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话语与历史拯救成果

本书试图将民族国家理解为一种有意义的实体，理解为对于社群的不同看法和不同表述。通行的有关民族国家的定义倾向于强调由人民、领土、主权构成的民族国家的正式形式。这个由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所产生的模式与把民族描写为一种统一的古代的实体逐步发展为现代的民族国家——集体主体的那种民族国家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主张现代化的民族主义者和民族国家就是用此种历史的叙述结构及复制历史前提的各种话语（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试图要么消灭要么利用那些不属于其自觉理想的历史话语的观念（如民间宗教组织或秘密社会）。即使当民族历史并未受到挑战的时候，中央集权的国家话语的倡导者也已经破坏并埋葬了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他种道路。我们看到诸如国民党和共产党之类的民族主义组织是如何宣称国家拥有一个集体的民族主体，从而导致联省自治运动和封建——市民社会运动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衰亡。

然而，当回到那些从某一层面上支持历史的话语与叙述结构时，我却发现，每一种（话语与叙述结构）同时也与正式的把民族国家视为集体的、拥有领土的主权国家的观念之间发生严重的紧张关系。不仅考虑阶级、宗教以及种族或国际反帝的企图与历史表述之间的相互交叉，甚至也要考虑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刚刚在中国把种族和民族捆绑在一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地方层面的解读中，却成为20世纪初期联省自治者的话语中支持地方自治、推迟与民族国家结合（的工具）。同时要注意到“历史终结”的话语：那些在反民间宗教运动中倡导黑格尔自觉意识的目的论的民族主义激进派，在极力论证国家是道德的群体的同时却又否定其过去与未来。这些话语和相互竞争的叙述结构所产生的民族国家不仅成为身份与忠诚的对象，而且成为分歧、甚至是血腥的分歧的对象，正如美国或中国的内战或印度独立时的被分裂等那样^[1]。

我发现，要弄清这些话语何以能够产生如此相反的作用，必须把这些话语及历史解读为不断变化的、部分地制造身份认同的方式，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统一的整体。在第二和第三两章中，我特别揭示了与把自觉之类的现代观念视做一个时代或社会的本质的倾向保持一定距离的重要性。由此，我们看到对过去的社群的总体化表述补充了世界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如我们看到现代民族被替代性的历史的群体现念所撕裂一样。我试图通过力所能及的手段，不管是注意历史上被压制的或初始的话语，还是通过解构性的“补充”的观念，解构这些总体性的（建构）^[2]。

蕴藏相互对立意义的民族国家不仅塑造着人民的生活，有时甚至还会危及其作为主权、领土的历史的民族国家的形式本身。包含在民族表述之中的对群体的替代性叙述或世界主义的追求，如中国或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或伊朗的什叶派原教旨主义等，曾历史性地构成过此种威胁。今天，对此形式的威胁在欧洲共同体表现得更加清楚，而对之所做出的反应则可能是以地区贸易壁垒的形式。跨国资本主义的需要极有可能与跨国的群体表述联系在一起，从而危及民族国家。

当代资本主义似乎不仅从外部而且还从内部危及民族国家。我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对民族国家影响的观点固然不乏猜测性，但这些影响可能是作为民族演变主体的历史在世界许多地方逐渐让位于“多元文化主义”潮流的原因之一。在某些人看来，诸如南斯拉夫、苏联等多民族国家的解体似乎掀起了一股追求“种族纯洁”的民族主体的潮流，从而表明前者是脱轨的历史。然而，在我看来，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返回到或创造出单一种族的民族国家。我所指的并非仅仅是在资本主义和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移民、人员流动与文化迁移等所带来的人口的极端混杂，而且还特别指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日益出现的“民族分工”。这是一个正在兴起的、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几乎没有办法在结论中来作介绍。但是，请允许我引用自己所遇到的一场对话，正是它使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从某些方面说资本主义需要一种同质的劳动力队伍（Gellner， 1983），那么，今天它会发现，民族分工同样十分有用。

在加州硅谷的一位印度籍软件工程师告诉我，那里大多数硬件工程师是中国人，他们的科学能力很强，但缺少（英语）语言能力和（美国）社会交往能力；大多数软件工程师是印度人，他们具有数学和语言能力，但没有社交能力；大多数管理人员是美国人，他们有社交能力。劳动分工中所谓的文化能力和族群归属的搭配已经十分复杂，但当我们认识到，大批亚洲妇女因其温柔、驯服的本性而受雇于残酷剥削他们的计算机生产工厂时，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这里，劳动分工也通过更复杂的模式复制出了“亚洲家族”的家长制，在此种复杂的模式中，文化、民族与资本纠结在一起。商务杂志和通俗出版物中所评论的新书宣称某些民族的特殊才能有利于其在资本主义世界成功，从而加强了这一把资本主义的张力与“民族”和“文化”，而不是与阶级、国家或资本本身联系在一起的趋势（Duara，1993）。

