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澡塘同业公会的历史和成就

天津市澡塘业（今称浴池业）同业公会成立于1928年，会址设在南市玉清池四楼办公室。第一届会长为祁卜五，学名其昌，天津人，生于1904年，是玉清池老创业者祁霈霖之次子。他中学毕业后投考于北京内务部之高等警官学校，1924年毕业，不愿从政，与友人于1925年经营正昌烟草公司，任经理，同年末因经营不善而停业。1926年就任其父独资经营的祥顺合、源顺合两处鲜货店以及玉清池澡塘，任三号经理。他年纪轻，精力充沛，又受过高等文化教育，他立志要做出一番事业来。

1928年他联络了几家大型澡塘，如华清池（旧法租界劝业场旁）经理张涣坤，新园浴池（旧日租界旭街）经理王世元，福仙池经理毛文魁，龙泉池（旧法租界交通旅馆旁）经理郭伯铭，元兴池（旧英租界张庄大桥）经理王成章，天香池（旧英租界小白楼大沽路）经理李树芳等一些人，合力组织同业公会，开大会时到场同业80余户，当场公推祁卜五为会长，同年加入天津市商会（北马路）；数年后商会改选，祁被选为商会执行委员。澡塘公会第一任秘书为韩善甫。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天津，市场上百业萧条，澡塘业也不例外，只有英法租界内澡塘业务较旺。但至1939年不幸灾难降临，无情水灾淹没了大半个天津市，尤其是繁华区的英、法、日租界的一部分和南市大部分，遭水淹泡达一个多月之久。市场上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以玉清池为首的各大中小澡塘损失惨重。同业公会出面号召，群策群力，互相协助，在大水退后，再开始营业。由于物价上涨，相比之下澡资太低，即由祁卜五会长向伪社会局提出调整澡资。但是敌伪时期的地方政府，不为维护商民的利益着想，只是一味地索要钱，有钱什么不好办的事都能办。祁会长为了大家的事，跑前跑后，垫人垫钱，结果总算上调了一些澡资。为了澡塘业的生产命脉——“煤”，他疏通敌伪业统制部门，以低价售予澡塘各户，在他任会长期间给同业谋得不少利益。

1944年，一个正值中年、仅40岁的祁卜五，为企业、为同业操劳过度，积劳成疾而一命呜呼。年迈的父亲祁沛霖在悲痛之余，只好命长孙祁士明中止学业（已考上大学），继承经营玉清池和两处鲜货店。年仅19岁的祁士明初入社会担此重任，祖父只得从旁辅助。

这时，同业公会临时公推高炳坤任会长，高是西北城角正兴园澡塘经理，该人年高德重，而做群众工作是力不从心的，只是勉强维持。日本降服后的1945年冬，国民党天津市社会局命令澡塘业公会改选，结果华清池经理王鸿绪当选为理事长。华清池是多股集资经营的澡塘。王鸿绪原为律师事务所的助理，初到华清池任经理，他能言善辩，任公会会长颇有能力，同时把公会会址迁移到华清池。

这时的公会任务，只不过是为国民党各机关服务，秘书仍为韩善甫。这时全体会员近90户，其中中小型澡塘占多数，分布在天津各个角落，但是物价一日三涨，而不花钱洗澡的人比旧社会有增无减，就连过去租界内澡塘也不例外，都是些警特和地痞流氓。王鸿绪在澡资调整上倒比较有办法，他与社会局联系密切，在花钱请客走关系方面，除用会费外、不足时就找各会员敛钱。到1948年各澡塘开支日渐加重，而店堂相反早晚客满，有百分之七八十是不花钱洗澡的。这些澡客倒有些特点，那就是：票掌柜、不票伙友，这些歪毛淘气、杂八地，也讲排场，别看不花澡资，而对伙友的小费则大大的给，伙友（职工）在挨打受骂中，为了生活，拿出百分之百的服务本领来赚取小费。而经理人则盼望着早解放、共产党八路军进城，铲除这些坏蛋，过上好日子。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盼来了救星共产党。1950年4月25日下午2时，受天津市人民政府工商局指示，澡塘业同业公会重新改选，地址在南市玉清池前楼，启明茶社为选举会场，到会会员82人，监选人工商局干部史昆华、韩丙寅，来客有市卫生局干部曹靖秋、程大儒，市工商联白中铣，影剧业副主委周恩玉。选举结果，主委祁士明（玉清池经理），副主委张增文（新化池、裕华园、俊兴池经理）、刘文禄（浴德池经理），常委刘廷琴（双龙池经理）、毛文奎（福仙池经理）、任世显（清华园经理）、于志平（海泉池经理）。选举后曾由来宾周恩玉向当选人致贺词。公会会址仍没在玉清池四楼。秘书韩圃荪。

