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之行：修车结交众多、助创厂

因为平日修车和一些司机们混熟了，1926年一天，一位叫周福荣的司机背着掌柜对我说，他和几位同事想给我介绍工作。我说我才学两年多，恐怕不行。他说：“我们几个人商量过，都认为你行。我们早就想给你介绍工作，就是没机会。最近从河南来了一位朋友，也是天津人，到北京找汽车修理工人，来了将近一个月，还没有找到，我们就想介绍你去。”找修理工人的人叫李云舫，是吴佩孚部第四军汽车队的。北京人有技术的不愿到外省去，技术差的又不敢去，所以月工资60元（当时北京月工资30元）也没人去。周福荣等人就介绍我，说我年纪虽小但很能干。李云舫见我又小又瘦，有点不大相信。但因为找不到人，也只好说：“试试看吧！”因为怕掌柜知道，我就偷偷跑出来。这时曹锟垮台，我哥哥赋闲在家，生活十分困难，我就把预支的60元工资，除了买日用品、被服用去十几元外，其余全部留给我哥哥，随李云舫南下了。

到郑州时，因为军阀混战，火车没煤烧，只好烧柴火，所以一时通，一时不通，我们只好住在旅馆里等。李云舫带我到郑州警备司令部汽车队找同过事的司机玩。我们到那以后，听说他们有一部小座车坏了，从北京请来一位工人也修不好，很为难，就叫我去试试。我去一看，北京来的工人就是灯市口王洪宾修理汽车行的学徒。之后，我就对小座车粗略地检查一下，没发现缺少什么。然后又检查了电瓶、电路、点火、活塞，又看了进排气门是否按次序，结果都没问题，最后发现是链条错了牙。修好以后，又调整了正时点火次序，一试就开运了，经路试良好。警备司令部司机们高兴极了，都要请我吃饭。这样一来，李云舫才算放了心。李云舫告诉我，他心里一直嘀咕，生怕别人指责他，说他带个小孩子回来。

两天以后，火车通了，我们又随火车南下。司机们送我们上车，李云舫对我更客气，再也不叫我背东西了。到了许昌，车又不通了，我们又住下。许昌驻军旅长马及第部也有几辆汽车。李云舫带我去汽车队看望几个老同事，谈话间提到有一辆车多次修不好，正没办法。李云舫就介绍叫我看看，我只用十几分钟就看出问题来，并指出要抬下机器才好下手，因为离合器装反了。经拆除改正后，试验良好。他们又是酒肉成席地招待我，李云舫更加高兴了。

在许昌停了两三天，车通了，我们就到了驻马店军部汽车队。汽车队住在一个盐场里，司机和助手共有十几个人。一见面，从他们的表情上看很不满意，谁也不理我。李云舫说我技术还不错，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停两天开始修车，先修军长那辆小座车。一检查，汽车冻裂了一个六寸长的口子，还往外鼓着，这个活比较难。补缸我也没干过，只是在北京看见人家干，自己留心，也还记得用哪些东西。没有工具就得借，驻马店没有铁工厂，我就到铁路修配厂借，借到了鞋底板牙、英制丝扣，又找一块钢料，自己做了个丝锥。四分之一紫铜棍买不到，就去找铜匠铺打铜勺的，定做几根紫铜棍，回来自己加工锉细锉圆、钻眼。钻头也是土法自制的。过了一个多星期，汽缸修好了，装好后试车很好。军长陈文钊也是天津人，在修车时，他经常来看看，问能不能修好。这时他一见修好了，就高兴地赏我100元钱。这100元钱我也没有独要，放在汽车队里让大家用了。司机们信服我了，争着叫我修车，争着请我吃饭，一请就是两三桌。经过一个多月，所有坏车都让我给修好了。

那时候还没有修理汽车的书，有的也是随进口汽车带来的，全是英文，谁也看不懂。又因为司机大部分是从士兵中培训出来的。我所接触的司机大部分是在冯玉祥的保定汽车连学习的。他们只会驾驶老式载重车，对许多新式车还没有见过。天津、北京车牌比较多，样式多，我见得多，又专门学，所以一般汽车出些毛病不费劲地都修好了。后来各友军听说了，也派人带介绍信来修车。因此在河南我因修车认识不少人，这就为后来自己办厂创造了条件。(www.xing528.com)

在驻马店不到一年，形势就有了变化。吴佩孚下野，陈文钊也回天津去了，军部的人们也都先后离开。这时我们听说过去被陈文钊收编的一个驻在泌阳叫牛绳武的旅长，我们就到泌阳去了。牛绳武原来是个土匪头子，改编以后劣性不改，仍然从事绑票、抢劫等土匪行为，残害人民。老百姓就组织红枪会打他，地方民团也打他。一天，豫南护军使署要我们连人带车一起去。我就和司机们一起开车到了社旗镇。护军使就是原任郑州警备司令的徐寿春师长，他也有几辆汽车，有个车队。队长也是保定十六混成旅汽车连的人，在郑州见过面，我就又在这里当修理工了。师长坐的小福特车和大飞鹏车、大型车等，凡是损坏的我一一都修好了。社旗镇是南阳一个大镇，因为离铁路远，农产品特别便宜，肉1元8斤，鸡蛋1元80多个，只是百货比较贵。那里出巴丝绸，司机们都做绸子衣服穿，我还是穿我的粗布衣服。

几个月后，我们又被调到襄阳、樊城。那里驻有方振武的部队，他们也有汽车队，而且大部分司机也都是冯玉祥十六混成旅汽车连出来的，说起来许多同事都认识，大家经常来往，有时也给他们修修车。不幸的是，因为襄樊气候潮湿，又因热天远路行军，许多人都病了，我也病了。说起我病，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我发高烧，住军医院一个多月也不见好，病越来越重，后来坐也坐不起来了。虽然有两个学兵照顾我，但我还是每天发烧。一天下午有一个不相识的人从门外向里看我，我问他干什么，他摆摆手说：“不要大声说，我是个中医，专门给医院治不好的病号来看病的，不能叫医院知道。”我就叫他进来诊治。他看了之后说，吃他10服药保管好。我就叫他开方，叫学兵去买药。果然不错，吃了一服第二天就不昏，吃了10服药就能下地走动了。当时我有点迷信，心想：这可遇到活神仙了。其实主要是医院的西药不全，也没有好大夫。中药比较全，而这位中医大夫是个有经验的人。由于空气潮湿，病虽好了，却又长了疥疮，手上都是脓泡，这个医生天天来给我上药，手不能拿工具，就不能修车。我就叫学兵干，我给他们指点，也能解决问题。

一天下午，大约两点钟，忽然听到枪声、炮声，天空子弹乱飞。我们就到后院小夹道里躲着。不久枪声稀了、远了。这时有几个当兵的来抓逃兵、找枪支。走到我们跟前，叫打开包袱检查，看看没有武器，就叫包好。我想既叫包好没事了，谁知我把包袱包好后，他们提走了，里面衣服袋里还有钱，我们也不敢问。有个学兵身上有几块现洋没给他们，他们就拿刀要杀他。后来又来一帮兵，把被子也抢走了，只剩下一对枕头。这时天气已经秋凉，夜里睡不成觉，第二天腿发直，身子发困。人们都散了，也没地方吃饭，怎么办？幸亏我平日和本街邻居处得不错，一个成衣铺的掌柜叫我到他那里吃饭。就这样过了一天多（后来听说徐寿春也被扣押，他买通看守人员，逃到山西阎锡山那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