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江，是信丰人民的家乡河，母亲河，它流经信丰广袤的土地和森林，灌溉田野，济世济人，泽及大地，她用甘甜的乳汁滋养两岸儿女，把温馨、温暖和安定奉献给我们。然而，大江东去，并非全是快乐，在她不高兴时，也会把狂暴、泛滥、祸害施于大地，释放出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成为自然灾害，其中最为惨烈的，便是令几代信丰人胆颤心惊的“乙卯年大水”。
信丰方言，对一般的河水上涨，叫“涨水”，而成灾的洪水，则称“涨大水”。今天我们议论的“大水”，当代很多青年已很陌生，但这些常存于老人心中的沉痛，却仍时时唤起我们的记忆。
公元1915年（农历乙卯），从农历五月二十四到六月初一，桃江洪水猛涨，河面浑浩流转，众浪齐奔，两岸一片泽国。县城水位高达151.7米（1964年按旧痕迹测算确定），百年来，这一刻骨铭心的水位至今仍是我县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据老人们说，那场大水，南门水位已到学前嘉定小学老校门口，下西门水位差一米至鉎井边，北门的前街、后街被淹。县城三面进水，差点被全淹。这场水灾，造成全县灾民无数，哀鸿遍野，损失惨重。
在今天，见过乙卯年大水的人都已辞世，但流传下来的“乙卯年大水”警言却成为一个刻骨铭心的标杆，总会与其后的几次水灾相比照。像我们这一辈年逾七旬的耄耋老人，都曾目睹过县城的几次洪滔。
我家住在下西门坎上的鉎井边。下西门由于地势低洼，历来是洪水泛滥的重灾区。桃江河大水一涨，竹桥河水势相应抬高，两河水相潴，洪水便从下西门的排泄道倒灌进城，下西门及水阁塘一片顿成蓄洪区，一片汪洋。是不是涨水就看下西门有没有进水，成了人们的判断标准。
1961年7月的一场大水，将下西门城墙边的县幼儿园浸泡水中，园舍当天倒塌，幸无师生伤亡。下西门居民区的一张姓居民，硬撑着一扇门板，去自己宅子里取物品，说也怪，他刚离开，这房屋就“轰隆”一声坍塌，众人直呼惊险，也算此人命大。
1964年6月14日—18日，信丰连日暴雨，加之三南大水下来，县城桃江水位高达151.07米，超警戒水位4.07米，这是一个颇为惊人的刻度。两岸八万多亩农田被淹，奔腾而下的混浊洪水距嘉定桥桥面仅1.5米，站在桥上看大水的人们，头都有点晕眩，不时有家具、农作物甚至康木（已截成形的木材）漂流而下。其中一位邱姓年轻人自恃水性好，跃跃欲试，想从桥上跳下河去捞康木，被桥上众人喝住：不要命了！(www.xing528.com)
然而，最难忘的，还是1966年那场大水。
1966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蓄势爆发，而一场超大洪水也赶来凑热闹。这年的6月21—24日，暴雨，县城桃江水位高达151.16米，超警戒水位4.16米。这是目前所知仅次于乙卯年大水的水文记录。据后来统计，这场大水造成全县十多万亩农作物和917个村庄被淹，倒塌房屋5933间，冲毁牛栏、厕所2000余间，淹死7人。
6月21日晚，警讯告急，县政府要求信丰中学在校高中生立即进城，将盐业公司（地处下东门）储存的食盐搬运到地势较高的工商联驻地（上东门）。几百名信丰中学学生手持脸盆去搬盐，从晚上九点干到凌晨三点，硬是将几十吨食盐搬离险境，安然无恙。我是第一次经历如此高强度的夜班体力劳动，两脚不停地来回走路，装盐的脸盆越来越沉重，除了兴奋之外，就是两眼昏花，筋疲力尽。任务完成后，其他同学返回学校，我则回家睡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们抢险搬盐的当晚，学校却暗中留了几个同学在连夜抄写大字报。第二天上午九时，我耷拉着昏昏沉沉的脑袋回到学校，猛然瞅见学校传达室门口一溜十几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学校几个老教师，说他们是要批倒批臭的“反动学术权威”。这是信丰中学第一批大字报，也就此拉开学校“文化大革命”序幕。
回过头来，还是说涨水的事。以前，几乎是每隔两三年，县城都要进一次水，烈度自然没超过“乙卯年大水”。河水有涨就有退，什么时候是洪峰？现在当然有天气预报，但民间有民间的说法，有经验的老人们说，就看大水泡有没有下来。所谓“大水泡”，就是洪水下泄中形成的一个又一个赭黄色的气泡，有如足球大小。河面上不断有大水泡逐流而下，说明高峰期已到，接下来便是退水了。
县城吉安会馆外墙石雕 （张小明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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