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敏
小时候，我住的地方，叫做黄家大屋。这意味着，我家不是这大宅院的原住民。
听老人们说，这黄家大屋，原本是跟着林则徐去广州禁烟的一个黄姓官员，在老家建的一所大宅院。由于“富不过三代”的魔咒，这黄家在20世纪初就败落迁走了，到1949年之后，这院子一共住了十几户人家。到80年代我记事的时候，这宅子至少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院子坐西朝东，前有前街，后有后街。门厅早年因为马路扩建拆除了，我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拆除的年代了。后来的大门，进来便有个小天井，不高不大，两侧甬道边的房间便是黑漆漆的，这个区域是“公产房”。
往里走，是一个更大的天井，高屋建瓴，两层更比三层高，很敞亮。
雨天，方形的天空下，“屋檐水照旧痕”，挂下水帘，雨水顺着天井四周的小圆孔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本是红色砂砾岩的条石，经过100多年的洗刷和氧化，已成黑色，又生出或明或暗的一些苔藓来。有人家在屋檐下放个“洋皮桶”来接这“无根之水”，屋檐水滴答在这白花花的铁皮里，随着水的浅深很快地变幻出不同的声响。这是我小时候最早体验“水帘洞”的地方。
晴天，阳光在天井四周不断地变幻出梯形、菱形，以及各种三维立体几何图形；一会儿，照在水桶或者花盆里，会“日照香炉生紫烟”；一会儿，阳光反射到大厅正中的祠堂，明晃晃地照在已没有中堂画的木墙上。天井的四周，总会有几把竹椅或高大些的藤椅，有时候会坐着一两个老人，午后就着暖和的阳光打盹，而晨早的高声交谈，似乎仍在萦回绕梁。
天井正对着的，是正大厅，也是既往的黄家祠堂。祠堂两侧及背后，都是一大间屋子，屋子里面有厅有房。祠堂背后的大房间南北有两个侧门，朝西有一排的落地窗门，也对着一个天井，这天井的对面，是院墙，院墙的外面，就是后街了。
这是一座完全东西向中轴对称的院子，大天井与祠堂的中间，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宽阔甬道，这是院子的交通要道，往北是一溜的北厢房，往南也是一溜的南厢房。北厢房只剩下一半，两端都划成了公产房，用墙隔离了开来。而南厢房还是完整的，还有一个拱门通向后街。大约北厢房也应该是有一个拱门通往后街的，只不过被隔离出去了，我没有见过而已。
我们家，就住在北厢房的中间，大约只占一半，西面有一间是别人家的厨房，北厢房的东西两端都是公产房，没有出口，我们得从正厅绕到正大门进出。我家房门朝南也有个小天井。一楼除大厅外，有南北两个房间，南房的六个面都是木头的，是主卧；北房的北墙是一扇砖墙，有些冷冰冰的，就是次卧了；二楼实际上整层都是储藏室，也有一张大床。大厅的北侧是一个很大的厨房，有柴火灶，也有煤球灶台。老家是南方少有的产煤县，所以县城里很多人家最早都是两个灶台，后来政府不让烧柴火了，就只用煤炉子灶台了。
厨房有木梯通往二楼，但那木梯的间隙很大。记得有一次，表弟在楼梯上玩，就从这间隙里掉了下去，刚好下面有一口“司马光砸缸”一般的大水缸，砰的一声落水。我在大厅刚好听见，就冲进了厨房，看见他落水了，于是大喊叫奶奶来救人，还好水也不太多，我们直接把他捞了上来，没有什么大碍。但是我却很遗憾，没有能砸成缸，看来是成不了宰相了。
我最早的比较明确有情节的记忆，是五岁的时候，从这个大宅院开始的。父亲骑着28寸的凤凰自行车，从星村供销社出发，带着我进城，要让我回到城里上幼儿园，跟着爷爷奶奶生活。那时有孩子的家庭，自行车的前横梁上都放着小藤椅，刚好能坐一个孩子，大人双手握着车把手，刚好把孩子环绕了起来，比起后座来，要安全许多。
第二天清晨，我坐在正厅大天井边的小板凳上，等着爷爷奶奶从家里出来，一起去买菜。然而却被大院里的老人和阿姨们围住了，“这孩子真乖”“好白净啊”“像他爸爸”，“像他妈妈”“这衣服好干净啊，完全不像那些铁皮蛇一样，一身灰蒙蒙哎”……然后奶奶就出来了，一边和大家打着招呼，一边牵着我的手往外走，仿佛是赵高牵着的那头鹿。大家一直在对奶奶说，“你好福气啊，这孙子好乖啊”，“这孩子有出息哦”……我于是诚惶诚恐，担心角色错误，小鹿乱跳，又像一匹他们期望的马一样，快速地跑到院门外去等爷爷奶奶。
