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空间规划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针对激烈竞争中的空间发展无序、资源枯竭、环境恶化而产生的在国家级层面进行大区域调控基础设施布局与资源环境合理利用、土地供给和建设控制的一种空间管治重要手段。国家级空间规划包括‘全国空间规划’‘跨省区域空间规划’(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以及‘跨国空间规划’(如《欧洲空间开发展望》(ESDP))。规划重点是解决在激烈竞争环境下区域发展的协调问题、整体的绩效问题以及资源与环境保护利用问题”(段进,2011)。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级空间规划率先在国际上的经济发达国家实施。德国在20世纪初就开展国家级空间规划,发展至今已有英国、以色列、荷兰、日本、法国、美国、丹麦、新加坡、韩国等许多国家针对各国自身的问题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国家级空间规划。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编制国家级空间规划已十分迫切。它是对国家疆域内空间利用的整体协调发展、资源合理利用、建设要素综合配置和人居环境全面优化所做的系统性计划和布置。国家级空间规划既包含城镇建成和发展用地上的空间整体规划,也包含乡村、自然等非建设用地的系统规划;既涉及国家的发展和利益,也涉及居民的环境与生活。国家空间整体规划是一种以物质空间利用为手段,从宏观到微观、从建设用地到非建设用地进行有机整合的新理念。目前中国已经完成了十余项跨省市的区域规划,为避免新的各自为政的现象,开放各种边界、突破不同层次进行国家级空间整体梳理十分必要。
随着全国高铁网络的逐步形成,它必然对全国城市的发展优势布局、城市群的关系、特色资源的可达性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变化,同时也真正形成一个以高铁为依托的、全新的全国城镇空间网络,针对这个网络需要有全国层面的系统规划与设计。这是一次开展国家级空间规划的重要机遇。
首先,高铁的建设使高铁廊道内的城市与未连接高铁的城市间产生巨大的空间效益差,以及高铁廊道内部的城市间也形成相对的空间分配差异,高铁对区域空间结构重组以及资源再分配的影响逐渐呈现。如何应对这些变化?依托国家高铁网络,在国家层面整合资源,系统协调城市间的规划是取得发展的整体最优的重要手段。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国家级空间规划能够达到从空间运行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出发,强调东中西为一体,城市和乡村为一体,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为一体,不同行政区划为一体,为国家战略目标提供空间保证,提升国际竞争力。(www.xing528.com)
其次,时空压缩带来了城市空间相对位置的转变,以往较远的城市间产生了一小时都市圈的同城化效应。同城化效应带来了特定城市之间的联结性和互补性。这种同城化效应作为一种新的交通功能将会形成通勤与长途运输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将对区域的经济和人的行为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引发高铁集疏运配套系统的建设以及为这些新的活动服务的城市功能在高铁站点的集聚。区域间的生产联动、区域间的技术和劳动力流动更加普遍和常态,将会产生一种新型的城市化方式,区域间的协同发展更显必要。
再者,国家空间整体规划起着公平利用资源、提高地方竞争效率、平衡地方经济发展、保护自然和人文遗产的作用。随着高铁网络的形成,国家空间整体规划还应维护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和特色性,加强区域规划的文化含量,整体提升区域发展与地域文化的连接,形成区域性的特色和板块,积极发挥文化资产在地区发展中的作用。促进发展与保护文化,协同开发与组织旅游,而不是形成新的无序竞争。
最后,在高铁网络形成后,许多相对封闭的地区走向开放,需要突出重点保证空间的合理利用和生态安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环境污染是一种非对称、不公平发展的恶果。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是经济利益“外溢”的全球化,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的本土化。国家级空间规划是中央政府干预和协调省际和地区关系最重要的行政管理手段之一。其重点在跨省市水利、防灾、水资源保护、区域景观保护、区域基础设施布局与廊道设置等方面发挥作用,还在界定城镇发展适宜度,重大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人口流动、人口迁移趋势的空间保障和空间对策方面发挥作用,以此保证空间生存安全。
总之,面对中国城乡建设中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和条块分割问题,面对中国城乡建设转型升级的空间重组,面对国际竞争加剧与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依托国家高铁建设的机遇,开展国家级空间整体规划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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