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生祥：尘封四十年工分簿，揭示工时与工分

肖生祥

一本尘封四十年的工分簿

一段如歌的岁月

一抹苦涩的记忆……

——题记

父亲去世后，母亲交给我几蛇皮袋父亲用过的东西，要我拿去焚烧，母亲说这是乡下的习俗。在焚烧遗物的过程中，我发现其中一袋装了些零碎的书信、票证之类的东西，便有心留下了。父亲后事办完后，我便开始整理这袋旧物。无意间，一本积满尘灰的小册子进入了我的视线。小册子封面印有毛主席语录“抓革命促生产”几个粗体红字，还有用蓝圆珠笔手写的“劳动手册”“肖生祥用”“1975年”几行字。封底印有繁体字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小册子内页共八张，详细记载着我从一九七五年二月至十月生产队集体劳动出勤工时工分的情况。

翻开这本尘封了多年的工分簿，凝固了四十年的岁月忽然解冻，沉睡了多年的记忆即刻唤醒，感觉是那么遥远，又仿佛近在眼前。弹指一挥间，四十年过去了，可人生有多少个四十年啊。这册小小的工分簿，记载着我人生的一段轨迹，承载着我生命的一截负荷。行行文字烙印了当年的苦乐年华，组组数据浸润着昔日的辛酸汗水。

小小工分簿勾起了我淤积在心底多年的忧伤和回忆。尽管工分簿无语，数字乏味，却见证着少年的情怀，诉说着我的辛酸，我的血泪。

20世纪70年代，正是中国阵痛嬗变的时代。农业学大寨，战天斗地，如火如荼。我的家乡在九渡公社坝上大队，我所在的生产队是上四小队。上四生产队人均有八分水田，一亩旱地。那个年代抓革命促生产，农忙季节，男女老少齐上阵，连小学生也要参加集体劳动。男女老少按劳动能力强弱及工种计工分，年终决算按工分分红。男强劳力每天最高计10个工分，女强劳力每天最高计8个工分，少儿每天计2个工分。每天出勤情况，每晚上都要集中记工时工分。

那年，我未满十二岁。

工分簿上准确无误记载了我的劳动成果：

一月份，零。

二月份，21日，劳动一天，工时10个，工分2分。

这一天，是我人生第一次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第一次为家里挣了2个工分。

三月份，16日、17日、31日，劳动三天，劳动工时12个，工分2分4厘。

四月份，1日、4日、7日、20日，劳动四天，工时21个，工分3分8厘。

五月份，22日、24日、25日、30日，劳动工时15个，工分3分。

六月份，1日、16日、27日、28日，劳动工时12个，工分2分4厘。

七月份，除6日、7日、9日、11日、16日、24日、25日七天外，劳动24天，劳动工时92个，工分23分。

八月份，劳动20天，劳动工时123个，工分30分零4厘。

九月份，劳动18天，劳动工时58个，工分14分。

十月份，劳动11天，劳动工时48个，工分10分零4厘。

十一月份，零。

十二月份，零。(www.xing528.com)

1975年暑假，对我来说是一个黑色暑期。六月份小学毕业了，对其他孩子来说已进入了自由的天堂，可我却初尝少年愁滋味。因期末考试时，我与几个铁杆伙伴数学考试交了白卷，并且在试卷上胡乱写了两行字：不学ABC照样种田地，强烈要求取消考试。

据说当时的小学校长邱万宁气得脸色发青，向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负责人汇报，当即决定我们一伙六人统统留级，不准升初中。为此，父亲为了我升学保险，特意花了两元活动经费找大队干部说情，直到十月份我重返校园复读五年级。

1975年的暑假对我来说特别漫长，心情特别灰暗。

七月流火，酷暑当头。我第一次诅咒太阳。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首次有了切肤体验。

反复端详小小工分簿，我的眼光总瞄着7月23日这一行，记忆也定格在这一天。想起这一天，我的身体也隐隐感觉到一股从遥远来的酸痛。这天，我至今刻骨铭心。这是我参加生产队劳动最漫长的一天，记了10个工时；这是我参加生产队劳动获取报酬最高的一天，挣了2个工分。前一晚上生产队在祠堂里召开了动员大会，要求社员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确保第二天抢收完最后一片水稻，“八一”前完成“双抢”。要求孩子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去钓虫另子（青蛙）了，否则扣工分。因为之前我们几个小伙伴不务正业去了钓虫另子，受到生产队长的严厉警告。那天，生产队正组织抢收早稻，计划要抢收完最后一片稻子。我们从早饭后出工，直至下午三点半完工，一干就是六个半小时。

生产队割稻子的分工，一般是分成割禾、摁禾、踩打谷机、挑谷、扎稻草、晒谷几个小组。摁禾基本上是未成年人包了。我们负责摁禾的孩子有七八个人。大人们多是借轮流送谷的机会，回家抓几个饭团充饥。父亲借送谷机会悄悄捎了一个饭团子给我吃，可连续六个多小时的强劳动还不管用。可怜我们那群孩子，奔波在田间如急行军，浑身泥水，全身湿透，饥饿难耐。最后时刻，犹如红军长征过沼泽地，疲乏得浑身无力，只知道跟着感觉走。到下午完工时，各个瘫倒在田坎上。母亲后来告诉我，那天我累得中暑休克，脸色发紫，午饭后发高烧，病卧在床，连续休息了两天，第三天又继续参加“双抢”。

终于，“双抢”如期在“八一”前结束了。在八月份也闲不下来，小小工分簿一清二楚记录了我八月份的劳动轨迹。八月份，我参加生产队劳动20天，劳动工时123个，计工分30分零4厘。这是我全年参加生产队劳动工时最长，挣工分最多的一个月。

寥寥八页纸，密密工分数。不知不觉中我也记不清翻阅了多少遍。端详着一行行记录，统计着一月月的工分，泪水不知何时悄悄地挂在眼角。这是一个难忘的岁月！这是一段苦涩的回忆！

小小工分簿，行行辛酸泪。从1975年2月21日，我人生首次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起，到一1975年10月13日止，短短9个月时光，我劳动工时423小时，挣得工分91.4分。当年生产队年终分红标准，每10分，分得人民币柒角，共挣得人民币6.39元。如果按现在每天工作八小时的标准计算，1975年我参加生产队劳动53天，每天获得的报酬计人民币0.12元，按当时物价水平，可买一斤大米。

1975年，我很孱弱，12岁的我无法承受连续劳动六个半小时的煎熬；

1975年，我很坚强，12岁的我在超负荷的劳动中跌倒又爬起。

我至今不解，是什么力量让弱小的我能顶住流火酷暑，能挺过黑色暑期，是仅仅为了挣取91.4个工分、获取6.39元的报酬吗？

我至今不解，我亲爱的父母，怎么忍心让一个不满12岁的病弱孩子，一个暑期参加长达52天的高强度生产劳动，难道是为了让我“劳其筋骨”、担当大任吗？到知天命之年，孩子也长大上大学了。在我的记忆中，孩子20年参加的劳动不如我当年一个暑期的劳动量。困惑之中，我又释然了。

也许，这就是岁月轮回，环境造化，时代进步吧。

薄薄的工分本，沉甸甸的记忆。

合上工分簿，我久久无法释怀，于是，在笔记本上凝重的写下了几行文字：

1975年，我12岁，小学五年级毕业

1975年，我参加了生产队劳动423小时

1975年，我挣了生产队工分91.4分

1975年，我年终分红领取人民币6.39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