国话说得很流利，说：“美国最富，你们中国太穷，有许多流浪汉和乞丐饿死和冻死了；美国到处都有救济院，专为收容生活困苦的人，生活最差的人也能过得衣食不缺；中国的学校要收学生许多费用，学生上学和回家要靠自己两只脚走，教师的工资低、工作量多，师生都过得苦；我们美国所有的学校皆是公费，不收学生的任何费用，上学和回家有免费的校车接送，教师的工资高、工作量少，师生过得愉快。”使听者产生崇美思想，向往到美国去当国民。

他们还说：“中国的兵，伙食差、生活苦、身体弱，打仗用两只手端着枪，靠两只脚跑来跑去打，武器落后又少，因此百战百败，经常要受侵略，百姓不安宁；我们美国的兵伙食佳、生活好，营养足身体好，打仗全是摩托机械化，用坦克装甲车，武器精又多，飞机兵舰是世界第一，所以百战百胜，人民高枕无忧。”后来我才明白林、李两人是穿着传教士的外衣，来到我们中国为美国进行政治颠覆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时期，我将在县城海星小学就学时，亲耳所闻亲目所见林、李两人的言行事实，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控诉美国传教士在我国人民中树立了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的滔天罪行”，于1952年3月2日在北京人民日报刊登了。(www.xing528.com)

我在海星小学读书很勤奋，在四年级我拟定了一个简要的学习计划：①上课时一边聚精会神地听讲，一边自己要加以思考，两目注视老师不乱看，双手摆到台上不乱动。②对国语的每一课文，务必达到能讲、能背、能默写出来为止。③自高年级始，要默读王云五编著的学生字典，以增进解释字句的能力。④各课作业要及时做好，按时交上去，经老师批改后发还到手，要一一仔细看一遍、推敲一番，以加深理解和印象。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各项学习成绩皆出类拔萃。与人下棋和做游戏点子多，高年级的国语老师金智权，广东人，是天主教徒，时任信丰司法处长，来校兼课的，用他的方言讲课我们听不懂，我是班长，再三要求校长何建中立刻撤换他，校长不允许，我带领全班同学举行罢课以对抗，校长被迫才换上罗荫祯。罗是我县的名士，讲课非常好，我们皆大欢喜。校长却骂了我一顿：“我把你视为得意门生，岂知你竟然是个犯上作乱的逆徒，倒使我听你的话，算是你有种，我一时看走了眼。”班上有个同学因我人矮小，给我取了个外号“晏婴矮子”，久而久之，大家丢开我的真名不叫，干脆喊我晏婴。

我家周围十里地内，当时在县城读小学的，只有我和出水塘的刘小康及打鼓洞的王诚湘三人，我们共在海星小学又同班，每逢星期六傍晚一道回家，星期日傍晚一路回校。

1940年下学期我在海星小学读毕业班时，是我国抗日的第四年，国文老师出的毕业考试的作文题目是：“日本强盗”。罗荫祯老师说我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是我们全班毕业文章考试的最佳文章。我在小学六年中，每学期的课业考试成绩，都列在班上前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