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高队的成长及其在游击战中的重要角色

说起何高，他是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解放初期，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导陆柱国到赣州来采访我，于是，我说了何高的故事。这位编导以何高为典型还增添了一些情节，编写了一个《独立大队》的电影剧本。随后，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

何高出身于河南的一个农民家庭，被抓壮丁而当了国民党的兵，七转八转到了派驻大余县的江西省保安警察队，还当上了班长。由于连长克扣士兵的粮饷，他和连长顶了嘴，被连长绑了起来。平日与何高要好的几个兄弟，偷偷地把他释放了。他们一不做，二不休，拖枪上了山。他们仿照桃园结义的方式，斩了鸡头吃了血酒，并推举何高为大哥。何高的据点，恰巧在游击队活动的区域内。为了找寻庇护和出路，他们想投靠游击队，但又摸不清底；而游击队也想联合、改造他们。于是，派黄祥、新黄两同志去做工作，终于将他们团结到我们队伍中来，并把它单编成一个队，由何高负责。

1947年初，游击队结束隐蔽，开始公开活动，并打出了粤赣湘边人民自救总队的牌子。在南雄、大余、信丰边区活动的，称“雄余信人民自救大队”。这时何高的队伍扩大到30余人，并被任命为雄余信人民自救大队第四中队的中队长。平日全大队集合时，连队互相拉歌，十分热闹。何高队却不会唱歌。他羡慕别的连队会唱歌，还有指导员指挥；羡慕别的连队有人上课，教战士学文化，于是他向支队领导提出，要求派一个有文化的，既可以教歌子、上上课，还可以帮他写写信的人到他连队去。

5月间，我被派往何高队并任命为政治指导员，同时原在何高队的黄祥也被任命为副中队长，新黄为小队长。我们3人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共同负责团结、教育、改造这支队伍。

在大塘乡花树下屋场里，我第一次见到何高和他的30多名战士。他穿一身便装，戴了一顶礼帽，一见面就大声对周围的战士说：“支队部派了个教歌子的人来了。今后，我们也可以像其他中队一样，有人教歌子，有人上课了。”我心里一怔，何高把我看作文化教员了，联想到支队领导刘建华同志派我去时的谈话，感到要教育、改造好这支队伍将是很艰巨的。(www.xing528.com)

当时何高队30多人中，短枪队只有七八人，而长枪队有20多人。何高把兄弟多编在短枪队。他们虽然有不甘受压迫，被迫拖枪上山反抗国民党的一面，但由于在国民党军队里待的时间长，也带有严重的游民、兵痞习气，而长枪队的同志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主要是受到地主、恶霸的剥削和压迫来参加部队的，品质较朴实，但革命彻底性差，抱着打倒大小蒋介石就回家的打算。面对不同对象，我们党支部研究将思想教育工作重点放在长枪队的战士身上，同时也注意与何高及其把兄弟搞好关系，渐渐地与战士们打成了一片。一天，正在进行诉苦教育，一个战士讲到他如何受恶霸的剥削，受乡保长的欺榨和压迫，情绪十分激动，忍不住哭起来。这时，原不声不响坐在一旁的何高，也情不自禁地诉起苦来。他说他是因河南家乡遭水灾，颗粒无收，家里无法生活而被迫卖了壮丁，当了国民党的兵，到江西保警队后又常受连长的欺压，终于被迫拖枪上山。他说到伤心处也是满脸泪痕，最后他振臂高呼：“打倒大小蒋介石！当家做主人！”此后，我们间增加了了解，也开始取得了他对我的信任。

使何高相信党的政策威力，则是另一种教育方式。我初到何高队时，他当着全体战士的面，给了我一支白朗宁手枪，并大声说：这支枪是打不响的，只有几粒臭子弹，但带着它，也可以吓吓人，要好的，就只有自己动手，向敌人要。我没有作声，但很不自然地接受了那支枪。当时部队正在开展收缴地主武装的工作，何高主要靠内线情报，然后扣压人质胁迫缴枪。一天，部队来到我们经常活动的古城村，据内线报告，这个村子的地主李清英藏有两支步枪。何就布置人要将李抓起来。我经过调查，认为李清英仅是个小地主，那两支步枪是公堂所有，李不过负责保管而已。于是，我建议，这件事交我处理，先不要抓人。于是我找李清英，反复交代政策，李很快就把枪交出来了。我用这个例子向何说明，对地主要区分大小，是否恶霸，不要树敌过多，要争取一些小地主为我所用。何表示同意，还说没想到你们这些洋包子耍耍嘴皮也能缴到枪。当然，这不是靠耍嘴皮子，而是靠党的政策的威力。

我和何高相处4个月，关系逐步密切。他从找一个教歌子的人出发，逐渐发展到遇事与我们商量，并逐步让我们行使政治指导员的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