上述有关各民族特殊技能与能力的观念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关各种族的特殊文明天赋的观念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过，在现代，当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及多元化的应用和民族之间的流动性将使民族国家越来越难以宣称自己由独一无二的民族/种族所组成。一方面，现代国家中经济的动机使之必须机动化、多元化，而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政治机关又常常无法容忍由此所产生的混乱（Appaudurai，1993）。不同的民族适合于、或被认为适合于不同的职业或文化领域，如亚洲的食品商适合于（在）美国的城市中心（开设食品店），南亚的女性适合于西亚的家务劳动，泰国的工人适合于在台湾打工，土耳其人适合于在欧洲打工等。由于这些领域中潜在的冲突性，民族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涉及身份认同的运动，新的起源的话语和多元主义将在多数社会扩散，民族国家将更加难以宣扬其同一的、历史主体的演化。因此，民族国家的形式，尤其是与历史的关系，很有可能发生某种变化。

中国的情况将如何？其历史或民族国家会否式微？领土主权的民族国家形式是否会受到影响？在许多方面，这些都比其他地方更加难以预测。少数民族的活动和大规模的移民虽比从前增多，但与其他地方相比，仍受到更多限制。与东亚和东南亚其他民族国家的海外汉族华人经济联系的加强增强了汉族的信心。最后，作为民族主义的有效替代话语的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解体似乎已经导致了原始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主义的复兴。不过，即使在这些地方，也存在着对立性的潮流危及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各省的自给自足刺激了新的地方身份认同的出现，特别是正在崛起的以香港资本与文化为中心的、与北方的打工者和“封闭心理”相对立的南方身份认同（参见Friedman，1993，及本书第六章）。此外，正像在欧洲一样，民族国家的形式最终可能不适于或不足以管理中国与外国日益发展的经济联系，尤其是这些经济联系在沿海省份的发展是独立于中央管控之外的。

不过，不管民族国家的形式还会存在多久，也不管历史是否还会继续支持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历史强大的压抑与盗用功能都会不断受到挑战。在亚洲，政治、思想及道德等方面对历史的挑战都集中在我权宜名之为“文化”的观念上。文化话语的道德权威通常源自于以大同或甘地的自治公社为目的的普遍主义或救赎式的渴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种大同主义生产出一种特定的不可压缩的差异空间（民族），以抵制历史的吸纳。作为差异空间的文化使得梁漱溟和甘地这样的思想家能够为我们提供对于启蒙历史的压迫功能的批判眼光。然而，这些超越价值观念与精神文化的倡导者同时又信奉民族国家，这就使得民族国家得以利用这一空间，排除其怀旧的大同主义，并颠覆其批判功能。作为不可压缩的差异空间，文化被用来为妇女的从属地位及政治、经济权利提供合法性。

更近一个时期，对线性的历史的批评已经产生出了一些重要的、具有开创性和替代性的历史著作，包括年鉴学派、米歇尔·德·舍陶、福柯以及一批新起的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作家的作品（参见Attridge et al. 1987， Spivak， 1988）。我自己主要通过复线的历史观念对历史所作的批评受到上述文献的影响。我的批评与先前大多数对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有所不同，主要不是集中于（揭露）历史著作中的误谬，而是注重于此种作为演化中的民族主体的历史的叙述结构。由于当代史学大都分享其所研究的追求启蒙目标（诸如演化的主体或因果模式等）的现代历史人物的一些有关线性历史的假设，因此，此种专业史中的相当一部分亦成为这一批评的对象。我在各章中试图证明，这些共同的预设隐没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包括作为现代化的本质的自觉观念（见第二、三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写（第四章）以及最为重要的、被历史的共同问题所遮盖的“封建”等观念变化的功能等（第五、六章）。

复线的历史不仅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体的演化，而且否认历史是因果性、线性发展的，否认只有在因果的链条中才会前因产生后果。复线的历史视历史为交易的（transactional），在此种历史中，现在通过利用、压制及重构过去已经散失的意义而重新创造过去。与此同时，在考察此种利用的过程中，复线的历史不仅试图重新唤起已经散失的意义，而且还试图揭示过去是如何提供原因、条件或联系从而使改造成为可能的方式。(www.xing528.com)

对于过去的利用通常会在一定时期内显示出过去的痕迹或影响，但偶尔也会出现痕迹在极短时间内即被彻底消除或完全重写的情况，而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则尚不甚清楚。有关福柯所谓的意义的“系统颠覆”（systematic reversal）之类消除痕迹的典型事例，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数年间“封建”意义及其作用的改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叙述结构具有巨大能量，可以克服并同化过去，使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同样，五四运动之后在历史的目的论架构中对“人民”、“民众”的表述，与先前的论述分道扬镳，更与过去和现在真正的大众文化脱节。但是，虽然我们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并找出这些与过去的断裂，然而，我并不认为他们所显示的是两种不同的秩序之间巨大的系统性或认识论性的断裂。这些作为决定性观念系统的“秩序”支撑着我所批评的大多数有关民族主义和有关中国的现代学术研究。

