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霁岚：善交社会名流及解决刘金鸿生活困难

刘霁岚一生不入政界，也不参加任何政治党派或青红帮组织，虽然青帮头子也拉拢过他，但他却从来没和他们联系过，更没利用过他们，但他是一位喜好交友的活动家，尤其善于交结社会名流和军政各界上层人物，以及戏剧、曲艺界名流，很多人和他交往非常密切。他广泛交友的目的，主要是利用他们的特长和权势，以维护他的企业经营不遭受干扰；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一些权威人士，保护和排解一些受迫害的亲友，并能调解一些权势之间的矛盾，借以提高他个人在社会上的声望。例如他在办《评报》时期，正值国内军阀混战和北伐战争，他结识了国民党的冯玉祥、戴季陶等要人，当然这些人物也愿意利用他作为他们的宣传喉舌。在新闻界里他联系的朋友很多，如新《天津日报》的刘髯公，《午报》、《晨报》、《晚报》的刘孟扬，《益世报》经理段同波，旧《广播日报》经理袁无为，《天风报》经理武林清（他后来当了汉奸），广播电台经理郭清轩等人；在政法界他结识了旧法院院长贾艮、旧警察局局长程希贤、旧意租界工部局洪振铎等人，其他还有大律师朱道孔、鲍秋五等人。1937年天津沦陷后，很多人已被日本特务列入逮捕的黑名单，其中也包括刘霁岚在内。那时他已感觉到自身的处境非常危险，他通过袁无为的关系，烦请当时已作了汉奸的伪警察局局长武林清向日本人高山、三元等日本军部队长疏通后，不但未被逮捕，反而交了很多朋友。刘霁岚大摆筵席设宴招待他们，借机又说服他们将被捕的刘髯公解救了出来。当时日本人认为刘霁岚的声望很高，可以重用，动员他出任天津市第一任市长。由于他出于爱国热忱，不愿为敌利用，就婉言谢绝了，他推荐潘毓桂当了市长。不久日本人又找他，让他出来担任回教联合会会长，刘霁岚知道这个组织的后台是新民会，也是个汉奸组织，于是他也就婉言谢绝了，不得已他推荐刘孟扬担任了这个职务（因刘孟扬以前曾担任过这个职务，最后被日本人杀害了）。

在八年沦陷期间，他先后交结了伪市长温世珍、伪警察局长阎家琦等政界人物，但也交结了一些地痞流氓如袁文会、刘广海等人。他利用他们的势力，不但可以维护他自己的名誉地位和企业经营安全，还可以调解他们互相之间争夺权势的矛盾。例如当时的“四口脚行”（享有地区装卸运输业专利权）因争夺地界的矛盾，经常发生聚众凶杀殴斗，经过刘霁岚在双方奔走调解，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由于刘霁岚在社会上各阶层中做了不少有益的事，他的名誉地位越来越高，甚至以往和他不相识的人，遇事也慕其名来求他援助。例如在解放前西郊区杨柳青镇附近的东桑园村，有一个贫农名叫刘金鸿的，他有几亩农田，被一个靠近他的恶霸地主给霸占了。刘金鸿无法生活，迫不得已，因慕刘霁岚之名，便来津求他援助，刘霁岚表示愿意协助他解决。刘霁岚找到警察局长阎家琦，阎打算把那个地主抓来问罪，刘霁岚表示不可，他说这样做容易树敌，因为恶霸地主也有他的土势力，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用你的名义给那个地主下个请帖，就说某月某日是你的生日，约请他来赴宴，由我出钱，在宴席上我以好言劝说就是了！阎家琦就依照刘的意见去办。在宴席上刘问那个地主说：“你们村有个刘金鸿吗？”那个地主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忙说“认识、认识”。刘说：“那是我的一个亲戚，请你多照顾。”地主吃了一惊，当即回答说：“请您放心，以后我一定多加照顾就是了。”宴会散后，临别时刘又一再托咐。过不几天，那个贫农刘金鸿携带许多土产来到刘霁岚家表示感谢，并说：“谢谢您，田地已经退还给我了。”解放后刘金鸿当上了该村社长，那个恶霸地主却被镇压了。

在敌伪统治时期，有一个住在旧日租界的张姓资本家（人称张二爷），在他家门口大街上有一个岗警，因在旧社会每逢年节，警察趁机向所管界内的富户索取节礼钱，由于张某给的钱较少，遭到那个岗警的不满，以致故意刁难、无理取闹，致使张某生活不安。他迫不得已找到刘霁岚，拜托他给出口气，他说这个警察太可恨！非得教训教训他不可，求您烦个人把他撤掉，我认可出钱请客，就是弄得倾家荡产我也要出这口气！刘答应他说：“你别着急，我一定给你办，你先回去听信。”不久偶然得了一个机会，刘便借机约请旧日租界的警长和张某管界内的派出所所长，还特意约请了那个岗警，宴席设在会芳楼（原在滨江道邮局对过）。那位张某和岗警来到饭馆一见面，二人都吃了一惊。在席间刘向大家介绍说：“这位张二爷是我的老朋友，他住在你们的管界内，希望今后你们老几位多多关照！”这时那位岗警立即站起来说：“我真不知道，张二爷是您的好友，过去我太对不起了，责任都在我个人身上，请您放心，今后我一定多多照顾他老人家。”事后张某见到刘说：“您这是怎样的解决方法，我看一点儿也未触动他！”刘说：“不然，我认为冤仇宜解不宜结，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如果不采取这种和解的办法也行，咱们要想往下拿他（即撤掉的意思），那很容易，我认识上边的局长、所长和管界的警长，我说一句话就可以把他那二尺半号褂子（即警察制服）给脱下去！你这口气看来是出了，但要换过来想一想，对方甘心吗？他们官官相护，再换一个来，他非想法报复你不可，还要继续向你找麻烦，这样我不但没给你解决问题，反而给你激起事来，情况倒坏了！不如这样言归于好，双方都满意，我解决纠纷的原则是不可借势坑害人，以权势压人，而是要借势维护人，帮助人！”张某经过刘的这种劝导很受教育和感动，他说：“你这个办法真高明，我佩服您，我拜您为师！”