北厢房的另外一间厨房，是属于我大姑父的祖产。其实本来只是邻居，后来大姑姑嫁过去后，便成了一家人。不过，姑姑和姑父，最早在西安，后来又在省城工作，并不在老家住，这里只有姑父的一个姐姐单住。他家的房子很大，祠堂北面的一大套，里面有厅和阁楼，大约有两三个房间；大天井北面的正房，楼下有厅有房，楼上还有两个房间，很是明亮，也都是他家的。
祠堂南边的正房，住着一个泥水匠的一家，后来做了包工头，据说小时候是个流浪儿。天井南边的正房，住的人家我已经不记得了，似乎有个脾气比较大的老头。
南厢房住的人家比较多，不是很记得了。其中一家是老中医，还有一户是吃饭时全家人都喜欢端着碗到处边走边吃的。据说，这家人的“创始人”是个老太太，被称为“湖南婆”，是小时候从湖南一路要饭到这里才落下脚的，然后一家人都是类似的途径聚在一起的，这有点儿日本电影“小偷家族”的感觉。其实，吃饭时到处游走的习惯也有好处，一是助消化，二是促进社交，他们家的人缘似乎不错，一条街都熟。他们家的房子，应该也是公产房，后来拆迁的时候，他们家以极低的价格买到了房子。
通往南厢房的甬道还有一间房子，住着一位老奶奶和她的儿子，我只记得她儿子是个傻子，经常被人欺凌和取笑，外号叫做“碉堡”。大概是他经常着绿军装，喜欢讲战争故事，每个故事里都有碉堡和机枪扫射的情节，久之，就被街道里的坏小孩们称作“碉堡”了。“碉堡”大约是90年代就病故了，老奶奶一人过得比较凄凉，靠街道若有若无的“低保”（那时还不叫低保，就是街道对贫困生活者的补助，非常少，每个月几元或者十几元吧）生活着。我记得1993年考上大学的时候，她还拿了几个橘子来祝贺，橘子皮已经很干涩了，大小不一，但是都很甜。
她没有钱安装自来水管，就只好从邻居家挑水喝，我高三的时候帮她挑过水。我那时竟然会挑担子，会很好地控制住不让水从桶里漾出来。她家的水缸也是那种“司马光家的缸”，很大很大，需要挑很多个来回才能装满，她就能用上半个月或一个月。
黄家大院用上自来水，也是80年代的事。之前，大家都是去县政府前的“深井”里挑水喝，而生活用水，往往是从屋檐下接的雨水，无雨时，就去河边挑洗澡用水。
电灯，据说是“民国”年间就有了。但80年代有一项至今仍然不能企及的事，就是家家户户都装有广播。每天早晨上学的时候，急急地赶路，可以听见家家户户都传出同样的广播内容，一路上都不会错过新闻，主持人还带着被窝音，那声音忽远忽近，参差不齐，各种“多普勒效应”杂合起来，感觉很是安详和值得怀念。
江西的古民居，和徽州古民居很类似，面积不一定特别大，院子里也往往没什么绿化，但建筑高大宏伟，雕梁画栋，有高高的马头墙，非常大的厅柱和石柱基。而江浙民居相比就矮小不少，但园林景观好很多。
黄家大院从大户人家转手到十几户小户人家后，就得不到什么有效的修缮，经过几十年的风雨，雕梁画栋已经老化，房屋架构也受到虫蚁的侵扰，居民们肆意地改变房子的用途，比如十几户人家，就得有十几个厨房，这对房子的损害相当之大。还有就是，其中一部分是公产房，政府可以随意分割分配给不同的人居住，并且改变房屋的状态。(www.xing528.com)
改革开放后，经济一有改善，人们就开始改建房子。原本只受到些小创伤的黄家大院，厄运从此开始了。
大约就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大院门口沿街的一溜，小天井的一圈，都是公产房，就都给拆了，盖起了县城里比较早的三层还是四层的单元房。当时全城的人都来参观这个新事物，这些户内就有卫生间有浴室的三房一厅、两房一厅和一房一厅的房子，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房子里有卫生间，家里会不会很臭。但那时这房子还有一个很怪异的地方，就是房间和客厅之间，还留有通风的“气窗”，不知道当时的设计师是怎么考虑的，难道不需要考虑隔音的问题吗？
在这崭新的公产房楼顶，往四周望去，整个县城是一片黑压压的瓦房，错落有致，相互间隔的，都是高高的马头墙，每家的屋脊上，都有一个石狮子或者小石塔，压着瓦片防止被风吹起来，也有镇妖和吉祥之意。
