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日本投降后，这段时间是天津市理发业发展最兴旺时期。由于大店不断出现，服务项目日益增多，技术水平精益求精，理发、烫发名师有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因此行业之间，为了获得生存，互不示弱，各显其能，竞争得十分激烈。当时竞争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种手段：
第一种手段表现在业务项目上的竞争。有的理发店为了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千方百计地增加业务项目，只要新的项目一出现，别的理发店马上紧跟。1937年中山理发店看到周围大型理发店不断出现，业务日见萧条，于是想方设法，就在天津首家开始了“烫发”项目，很受广大女顾客们的欢迎，业务马上就兴旺起来。这样一来，就直接威胁了其他大店的女活业务。没有多久，这些大店也增添了烫发项目。为了争夺烫发业务，有的店就在电烫药水里加上一点颜色，就巧立名目称之为“奶油烫”、“杏仁烫”等等，在玻璃窗上贴上大字来招揽业务。
第二种手段是表现在技术力量上的竞争。理发行业是技术性强的行业，哪个理发店名师多，技术力量雄厚，业务就兴旺发达，能挣大钱。因此有的理发店，专程去上海等地，高薪聘请南方技术高超的理发师来店工作。有的店与店之间互相“拆台”、“挖墙角”。当时南京理发店14号理发师张士义，是女活名师，有很多的熟顾客“点活”，点名非张士义烫发、做头不可。这时南京理发店附近的新南京店经理肖和发就采取利诱手段，以赠送一个股份的代价（不用投资就成为股东），把张士义从南京理发店挖出来到新南京工作。上海理发店经理李德潮，为了把当时在大光明理发店工作的火烫名师吴海青挖出来，就用每月50元（当时面粉每袋价格2元多钱）的高薪，另外每天给5角钱的菜金，小灶饭菜，终于把吴海青挖到上海理发店。又如仙宫理发店开始技术力量强，名声大，业务忙，到了1948年技术力量大部被挖走，因此业务日趋下降，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www.xing528.com)
第三种手段表现在收费价格上的竞争。30年代中期，天津大型理发店越来越多，但业务上并不是都很忙，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原故，业务是不平衡的，所以在业务竞争上，对收费价格经常出现互相“砸价”（即你的价格便宜，我的比你还便宜），来争夺业务。例如天津一开始烫发时（外国干的理发店除外）烫个头15元，南京理发店增加了电烫，只收费10元，仙宫紧跟着也增添电烫了，只收8元，这些大店你降价，我也降价，这种互相“砸价”竞争，主要发生在大店集中的劝业场一带，大店收费既然降低，当然要影响到全市的中、小型理发店。解放后，天津市理发行业烫发和男女理发收费标准，一直低于其他一些大城市，是有历史根源的。
第四种手段是表现在地势上的竞争。劝业场、小白楼多年来就是繁华地带，为了抢生意，都想夺得地利的优势，都千方百计在这些地区开设理发店。当时以劝业场为中心，方圆不到500米的地方，就集中了南京、大光明、新南京、孔雀、纽约、中山、白玫瑰、白牡丹、丹凤等大店。因为大店集中，相距很近，在40年代这种业务竞争就更趋白热化了。到了解放前夕，除了南京理发店因名气大、技术力量强、经理善于管理、善于用人，在竞争中处于优势，有的理发店几经夭折而幸存，大光明、孔雀、纽约、中山、白牡丹等，在竞争中相继关闭。小白楼的上海理发店与源源理发店都坐落在大沽路上，相隔只有三四个门脸，不到30米，源源虽小于上海，但是源源的经理翟树生会说一口流利俄语，外国顾客很多，业务很忙。但上海理发店经理李德潮为了在这块宝地上站住脚，采取高薪聘请名师，让弟弟学习外语等方法与源源展开竞争，不到两年时间，就把源源拉垮了，最后在1946年翟树生就把源源卖给了上海理发店经理李德潮，翟终于甘拜下风，被李德潮吃掉了。在这段时期行业竞争相当激烈，因而也推动了理发行业的发展，促进了理发技术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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