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工茂汽车修配厂复工后，开始倒还平静，后来随着厂子的发展壮大，引起了日伪特务的注意。当时开封的大小商店差不多都受过日伪特务的敲诈，我也不例外。特务们的敲诈是由小到大，先把手枪放到桌上，说是暂借几十元，以后归还，过几天又来借，而且不断升级，最后要借两千元。我考虑这样下去不行，成天发愁。厂里有个学徒叫林元木，他哥哥林元森在新民会开车，林元木把这事给他哥哥一说，他哥哥就找我了解情况，回去就给他们处长说了。他们处长给日本特务头子酒津说了此事。酒津说他们没有干过这些事，一定是土匪干的，再来时，叫我给他们送信，他们来抓人。过了两天特务又来取钱，我推说没有，特务说：“你明天一定把钱准备好！”还叫我请两桌客。我就和他们约定，第二天下午六七点钟在鼓楼街小大饭庄请他们吃饭。第二天上午我就叫林元木去送信。到了约定时间，十几个特务果然来了，他们正在大吃大喝的时候，酒津带两部大汽车人来了，一群便衣队，蜂拥而上，先打后抓，把他们押上汽车带走了。
这件事表面上看是了结了，暗里却埋下了更大的灾难。两个月以后，又有宪兵队的特务来找我。我想又是来敲诈的，就没提给他们钱，他们立刻就把我带走。因为当时是在客房里谈话，所以家里、厂里都不知道。去了几天，他们还没打听到我的下落。特务把我带到宪兵队，关到地下室的木笼里，里面黑得对面看不见人。第二天过堂，特务二话没说，吊起来就打，有一个特务说：“看你还报告不报告！”我才知道这是报复。他们把我打得昏死了才放下。停了一会儿，看苏醒了，才又把我架回地下室。他们把我捆在木板凳上灌水，灌得我不能出气，鼻子出血，一直把肚子灌大了，才停下。就这样他们审了我七八次，回回要打。押了100天后，他们才把我转送到日伪法院。在第一监狱我又被押了三个多月，最后还是花了些钱才放出来。
几个月后，日本投降了，人人心里高兴。不久，刘茂恩的保二团进驻开封。街道上组织慰问，各商号都捐助慰劳品，我们也买了毛巾、肥皂等交街道保长送去。第二天保二团就到处抓人了，说是抓汉奸，实际是把不少较大商品粮号的经理抓去勒索钱财。我也被抓了去，倒背手捆着，押到大队部。他们说：“我们抗战八年，你们享受，还不快点慰劳我们！”我家里花了3000元还不算，又把我转到开封县监狱，说我是烟犯，又押了一个来月，家里又花了些钱，才交保释放。释放回来后，还得请保长的客，否则保长不去保是出不来的。我经过这两次洗劫，物资损失不算，人身受的摧残更为严重，所幸都挺过来了。后来，不少过去的司机和在厂里干过的职工也都回来了，生意又逐步好起来。
省主席换了几个，有商震、刘茂恩、张轸等，我都修过他们的汽车。刘汝明、刘汝珍的部队驻在开封，我也常给他们修车。刘汝珍看我这么大年纪，当厂长还钻在车底下干活，也是赞不绝口。他的汽车队修车所用材料，大部分由我厂供应，但是经常欠我的货款。
1948年6月22日解放军第一次进驻开封。解放军真是秋毫无犯。住我家的解放军临走时给担满水缸，扫好地，还叫我提意见。鼓楼墙上贴着大字标语：保护民族工商业。在鼓楼街教堂里，我看到了许多宣传品和进步书刊，才认识到共产党好。(www.xing528.com)
几天以后，解放军出了布告，说是为了转入新的战斗，部队暂时转移。第二天下午，国民党军队又回到开封。我又遭到一次大抢劫，带枪的特务来厂，说开封解放时，我厂抢了救济总署的汽车材料，非带我去刑警队不可。结果请了两桌客，送给一个科长600万元法币，还白白地给他们修了一部车（工本也得几万元）才算了事。在解放开封战役中，我连屋都不敢出，怎么会抢人家东西呢？这就像遇上了土匪，有什么理可讲呢？
当时人心惶惶不安，停业吧，军队就会占用我的厂房，不停业吧，国民党军队每天要小夫，要粮草，应付不完的杂差。他们来修车也常不给钱，半夜里经常来打门，搜逃兵、抓壮丁，弄得我成天提心吊胆，夜里也睡不好觉。到1948年10月解放军再度进驻开封，我的心才算平静下来。
就在解放军这次进驻开封的前几天，还发生过这么两件事：一件是整编六十八师要开走时还欠下我厂汽车修配及材料费六七万元，我们去讨几次，他们也未给分文，最后给我们一些旧废汽车零件了事。另一件是整编六十八师临开拔的前三天，某连的一个小兵把他们的汽马车送来充气，因为内胎坏了打不上气，他们非说是我们弄坏的，叫我们赔偿新内胎。学工对我说了，我就和他们讲理，他们不但不讲理，还出口骂人，引起一番争吵，小兵悻悻地走了。不久他带几个持枪的大兵进城找我，一见面话也不问，就用枪把打人，并将我带走。厂里人说情也不行，都被打骂回来。他们把我带到一个连部里关起来，问也不问，夜里一两点钟有人来劝我说：“修个马车算啥，你要想回去就快点修好，不然带你跟着走。”结果我答应给他们修。我回厂将马车轮胎拆开一看，钢圈裂了，白白地给他们换上个钢圈拉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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