斜对面的一个院子，没有黄家大屋的厅堂气派，但规模和建筑式样是类似的。那边有一户跑长途运输先富起来的人家，买了一个大彩电，就每天把它搬出来，放在大院门口，摆上几张条凳，再加上各家自带的凳子椅子，足足可以容纳近百人一起看电视，就跟露天影院一般。那时非常火的连续剧：《霍元甲》《陈真》《星星知我心》……我都是在那里看的。
黄家大屋的正西，直线距离不足百米，便是屹立千年的大圣寺塔了。每天清晨，日出惊山鸟，千万只鸟儿鸣叫起来，比闹钟还管用。如果这“闹钟”没有响，那么一定是个雨天或者阴天。我每天早上起来，在家门口的天井，仰头就能看见这塔三四层以上的面貌，依照这塔的色泽来辨别天气是晴或阴。
大圣寺塔有塔无寺，在20世纪90年代前的几十年几乎是废弃的。之前常有私自攀爬的年轻人从上面摔下来，后来塔就被圈围起来。这塔建于北宋，有60多米高，原来的形状，是类似苏州虎丘塔，没有塔刹和回廊，塔顶上还有几棵茂盛的小树。后来90年代初，国家拨款大修，却改建成金山寺这种类型了，这可能不是一个保护文物的好办法。
爷爷给我讲过大圣寺塔的来历故事，说是两个神仙打赌，是否可以在一夜之间修建起一座塔来。神仙本领大，腾云驾雾，从各地偷来现成的建材，接近天亮的时候，塔就要建成了。反方就装鸡叫，正方听见后，一着急，就把背上沉重的塔刹卸了下来，从附近人家里偷了一口铁锅，扣在塔顶，算是完工了。所以，我们县城有座没有顶的塔，隔壁县有座没有塔身只有塔刹的小塔。多年后，我游历各地的佛教寺院，才知道，所谓的没有塔顶的塔，和没有塔身的小塔，都是塔的一种建筑形式，是非常符合佛教界的设计理念和审美的。
黄家大屋的西南角，住了两户人家，当年都挺有本事的，一家是泥瓦工包工头，一家是老中医。
包工头很快就成了万元户，就把自家住的黄家大屋的一角，先给拆了，盖起了砖混结构带卫生间的小楼。
有一年，老中医“治”好了一个癌症病人，以静心搞学术为名，砌了一堵墙，把通往后街和公共厕所的唯一通道堵死，于是黄家大屋没有了后门，只剩前门了。
80年代，虽然普遍地实施了计划生育，但黄家大屋的人口还是增加得很快，还不断地有婚房的需求，破旧的房子已经容纳不下这百十号人口了。房管局吹响拆房号角后的十年间，从包工头一家起，居民们争先恐后地改建自己的房子。几年后，黄家大屋就只剩下正厅的祠堂了，连大天井也给填了。
他们拆房子的时候，我就发现，那高高的马头墙，里面竟然是空心的，全是用青砖码起来的一层外壳。墙上的马铁钉的作用，我是若干年后参观黄山脚下的古村落，听导游讲解，才知道的。
90年代初，黄家大屋终于等到了它的末日。大家经过多轮的讨价还价，决定将最后的大厅拆除，地块分成三份给三户人家盖房子，其他人家得到一些经济补偿。
大厅的立柱被锯开时，发现木质还是相当地致密，“这么好的木头，再也找不到了，可以用来打制棺材吗？”老人们讨论道，“不行的，除非做过大官，要不压不住的，这可是大厅的柱子……”
工人们说，这房梁上雕刻的鸟兽太多，都是会飞的东西，风水不好，导致这黄家败落了，于是这些都劈了当柴火用。我记得有屋梁一角有条龙，嘴里有颗金色的珠子，小时候大家都常仰望着，以为那是金子做的，但没有人能够得着它。现在这龙被卸下来了，珠子却仍然取不下来，工人一斧子把龙嘴劈开，大家发现，这珠子只是木头做的，于是都散了。
从此，黄家大屋也就散了。整个大院的邻里关系，也就蜕变成了一般的街坊关系，湖南婆一家，吃饭时似乎也不再到处游走了。
进入新世纪后，政府又联合开发商对整个街区进行拆除重建，四分之一的老县城，整体开发建设。之前八九十年代大家改建过一到两次的房子，以及遗留的一些老宅，被统统拆除，整个街区，只剩下了大圣寺塔和它旁边的一棵古榕树。然后街巷格局被重新规划，建设起了一片整齐划一的住宅楼，拿香港人的词来形容，叫做“石屎森林”。
这片统一建设的住宅，到如今又过去十余年，看上去又十分的老旧了，而地理位置依然被十分看好，于是最近几年，又常有再次拆迁的讨论。
县城的建设越来越日新月异，也越来越像大的城市了，年轻的人们，已经很少有人知晓原来满城清代古宅的面貌了。而年长的人们，只有去了其他的古镇，才能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生活过的房子和街巷来。
我没有找到黄家大屋的老照片，只能把它写出来，怕的是数十年后，没有人能知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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