澡塘行业第一要素是卫生，市卫生局特派干部曹靖秋、程大儒两人为常驻人员，负责督促全行业各户卫生事宜。自新公会成立后，积极响应政府一切号召，参与各项对人民对同业有益的运动和工作。1950年市卫生局刘英、蔡公琪二局长，命市防疫大队长李汝桢召集全市五个服务性行业负责人会议，有澡塘业祁士明、影剧业周恩玉、旅店业李鹤琴、中西餐业栾希堂、理发业阚某某，研究从这五个行业开始，掀起建国后天津市第一次爱国卫生运动，并举行千人盛大游行。1950年5月中旬一天上午，五个行业的职工和经理齐集和平路中华戏院，汇集了各行业的仪仗队，队前是“掀起天津市爱国卫生运动”的大红横幅标语，继而是各色彩旗的仪仗队，队伍人群各持卫生标语小旗，呼口号，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直奔南京路与河北路交口的天津市卫生局。沿途经过这五个行业的门市部前，都设茶桌，备茶水、糕点，供给游行队伍饮食。中午到达卫生局门前，刘、蔡二局长率各处干部迎候，大会到此结束。

1950年6月中央卫生部派人来津召集工商界各民主人士开会，征询有关天津卫生改革的意见和建议。祁士明和周恩玉参加。祁、周二人当场提出两项意见：（1）解放前天津街道上多年没设过公共厕所，即便有，也是又脏又臭，使人无法入厕。建议在市内主要街道上广设卫生厕所。（2）天津市区低洼处，如繁华区劝业场附近、南市大部分、旧英租界墙子河各桥两侧，每在雨后积水很深，下水道排水不畅，从而给上下班及路人很大不方便，希加强市内排水设施。这两项建议刊登在卫生部的一本厚厚的刊物上（作者曾存有一本），并登出建议人姓名，更在很快短期间内修建了不少公厕，加强了排水设施。这证明共产党人办事的责任心，群众提出的意见正确，政府则马上去实施，说办就办。

1950年秋，天津曾流行大脑炎，卫生局责成防疫大队长李汝桢，约请澡塘、影剧、旅店、中西餐、理发五行业各出百人，齐集东马路新华戏院。卫生局以五辆大卡车载这些人，分赴天津市各区各街道的工厂、企业、住户，帮助各工厂企业职工和居民，翻盆倒罐，将所存雨水倒出来，减绝蚊蝇孳生，以防止脑炎菌传播。这个行动直忙了三天，从而提高了人们灭蚊灭蝇的警惕性。

1951年天津市举办华北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工商界联合各行各业齐动员，踊跃参加。澡塘业在大会联络招待委员会杨建庵主委和交际处万国权处长领导下，开展对来津与会的来宾，优待免费洗澡，博得大会和来宾的好评。自建国后澡塘业公会在响应政府号召，鼓励会员买公债、纳税、抗美援朝捐献等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www.xing528.com)

为了增加全体会员的营业收入，又开展了以代用券洗澡的项目。开始时考虑到中小户实行代用券，当时收不到现钱恐难接受，故而先由一两个大户开始，那就是玉清池和华清池。办法是由公会派专人到各工厂、企业、机关等处联系以代用券洗澡事宜。起因是自建国后，各工厂企业都有劳保福利的费用开支，有关洗澡、理发等职工福利因本厂还没有浴室设备，只好发给工人现钱去洗澡理发，有如代用券，工厂单位先不用现款支付，从而发挥卫生清洁的目的，故而都欢迎这种办法。代用券由公会印发，由玉清池、华清池派专人到工厂单位去送，而某单位在发出代用券上都须加盖单位公章，待澡塘接收某单位代用券后，每月到其单位以券领回现款或支票。当时实施后效果很好，后扩展到全行业会员户，同时理发行业也效仿澡塘实行代用券办法，这个办法一直延用到“文化大革命”中期被废止。