让我再来重温一下关注利用过程的复线历史是如何揭示出过去与现在相关联的。我探讨了若干个象征性观念的作用，在20世纪初，它们起着消除自身原有意义的作用，激进的改造并不常见，多数情况下是旧有的意义逐渐消失，而嫁接以相应的新意义。通常情况下，新的意义指示着重心的转换或比喻转喻性地与更早的意义联系起来。因此，例如，革命党人中相互矛盾的作为现代革命的“革命”和作为丧失天命的“革命”，家族与种族共同的词根“族”，地方自治与人民民权之间的平衡，乃至把大同当做进步的历史的目的，等等，都反映了在新意义替代旧意义之前所经历的渐变的过程。新的意义并非仅仅替代旧的意义，它们同时也只有借助于旧有的意义才能获得其合法性，才可能被理解。

这些象征观念就像威力强大的历史叙述结构的殖民功能。后者赋予前者以新的历史意义或使命，而其自身则被（前者）土著化或历史化。此外，占主导地位的叙述结构也通过类似的渐进的方法，通过重新组合或扭曲原有的叙述结构或其影响，对土著的或历史的叙述结构加以利用。我所找到的最好的例子就是革命党人采纳通俗小说中的秘密会党的浪漫叙述结构并极力在新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结构中赋予这些秘密会党以共和平等及种族复仇的意义。这一微妙的改造不仅需要浪漫的叙述结构，而且还需要秘密会党反清的历史语境以支持其可信性。同样，19世纪末一种混合型的承异叙述结构试图结合西方观念与原有的封建观念对专制的批评以调动社会积极性来建立现代社会。在语言和历史之间的这些复杂的交易中，叙述结构就获得了修辞说服力，尽管它们同时掩盖、压制并抽象化了散失的历史。

能够动员叙述结构来改造文化与群体的意义的历史团体具有创造既作为过去又作为未来的历史的能力。叙述结构使之能够促使将来的历史向着此叙述结构的内在方向或目标发展。中国对启蒙历史及其叙述结构的采纳在塑造20世纪中国史的过程中可能与其他客观因素的意义同样重要。这些既是原因也是结果的客观因素在另外一种叙述结构下，会相当不同。就连本身极具历史创造力的五四运动，如果不是世纪转换之际中国历史开始被纳入启蒙运动的叙述结构，也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我们看到某些强大的历史叙述结构，如历史叙述结构，其本身就能够在塑造现在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相反，由于政治和话语上的弱点，联省自治运动则无法赋予各省以足够的意义来支撑其动员发动工作。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对语言的控制日益加强。作为历史竞争的场所，语言正是我们可以看出历史的历史性之所在。

最后还有一个领域，在此领域中，复线的历史观揭示了历史范畴之外的历史，即被压迫者的复归。大同军（见第三章）用“大同”的名义反抗民族主义者对宗教的压制，并（不自觉地）挑战民族主义者为支持其镇压措施而把“大同”当做进步的历史的目标。哥老会穿上明朝的服装来庆祝共和革命成功，是对企图把他们塑造为共和精神的范本之举的一大嘲讽。最重要的是，整个中国现代史上民间宗教的回归及其强大的渗透力与其在中国历史主流的叙述结构中的缺失或边缘化形成鲜明的对照。

复线的历史中有三个时刻，使我们得以有足够的距离，超越，或从学术界及历史人物的话语和叙述结构之间来看待历史。在第一个时刻，我们试图通过批判性地解读其语言来把握一种叙述结构为借用所做的努力，不仅注意其建构表述的战略，同时也注意其与历史意义相协调的策略。在第二个时刻，我们关注此种叙述结构企图遏制“真实”的漏洞与失败，尤其要关注重现于他处（如哥老会的庆功会）的已经散失的“真实”的符号。最后一个时刻，我们在自己的学科目标和那些客观的话语（如社会达尔文主义、会道门的乌托邦思想、现代化理论等）差异之间获得一种距离。但是，重要的是，不要把此种距离当成产生绝对真理。而要把它视做一种因时间空间上的差异而造成的一种有利地位。

以上三种时刻的解释学使我们能够把历史定位于不同的话语缝隙之间，定位于不同话语的边际之处，定位于不同话语的空间之中。从这一有利的位置出发，批判性的史学就能够将权力历史化、解体化。在揭示被认为是原初的、排他的、连贯的身份认同的历史性时，复线的历史质疑那些试图以文化权威性的名义来固定社会界限者的观点。这种真实性缺少宽容与相互依赖的能力，因为它不愿承认自身内部的“他者”。

【注释】

[1] 关于把美国内战至少部分地解读为两种不同社会的叙述结构之间的斗争，可参见艾丽斯及威尔达伍斯基（Ellis and Wildavsky，1990）。根据他们的观点，内战是由激进的废奴主义话语的发展及其“不肯姑息罪恶”而引起的。反过来，这种话语的发展又引发了南方地区的对立话语，把主一奴关系视为美好社会的基础。对社会的看法的两极化使得在同一民族的框架之内不可能同时容纳两种话语。

[2] 我承认，尽管做了上述努力，但有时我们所使用的“现代性”或“传统”可能比我自己意识到的要更具本质主义的色彩。不过，我愿意承认一个范畴及其与对此范畴的批评之间有一条模糊的界线，而不愿假装能够完全揭示出这些观念，毕竟我的世界观是在这些观念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