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无微不至地关怀教育下,如何搞好企业生产成为我时刻考虑的课题。我首先想到天津还有房产,要设法投入生产。我就和中共开封市委统战部长傅伯龄商量。我把原来家属住过的一个院二十多间房子卖了6000多元,全部投入企业,随即从天津买回两部车床、一部电焊机和一些汽车材料。为了节省开支积累资金,家属也由木厂街搬到厂里食宿。随后将木厂街的房子卖掉,所得3000多元也全部投入生产。这时职工也陆续增多,除接受市劳动局转来的丁保寿、宋永祥、郭守清等人以外,还安置了转业军人那云飞、陈永禄等同志。当时私营企业接受国家分配来的职工,是为国家分担困难而承担的。那时还是我一人领导业务、技术、采购等事项。我到上海去买设备、器材时,为了减少开支,每次都是一个人外出。住便宜的小旅社,每天花1元2角床费,在小摊上吃饭,一日三餐,不过1元。那时外出人员,按企业规定,每人补助三角,我也按最低标准补助,从来没有超支过,也没有一次游山逛景。上海距杭州如此近,我至今也没去过,办完事就及时回厂。在公私合营之前,政府规定“四马分肥”的政策,年终结算,私方应得红利,自己没有提用过,统统投入企业,虽然我是厂长,但是我家的生活并不富裕,全家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不超过10元。
在职工福利方面:实行了休假制,每星期日放假休息。这在当时开封的私营厂里是没有的。职工看病也有厂包的诊所(在本街有郭大夫、尤大夫的医务所),每月结一次账,钱由厂里付,厂里还备有药箱,以备急需。职工吃饭,有伙房,有厨师,从未吃过杂粮。夏天防暑降温,每人都发凉席、扇子,中午、晚上西瓜随便吃,直到立秋为止。单身职工,厂里有单人宿舍。厂里建有两个家属院供职工家属住,从未收过房租。因此劳资关系融洽,从未发生过矛盾,多次受到开封市领导和有关方面的表扬。我厂作为劳资关系的好典型,在报上作过报道。
在安全卫生方面:厂内有卫生制度,下班后要清扫。备有消防设备,并要求职工学习消防知识,掌握消防技术。干汽车修理这一行,每天使用汽油,有了防火知识和技术才能防止火灾。由于职工掌握了消防技术,后来发生的几次火灾都及时扑灭了。
在税收方面:解放初期,实行的是行业评议的办法,口头提出来,经过评议,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办法不够合理,往往引起同行业的纠纷,对生产是不利的。我向市政府建议,主张按账征收。这个建议得到了市政府的采纳,批准开封市七户按账征收,我厂是其中之一。合理解决了税收问题,大家心情舒畅,这对发展生产是有利的。(www.xing528.com)
我注意和街坊群众搞好关系。厂内有一眼机井,水味甘甜,又装了轧水泵,比用水桶打水省力而又安全。街坊群众纷纷来厂打水,来往人多了,影响生产。我就设法把水引到大门外,同样装了轧水泵。还另备一部水泵,如有损坏,及时换上,不耽误群众用水。对此,群众都很满意,附近几条街都来用水。原卧龙街小学,解放前是教会办的,属于私立,由于经费不足,只靠学费连教师工资也不够发。为了得到资助,他们聘我为董事长。但是每月捐钱,负担太重。我就本着生产自救的精神,给学校无偿地安了电磨,对外加工面粉,将所得加工费用于学校开支。解放后,该校由市教育局接收管理。
本厂生产建设形势很好,发展很快。全厂职工干劲倍增,我也感到浑身是劲,经常工作到深夜一两点。每天提前组织好生产分工,将各项生产任务、图纸落实到人,上班时有条不紊,车间、院内只听到机器声和操作声,从没有吵闹声。下班一一验收,一般都能按时完成任务。由于生产任务紧,工作忙,我常常顾不得吃饭,家属就把饭送到办公桌上吃。这时职工增多,生产逐步扩大,厂内比较拥挤,家属住厂内不便,而且也应该做到公私分明,我的家属就主动搬出厂外,在小袁坑沿赁房居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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