1954年增设女子淋浴部。旧社会由于封建思想浓厚，女人到社会上工作的非常少，即便是工厂的女工，如棉纺、毛纺、烟草等厂的女工，也都是贫苦家庭的妇女，被生活所迫，无奈去工厂工作，但男女同工不同酬，待遇不平等。只是解放后党才改变了这种歧视妇女的现象，妇女才能正大光明地走入社会工作，享受一切与男人平等的待遇，妇女在工厂企业机关工作的逐渐多起来，从而使妇女在我国起到半边天的作用。天津凡有条件的澡塘纷纷添设女子浴池、淋浴。玉清池在1925年开业时，即设女浴池在前楼，当时其设备完全符合女子洗浴要求，有盆有池，又因女子生理关系，特由法国购来四个冲阴器，即在女子池浴前，先由冲阴器冲洁阴部再入池。但开业后由于女子澡客太少，致使前楼女部停业，改成男子低价浴池，直至1946年又将前楼改成启明曲艺茶社。1954年启明停业，遂重又辟为女部，而女服务员则来自职工家属和社会招工。

公办淋浴站的兴起。天津市卫生局鉴于淋浴既简便又卫生，同时又节省洗浴时间，从而在市区建起七个淋浴站，较大型的建在和平路佳木斯道的西南角处，即今新华书店对面的建新皮货店与管钳工具店两处门面现址。其设备比较先进和洁净，楼上下可容五六十人冲洗，并分设男女部，经理人是防疫队干部程大儒。开业时曾约请澡塘业主副委等人参观指教，同时也加入同业公会。1956年公私合营后，这七处淋浴站统由福利总店管理，与此同时各澡塘都在盆池添上淋浴器。

澡行业小费制的取消。小费是在我国甚至世界各国服务行业的习惯，是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以取代或补助低工资的制度，如洗澡塘、饮食餐馆、旅馆、旧影剧院、球房、舞厅、茶社等所谓娱乐场所的男女服务员，他们当中除少数有技术者能有高工资外，一般都是待遇低微，甚至没有工资而只管吃住。澡塘业职工绝大部分只管吃住，服务员占的人数还非常多。早年他们都是外地人单身汉，家乡以定兴为最多，旧社会天津澡塘、煤店两业定兴人最多，理发业以宝坻人最多。

澡塘隶属于商业，而且是服务性强的商业。它的商品是优良的设施和水、皂、巾，而最关键最重要的是服务质量和态度，也就是服务员对澡客的逢迎，揣摩不同顾客的心理，侍候得无微不至，以驱使顾客从内心里情愿付给服务员高于澡资数倍的小费，多年来这也可称之为服务技术。说起服务技术来，它也适用于各处商店三尺柜台内的每个服务员，这是要想做好买卖的惟一要素。而商店是以良好的服务态度不叫顾客走掉，能做上这号买卖，不是为小费。

澡塘业服务员所得小费，就是他们的变相工资。这种小费的索取，若从社会主义人与人平等的关系来分析，为顾客服务是否是屈尊，收小费是否是接受赏赐，两者如统一去认识，实为费解。

澡塘业在解放后公私合营前取消小费，对众多职工改为工资制，实为一项大胆的创举。以资方为代表的同行公会主委祁士明，他年轻，思想进步，又是天津澡塘业惟一大户玉清池的经理，对这一难度大的改革是最有说服力的。他和公会委员们，与以孟惠贤（职工会负责人）为首的各店职工代表，通过周密的协商，决定先在福仙池澡塘试点，因为福仙池资方已放弃产权，由职工管理，大家赚钱大家分，好处理。以后逐渐向全行业推广。具体做法是：增加澡资5分钱，再从澡资中提出20%，加在一起作为职工的工资，从此对顾客免收小费。这一举措连带也影响了其他服务性行，也取消了小费，对职工改付工资或加工资。

1956年1月18日天津市掀起全市性工商业公私合营运动，澡塘业也不例外地投入公私合营行列，成立清产核资小组，服务行业以玉清池、同生照相馆两户投资额最高，成立了福利总店，地址先设在滨江道北辰饭店，后改福利公司，迁至山东路今二商局址，祁士明被提升为公司业务科副科长之职。

1959年福利公司改为饮食服务公司，地址迁至和平区海拉尔道中部的原同文俱乐部院内。公司书记马再农，经理为马春雨，对这二马，人们称为胖马瘦马。马春雨后升为二商局局长，饮食服务公司后又迁回滨江道北辰饭店，而又分为饮食和服务两个公司，各占该楼的一半至今，市内各区也各建分公司管理各自行业。澡塘业各池分属于各区的服务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