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传志
1949年5月下旬南昌解放,赣州的解放也指日可待。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各县纷纷组织民众自卫军,企图抵抗解放军前进。信丰也在5月建起了两个民众自卫团:一个是第四师第四团,它是以县警队为基础扩建而成,以县长为团长,以黄达为副团长;另一个是直属第五团,它是以县政府的机关工作人员为基础扩编而成,王国麒为团长,米国宝为副团长。
与此同时,中共五岭地委决定开辟赣州地下工作,5月间,成立了赣州青年工作委员会。我和曾宪铭就在这时秘密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上除要求我们收集敌人情报外,还要求我们向信丰自卫团的头面人物进行形势宣传,要他们认清形势,主动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信丰自卫团的头面人物与信(丰)(大)余(南)康游击大队政委刘南文、曾宪铭和我都多多少少有些沾亲带故的关系。刘南文的父亲是信丰的名绅,曾当过县长。刘南文自己大学毕业后也在信丰县政府当过农业技正,县自卫队的头面人物都与他熟悉,而且都知道刘南文是在油山游击队。刘南文曾直接给这些人写了劝降信。自卫团第五团团长王国麒是胡临骥的妻舅,而胡临骥与刘南文也是表亲,所以刘南文通过胡临骥去做王国麒的工作。该团副团长米国宝是赖善荃的姑父,而赖善荃是与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所以我们又通过赖善荃去做米国宝的工作。曾宪铭的父亲曾翰珊,是省参议员,与黄达的关系很好;而黄达曾经是红军的师政委,对共产党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曾宪铭直接出面去做黄达的工作。虽然做了许多工作,由于时机不成熟,他们仍然犹豫不决,但表示愿意与游击队保持联系。
8月16日,信丰县城宣告解放。17日,中共信丰县委及信丰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南下干部张景禄任中共信丰县委书记,周若庄任县长。同日,游击队信余康游击大队政委刘南文也来到信丰县城。我立即与刘南文取得了联系。之后,县政府让我负责民政教育方面的接收事宜。
解放大军到信丰后,自卫军第四师第四团及直属第五团分别向安息、古陂、新田等地逃窜,主力驻安息。这时他们官兵约一千多人,各种武器1000多件。当时在信丰的解放军只有一个连,游击队也只有130多人。要对敌人实施强攻,我方力量略嫌不足。但此时敌人在解放大军压境的形势下,也感到走投无路,内心惶恐不安。自卫团的头面人物想到了刘南文的劝降,于是于8月19日派王源兴前来联系投诚事宜。王源兴不认识刘南文,但他认识我,于是他找到我,讲述了黄达、王国麒、米国宝想投诚的事。他说,黄达等人提出与解放军谈判,谈判时希望刘南文能参加。我立即将情况向张景禄书记及刘南文政委作了汇报。(www.xing528.com)
当天晚上,张景禄、刘南文同志把我找去,问我愿不愿意去安息联系保安团投诚的事。我立即表示愿去。他们问:“你估计个人安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说:“在目前形势下,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现在都想保自己的命。”张、刘二人便向我布置任务,要求我第二天就与王源兴一道到安息去,向黄达、王国麒、米国宝表明,只要他们真心实意投降,我们是欢迎的。并要我于21日陪黄达到石门迳来与我们的代表当面进行谈判,谈判时允许黄达带一名卫兵前来。
8月20日,我扮成一商人,与王源兴乘汽车到坪石,再从坪石步行到安息。黄达、王国麒等住在离安息圩还有几里地的一个村庄里。他们在一个民房的大厅里与我见面,我把来意讲清楚后,他们同意21日派黄达前去谈判。
21日吃过早饭,我便同黄达及他的卫兵步行去石门迳。快到石门迳时,我军岗哨喝问口令,我看到黄达的手都有些颤抖。到石门迳后,解放军143师427团政治处主任王非、信余康游击大队政委刘南文与黄达就自卫团等投诚问题进行了谈判,达成协议:自卫军整建制缴械投降,解放军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8月24日,黄达将自卫团官兵全部集中在安息小学操场上举行投诚仪式。解放车143师427团政治处主任王非、信余康游击大队政委刘南文、信丰县委书记张景禄、中共安息区工委主任李哲生等参加了这一仪式。刘南文代表解放军讲话,宣布接受自卫团官兵投诚;对所有的投诚者发给“解放证”和路费,全部作遣散处理。这次自卫团共交出步枪近千支,轻重机枪各约30挺,快慢机、盒子枪约40支。投诚仪式结束后,以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名义宴请了自卫团的上层人士。
自卫团投诚后,人民政府于1950年春组织原自卫团上层人士举办学习班,学习党的方针政策。1950年9月我调武汉中原大学学习俄语。1953年10月我从武汉调回赣州工作。这时才得知,黄达、王国麒、米国宝等原自卫团上层人士均于1951年大镇反时,当作土豪、劣绅恶霸、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理由被处决了。1984年,根据中央统战部及中央军委关于落实投诚起义人员的政策,信丰县委、县政府对这些投诚者给予平反,承认他们是投诚起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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