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霁岚在他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逐渐产生了较强的事业心和经营企业的本领。由于当时城市医药卫生事业非常落后，看病就医难，而且抓药煎药费时费事又费钱，所以发展中草药成药是非常迫切而适时的。中西药厂的成药品种较多，无论是医治婴幼儿的或妇女病的，疗效都很好，销路逐步打开。因为他的父亲手里存有很多太医院的秘方，他就利用这些宫中秘方配制成药丸，制成成药行销各地，如“保赤一粒金”这种儿科小药丸服用方便，对治疗儿科一般疾病疗效很好，销路销量越来越广，至今仍保有很高的信誉。其他如治疗妇女病的“宁坤膏”，治疗皮肤病的“濯毒洗血镜”，解热药“仙丹”（相当于日本产的“仁丹”）等，销路和信誉都很好。为了解决成品的包装精美和印制宣传广告、方单等，他自己开办了一个小型石印局（印刷厂），专为其药厂服务。刘霁岚作为一个经理，他兢兢业业，亲自策划，日夜辛劳，亲自参加制造、包装、宣传等各项工作。为了扩大经营，开展业务，他不惜工本，花费大量物资和钱财做宣传工作。如在当时的交通要道、繁华地区，东马路、东门脸儿等地，修建牌楼，张贴传单；在各代销店门窗上安装霓虹灯等，利用广播电台做宣传，如在曲艺节目中由演员代为宣传他的各种成药的疗效等，每年用在宣传广告上的费用，数字相当可观，约占总成本的四分之一左右。
中西药厂的药品以“瘸拐李背葫芦”作商标，几年来信誉很好，而且有一定的竞争力。例如“仙丹”这种避暑药，不但疗效好而且装潢精美，胜过日本的“仁丹”，因而“仁丹”的销路受到很大的影响，遭到日商的嫉妒，他们找到中西药厂和和刘霁岚捣乱，以致闹到法院。但由于“仙丹”这种成药在品名、处方、包装、商标等各方面都和“仁丹”不同，经过一番斗争，日商才不得不认输，保住了“仙丹”商标的专利权，销量不断增加。(www.xing528.com)
刘霁岚经过十数年的苦心经营，业务逐渐发展，职工由十几人发展到数十人，积累了不少的资金和经营管理经验。由于他性格开朗，慷慨好义，喜交友。为了开展业务，谋取更多的利润，他结识了许多社会名流和各界人士以及军政警各界上层人物；为解决一部分亲友的就业问题，他和许多好友合作开办了报社、戏院、商号、工厂、银号等几个企业，通过这些企业的开办，刘霁岚除取得一定的利润外，更显著的收获是大大地提高了他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声誉。这些企业的开办，很多是以他的名义联合其他专业人员开设的，例如他和老中医王静斋（王季儒之父）、张建侯、侯子龄等人于1940年开设育仁堂药店（即今世一堂的前身，原在中国戏院对过），张建侯任经理，开业时经刘霁岚邀请谭富英、梁小鸾剪彩，热闹非常。他和赵彩章等合伙开办的泰兴银号（在滨江道杨福荫路旁），由赵彩章任经理，王汝琰为副理。1947年他和同盛和染坊经理张续亭合伙开办同和福化学染料厂（现染化三厂前身，地址在河东十字街），以刘渤海为经理（刘在“文革”时自尽），当时该厂以制作麦穗牌袋色闻名于世。刘霁岚爱好京剧和曲艺等，他联系很多戏剧界的朋友，接兑过来原“东天仙戏院”（今建国道民主影剧院），当时经营影剧院是很不容易赚钱的，他为广交朋友，作为一个交际场所和手法，他不惜花费若干资金以达到这个目的。为宣传他的药厂产品和联系各界人士以及抬高自身声誉，他聘请当时在《华北新闻报》当编辑的高辑五（别名高宝瑞，系南开中学学生，曾于1919年为马千里老师组织《新民意报》），于1926年开办“评报社”，至1937年天津沦陷后，刘霁岚出于爱国热忱，不为日军利用，自动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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