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理发行业史上的李家五兄弟

在天津理发行里，提起“李家五兄弟”，一些老同志都比较熟悉。但对他们在天津理发行业发展史上所起的不同作用，却很少评价过。

李氏五兄弟，老大叫李德潮，老二李德全，老三李德云，老四李德才（后改名为李健），老五李德高（后来过继给人家改名孙元定），出生在江苏省扬州北门江都县的一个老贫农李光存家中。由于地少，子女多，生活贫困。为了让孩子们找个生活出路，早早地就把幼小的哥儿五个送到外地城市学手艺，兄弟几个也深深懂得出身在这样家庭的人，只有学个好手艺才能生存。这就是他们在理发技术上都颇有成就的思想基础。

李德潮是1931年从沈阳来天津的，先在仙宫理发店（即现工人剧场对过万寿山理发店）工作，不久就担任了代理经理职务。后来于1933年，在辽宁路华中路口合资开办了一个“白玫瑰理发店”，这就是李德潮在天津创业的开始。由于他男、女活理发技术很好，挣了一些钱，又把小白楼大沽路上曹光云开的“云记理发店”买了下来，改为“上海理发店”（就是现在的上海理发店），为了还清买店的债务，减少雇佣工人的经济负担，他就把老家的父亲和在上海学徒、工作的几个弟弟都接到天津，在上海理发店里干活，父亲给大家做饭。上海理发店当时只有男部，在楼下有6把椅子，买过以后他在楼上增加了女部，开始女部只有4把椅子，由于兄弟们齐心努力干，由四把椅子发展到6把、8把、10把、12把，一跃为18把椅子的男、女部齐全的大型理发店，业务很兴旺。

这时候由天津男活技术名气最高的吉成山和肖和成合作开设了大光明理发店（现渤海大楼下大德祥鲜货店处），肖和发任经理，因为业务不景气，在难以维持的情况下，就请李德潮入股，李又有青帮头子袁文会、齐国富为靠山，他所开办的店，社会上一般人是不敢闹事的。因为李有钱有势，别的理发店也都愿请李入股当经理。李德潮在大光明入股后不久，辽宁路上的新南京理发店因为没有业务，要卖掉，李德潮等就拆了大光明，接下了新南京理发店，全班人马都到新南京，肖和发和李德潮任经理。因为地点比较偏僻，业务不忙，股东也分不了红，李德潮就一分不要地把股东让给他的徒弟曹瑞祥。1944年间，他不仅在世界理发店入了股，还买下了源源理发店（大沽路开封道口处）。后来因为李德潮夫妇二人好赌成癖，在1948年的一天，一夜之间推牌九就把源源理发店输掉了。

李德潮在解放前20年当中，先后独资经营和合资开办的6家理发店，在南市南方人开的“五福楼饭庄”也有他的股份，挣了很多的钱，在银行里用几个人的名字存了巨款，在老家乡下又买了70亩良田，成为当时理发行业中富有的人物。

李德潮在30年代和40年代初理发行业兴起和发展当中确实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他强调理发师技术要精益求精，主张办店要讲究店堂装潢，店纪要严格，对后来办店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在旧社会制度下创业，他也学会了把别人劳动所得贪为己有的手段，除了剥削工人劳动所得之外，对于为他创业做出贡献的几个弟弟也是十分苛刻的。几个弟弟在上海理发店工作时，李德潮不给他们工资，只管吃饭，很快地还清了买店时欠下的债务。弟弟们为他在别的股东店和独资店打理，挣的钱都要交给他，一份股也不给弟弟；在银行里存款的几个户头，没有一个是弟弟们的名字，都归为他个人所有。久而久之，兄弟之间关系恶化起来，纷纷摆脱了李德潮的控制，各自另谋生路。解放初期，李德潮只有上海理发店一家，1966年死于天津，当时才59岁。

老二李德全，为人老实厚道，他在老家扬州学习做梳子，后到上海学理发。李德潮把他接到上海理发店工作，由于他能刻苦钻研，他的男活理发技术在天津已经是很有名气的。后来又积极地学习了女活，逐步地又成为女活名师。他在天津几家大型理发店都工作过。天津解放后在1959年他和老三李德云、老四李健一起被评为天津市第一批的“特级理发师”，现已退休，1985年时已73岁。

老三李德云，从小给地主家放牛，13岁到上海学皮匠上鞋，后改为学理发。由于他性格温顺，老实肯干，来“上海理发店”工作后，很受李德潮器重，认为他最听话。后来李德潮让他到源源理发店工作，所挣的钱都归李德潮所有，李德云也看透大哥用他的目的，后来也离开了大哥，自谋出路。解放后，由于他为人诚恳，技术高超，工作埋头苦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天津市深受群众欢迎的特等二级理发师，并一度任重庆特级理发店的经理，于1982年退休，1985年时69岁。(www.xing528.com)

老四李健（原名李德才），他在大哥面前属于不够听话的弟弟。因为李健11岁就到扬州大观园澡塘学徒，12岁去上海虹口线轴厂学徒，到13岁时在上海虹口四川路元记理发店学徒。这一时期，老五李德高过继给人，改名为孙元定，1936年来津在上海理发店学技术，1940年到世界理发店工作。不久过继的父亲去世，家中没有劳动力，回老家去了，老五现在是扬州一家砖瓦厂的厂长，两个姐姐，一个送进扬州“小仁堂孤儿院”，另一个送到上海给人家看孩子。老五10岁时才第一次认识自己的母亲（母亲常年在上海当老妈，不回家）。由于家竟贫困，他经过几年学徒期间的挨打骂、受欺凌的生活和恶劣的环境，幼小的心灵燃起了立志做人的烈火，磨炼出不畏艰难，好学向上的倔强性格。