1947年夏季某日，刘霁岚正在家中会客，在座的有尚小云、裘盛戎、李少春和尚小云的荣春社几个学员，此外还有刘的老友郭清轩、高辑五等人。正在吃饭时，有一老人找来，这人是刘的本族刘七爷，刘霁岚立即出来迎接。只见这位老人怒气冲冲，指着刘说：“今天我来找你，就向你说一句话，这是你办的事！”过来就打了刘霁岚一个耳光！这时在座的人都惊了，大家都出来问他，你这老头为什么打人？激起了大家的公愤，尤其是荣春社的几个青年学员，过来就要还手，刘霁岚立即阻拦大家说：“不要动手，他是我家的叔父，你们都散开！我问问他为什么打我？”原来是因为债务关系，法院把刘七爷的房产给封了，他听人说是对方托刘霁岚在法院给办的。刘霁岚对老人说：“您的房产纠纷我不知道，更不是我给办的封了门。这样吧，我给您打听打听，想办法给你们合解合解，您千万不要发生误会。”后来刘霁岚烦人跟对方说合，开了封。事后刘七爷感到很后悔，给刘霁岚赔礼道歉。后来有人问刘霁岚，您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处事头脑要冷静，要耐心，不可轻举妄动，当时如果我的朋友还了手，把老人打了，出了差错，这个责任我可担当不起。他打了我，我没还手，大家都看见了，所以我烦人把老人送回了家，我的责任就卸了。否则出了事，好坏就给我找麻烦了！”

通过上面几个事便不难看出刘霁岚的仁厚性格和遇事沉着的度量，以及他宽厚待人的风度，这也是他能够广交朋友的基本条件。诸如以上的事例还很多。(www.xing528.com)

刘霁岚喜好交朋友包括方方面面，尤其是在曲艺、戏剧界，凡是有名望的差不多都和他有来往，这里也有传统作风。他父亲刘秉彝在世时，有很多著名演员来他家求医治病，而且经常到刘家拜访，如唱京韵大鼓的刘宝全、白云鹏，演唱梅花大鼓的金万昌，唱乐亭大鼓的王佩臣，唱京东大鼓的刘文彬，唱时调的高五姑，相声演员张寿臣、常连安等人。每年到了刘秉彝父子生日时，就在他们住宅院里搭台唱堂会，招待亲友。这些演员都争先恐后地到他家举行义演，热闹非常。由于刘霁岚在新闻界威望很高，对文艺界能起到宣传作用，所以很多演员来津后必先拜访他，无论是四大名旦、四小名旦以及谭小培、谭富英父子、马连良等人都和他交往密切。刘霁岚抱着欢迎的态度对待他们，他明知来者必有所求，他是有求必应，应后必办，因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关系。例如李少春之父李桂春（艺名小达子）他家原住庆安街，和刘家是近邻，自幼和刘霁岚相好，他唱河北梆子，后改唱京剧。解放初期，上级委任他担任河北梆子剧院副院长时，李桂春当时的心情非常矛盾，既感激党的信任，又考虑自己能不能胜任，他拿着聘书和刘商量说，我能胜任吗？他很谦虚，犹豫不定，刘鼓励他说：“你有能力，不要犹豫，党既然这样信任你，你就不要推辞了，希望你为党的文艺事业多多培养人才。”1961年李桂春在北京逝世，刘接到讣告后亲自赴京参加追悼会。其子李少春认刘为义父，每次来津必先到刘家看望义父刘霁岚。很多著名的京剧票友如近云馆主（杨慕兰）、袁文斌等也经常到他家作客；年轻的相声演员小蘑菇（常宝堃）、京剧演员毛世来、裘盛戎、尚长春、尚长麟、陈永玲、张贯珠等，都拜刘为义父。他们的演出和成名，都是依靠刘为后援，他们经常在刘家吃住。当他们遇到困难时竹必然要由刘负责解决，如裘盛戎在北京购买住房时，也是由刘出钱代买的。

为了便于演出，刘霁岚不惜出重资把离他家不远的东天仙戏院接兑过来，改名为天宝戏院（今民主戏院），以刘少亭为经理，还安排了他的亲友多人。在他的声誉之下，一些地痞流氓，谁也不敢来捣乱，能保证正常的演出。刘经常承包一些前排好座位的票，以之馈送亲朋好友和军政要人，所以经常客满；有些外地剧团来津演出时，必先到刘家拜访，请求关照。后来由于经营不善，赔钱太多，无法维持，不得已将该院兑出。

1945年日军投降后，国民党接管了天津，刘霁岚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又结识了一些国民党上层人物，如旧法院院长贾艮（回族）、旧警察局局长苟某、天津县长刘桐山等。刘霁岚为了巩固他的社会地位和声誉，不惜牺牲大量财物，广泛交友，相互利用。他对于社交既抱着恭敬的态度，又怀着警惕之心情，尤其对官方人物更加谨慎。他一生立志不参与政界和任何党派帮派，这也是由于他的出身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