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天津的贫困童年，目睹外国侵略者的欺凌

我是天津人，1909年（清宣统元年）农历闰二月生。我刚记事时，父亲就对我说过，他曾经在北洋水师镇远号军舰上当过水兵，目睹了日本炮舰对中国的侵略。中日战争中，中国士兵都很勇敢，被击中的日舰起火而逃。他还说：由于日军后方太远，运输时间长，我们地大人多，就是叫他们登岸，他们也活不了。并说：“他们能带多少吃的？军火武器也带不多，他们胜不了。”因为清政府腐败无能，被敌人吓住了，不叫抵抗，反而屈服。后来，我渐渐长大，目睹了外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欺凌。在马路上，外国大兵坐人力车不给钱，要钱就先打后骂。租界不准中国军人走，可是外国人带着枪随意进入中国土地。租界是中国的土地，进去还要受检查，真是令人气愤。

我曾想去海河沿工厂当个临时工，可是因为家穷没钱送礼而遭拒绝。我就在河沿上望着外国兵舰、外国大兵，还有大、小汽车，英美石油公司的大油罐。我当时想，外国租界里有高楼大厦、树木花草，住宅区像个小花园。他们生活得那么好，是为什么呢？那时候天津市面上卖的日用品大多数都是外国货，尤其是日本货更多。什么洋面、洋油、洋蜡、洋火等等，什么都是“洋”的好。再看看我们住的地方，街道窄小，马路泥泞，房子不整齐，树木很少，花草更是看不到。日常接触到的尽是卖力气的穷苦人，他们在河沿上卸货，背上背下的，连一辆胶皮带车也没有。看来，我们落后就是因为工业不发达，贫富、强弱自然也就区分开来。

我的住处在天津河北区李窑洼，当时附近有两个工厂：一个是造币厂，一个是北洋铁工厂。当时在天津就算是大厂了。工人们每天上下班都成群地从我住的小街上走过，月底发工资，他们拿的都是现大洋，走着数着，叮叮当当的银元声，实在诱人。我想：什么时候我才能进厂当个工人呢？

我生在一个贫民的家庭里，刚出生时，父亲在天津电话局里当临时工，替人家栽栽电线杆什么的，净干些粗活。一天三角钱工钱，上工有钱，刮风下雨不能干活，就没有收入。每月总要有这么两三天揭不开锅。有的邻居在工厂当工人，有一定收入，生活虽然不算好，可还能吃顿饱饭。我就想去工厂当个学徒，学点技术，将来可以养家糊口。还梦想着振兴民族工业，使中国富强，不受洋人的欺侮。(www.xing528.com)

因为家里穷，上不起正规学校，我10岁时，到贫民半日制小学读了不足两年书。这个贫民半日制小学是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杨以德办的。教员就是各大街、各区派出所里的警察。他们下班后给我们上课。教室是附近一座大庙，也有几间公房。虽然很简陋，不像正规学校，但我在这里能学点文化已是很满足了。

我们半日制学校的学生穿的都是各色各样带补丁的衣服，正规学校的学生穿的都是整整齐齐的制服，走碰头，还得受他们的气。有钱人家的孩子到我家去玩，他家大人见了就吵：“别去钻狗窝了！”因为我家住的房子是泥糊篱笆盖的小屋，在他们看来也就像个狗窝。我听了很生气，心想，不仅受洋人的气，还得受本国人的气。因此我立志要学点本事。但是年纪还小，家里又穷，后来连半日制学校也上不起了，只好跟着父亲做点小生意。我卖过柴，卖过鱼也卖过瓜果，跟父亲抬着货物走街串巷，肩膀都给压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