1936年李健学徒未满，就来到天津上海理发店，这时才15岁，除帮着父亲做饭外，就开始正规地学习理发技术，到18岁时他的男、女活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平。当时小白楼一带外国人很多，为了做外国人的生意，在大哥的同意下，就开始学习外语，经过两三年的刻苦学习和实践运用，不仅对理发业务上需用的俄语能运用自如，且对日语、英语也能说几句业务日常用语。40年代初期，由于李健在技术上不仅全面娴熟的掌握，而且还具有会制作辫帘，会染黑、黄发，会画发型等技术专长，赢得中、外顾客的欢迎，专门找他做活的顾客越来越多，名气也就越来越大，加上他不知劳累地苦干，手里积存了一些钱。在1946年底花了2000美元，买下哈章厅理发店（在大光明电影院旁，台儿庄路55号，是俄国人开的），起名“重庆理发店”，开始用两个徒弟，一个做男活的，李健与另一个徒弟做女活。虽然地势偏僻，但专门找他烫头做头的中、外妇女很多，业务不错。但是只干了八个多月，他的老婆要回南方去，把店就交给工人了，李健夫妇一同回南方了。重庆理发店从李健走后，业务垮台了，工人的工资不但拿不上，连房租、水电费都给不了，工人多次写信催李健回津。到1950年初，李健才由杭州返回天津，这时重庆理发店只有一个工人了，李健就骑着自行车在小白楼一带转了三天，联系一些老主顾，俄国小报上也刊登李健回津的消息，原先找他烫发、做头的顾客又都找李健来了，业务迅速恢复起来。当时给烫个头20元，但中、外妇女顾客也非找他烫不可。

1950年的下半年，由于外国人大批回国，业务起了变化。为了开展业务，就把重庆理发店迁移到莫斯科电影院（现北京影院斜对过徐州道口，现在的重庆理发店）对过，比原来人员增多，改善设备，扩大了面积，当时工人中女活有朱汉卿、刁恒进，男活有吴小亭等，这些人后来都是天津市的“特级理发师”。由于技术力量雄厚，名师云集，店堂装潢讲究，经营方式对头，业务发展很快。李健对工人的待遇，采取工资高于劝业场一带理发店的一倍，饮食经常改变花样。后来改为提成工资时，理发行业一般的是3∶7提成，而李健则按35∶65提成，比别家对工人的提成高，工人们都干得起劲，工会组长说“李健是位开明的资本家”，使重庆理发店的技术和业务在同行业和广大顾客中显赫一时。到1953年，他患了肺病，又有腰疼病的情况下，他提出请求把重庆理发店献给国家，政府的回答是“现在私营企业可以卖，国家不接收”。后来他就把重庆理发店卖给田荣昌三分之二，自己留三分之一。1953年底12月就离开了重庆理发店。

1954年4月李健和他的爱人朱文英在小白楼开封道上开办了“广州理发店”（即现在的广州理发店），以朱文英为店主，李健做活，广州理发店虽小，但内部装潢讲究，中、外顾客都有，发型新颖多样，朱文英又是精明强干，技术也不错，业务相当忙，店小名气大。到1959年李健被评为天津市特等二级（只有他和李德云是特等二级，其他都是三级）理发师以后，他进一步地体会到理发师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心，享受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感到无比幸福，浑身是劲，从此他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政府。合营后，组织上把他调到上海、南京、万寿山理发店，每到一个单位，都是和同事共同研究技术，创造新发型，找他做活的顾客很多，他是废寝忘食拼命地干，故没有人能超越他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烫发业务停止了，女活业务中只有剪齐、吹干，业务十分萧条，他就干了10年的男活。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健的技术、艺术理论进一步得到发挥，政治上获得了新生。经他培训出来的青年理发师都是天津理发行业的骨干技术力量，有的已成为天津的名师。如南京理发店的刘萍、刘亚娟，瑞华理发店的左杰等都已成为天津理发行业的尖子，还为辽宁、河北省和本市塘沽、河东、河北、南开等区代培出了很多的理发师。

李健为了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理发技艺、理发经验留给下一代理发师，从1980年起，在领导支持下和工商联的协助下，与特级理发师（男活）霍永旺配合，利用业余时间，写出12万字的《理发技艺》一书，1983年7月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共17.5万册，在全国发行后，抢购一空，博得同行和社会上好评，尤其是为全国理发行业培训理发技术人才提供了宝贵资料，做出了贡献。他还为天津市理发师学会写出了4万字的教学材料。他还设计了100余种具有民族特色、款式新颖、美观大方、别具一格的新发型，有些发型曾在《服务科技》、《天津青年报》等报刊上发表，还被上海、北京、辽宁、湖北、河南、河北、江苏等省市和18个中小城市邀请讲学，传授技艺，操作表演，上海、武汉、锦西等地报纸、电视台、电台发表了评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李健现在不仅是天津的特级理发师，在全国也有些名气。因为他对理发行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80年被选为和平区工商联常委，1981年选为和平区政协委员（民建会员），1983年被提升为和平区服务公司副经理，1984年选为天津市理发师学会副理事长，1985年时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