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王全传：刘文秀先覆明后护明

作为蜀王，他神奇得很；作为蜀王，他鲜为人知；作为蜀王，他似乎在历史上隐藏很深，笔者费了洪荒之力，才艰难地把他发掘出来。他是张献忠的干儿子之一，也是大西政权著名的四将军之一；他跟着张献忠南征北战，为推翻明朝的统治流血流汗；他跟着张献忠攻破成都，把明蜀王一门斩尽杀绝。在大西国灭亡，张献忠死后，他遵照张献忠遗嘱和另外三个将军一起，反过来联明抗清，至死不渝。后来他被南明王朝永历皇帝封为蜀王。他大名就叫刘文秀！

刘文秀是陕西延安人，跟张献忠算是大老乡。他从早年起，就一直追随张献忠，鞍前马后，冲锋陷阵。张献忠喜欢他，把他收为四大义子之一，其他三位是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俱改姓张（为了叙述方便，这里还是称其原名）。大西国建立后，刘文秀受封为抚南将军，与平东将军孙可望、安西将军李定国、定北将军艾能奇并称为“四将军”。四人又同时封王：孙可望为平东王，刘文秀为抚南王，李定国为安西王，艾能奇为定北王。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四川巡抚马乾收复重庆，大西军将领刘廷举败走，求救于张献忠。大西皇帝张献忠命刘文秀复攻重庆，水陆并进。明副将曾英与参政刘麟长自遵义星夜赶来，与部将于大海、李占春、张天相等夹击刘文秀部。刘文秀猝不及防，丧师数万，回朝后遭到降职处理。

后来，大西军在明军和清军的南北夹击下，屡次失利。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北上迎战清军。然而，大西皇帝张献忠却在西充凤凰山太阳溪畔被清军射杀。清军趁胜猛攻，大败大西军。刘文秀与孙可望等四将军率余部数万人溃逃至重庆。

当时，大西军位于江北，却苦于无船渡江攻取山城重庆。刘文秀水性极好，在水里如履平地。他遂挑选一批“浪里白条”，口衔利刃，游向南岸，并在江中夺得明军一只大船，再返回北岸。大西军得船后满载将士，驾船向南岸攻击。明总兵曾英率部阻击，大西军却出其不意大败明军李占春部。曾英大怒，亲率巨型战船数十艘，将孙可望的船围困江心。艾能奇奋起神勇，突放冷箭射杀曾英。见主帅阵亡，明军大溃。大西军攻破重庆，然后于1647年正月初一汇合于綦江。四将军约定，如果不是战斗，不得杀人。大西军后来平安转移至遵义。此时遵义尚属四川管辖，明军守将料不能敌，已匆忙弃城落荒而逃。

遵义远离清军，周围明军势力也不强，大西军得到了可贵的休整机会。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在这里举行了一个转折性的会议。他们讨论了张献忠在撤离成都前对孙可望的嘱咐：“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孙可望作为张献忠的义子，又是平东王、平东将军，一直排在四王、四将军之首。但孙可望在会上主张把部队开往广西，继续与明军周旋，一旦失利，就转入南海。而李定国则坚决反对，他主张西进云南，建立根据地，联明抗清。李定国的意见得到多数人赞同。但孙可望依然固执己见。他只想割据称雄，当个苟且一方的藩王，根本没有血拼清军，恢复大明的壮志。李定国不愧为血性汉子，他坚定地认为，孙可望遁入南海的办法就是死路一条；与其如此，还不如现在就亡。于是他哗地拔出宝剑，准备自刎。众将一见，大惊失色，慌忙夺下宝剑，一起跪地高呼拥护李定国的建议。四将军最后统一了意见：明朝之德深入人心数百年之久，李闯王攻入北京称帝最终失败；大西在蜀中建国事又不成；看来是上天不欲亡明，我等何必逆天而行，重蹈覆辙？当前大西和明朝共同的敌人是清军，何不反过来扶明抗清，既能洗去贼名，又可恢复汉人江山，岂不两全其美？有了统一意志，有了政治方向，四将军筑台盟誓：一是决心联明抗清；二是四人都不再姓张，各自恢复本姓；三是尊孙可望为国主，年号兴朝，其余三将军自愿接受约束；四是处死干扰大政的原大西国陈皇后和丞相汪兆龄。

接着，大西军横扫贵州，顺利占领贵阳。明贵州按察使张耀、布政司参议曾益、都指挥使陈瑞征等逃到定番，组织地主武装抵抗。孙可望派定北将军艾能奇前往征讨。1647年二月十二日，大西军攻克定番，处死张耀，曾益自杀。

大西将领在定番再次商议，大军何去何从。因为贵州贫穷落后，粮草难筹、兵源枯竭，难以成为巩固的根据地。连尾追而来的清军前锋，都没法补给军需，站稳脚根，最终在豪格的率领下“凯旋”回京。

此时，正好云南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一事变让大西军做出了战略性的决定：占领云南，依托云南，联明抗清。这次事变就是云南土司沙定洲发动兵变，占领了黔国公沐天波的首府昆明，沐只好流亡外地。沙定洲原是王弄土司沙源的儿子，阿迷州土司普名声死后，其妻万氏改嫁给沙定洲，两土司合而为一，势力大增。于是，这位沙土司野心也渐渐膨胀，开始觊觎云南老大的位置。万氏的妹夫汤嘉宾颇有谋略，建议沙土司利用沐府同云南巡抚和三司官之间的矛盾，乘机渔人得利。

弘光元年（1645年）九月，武定土司吾必奎发动叛乱。沐天波急忙下令，调集石屏土司龙在田、嶍峨土司王扬祖、蒙自土司沙定洲、宁州土司禄永命、景东土司刁勋等部一齐围剿。大军云集，如以石击卵，叛军土崩瓦解，吾必奎及其党羽都被活捉。

沐天波慷慨犒劳各路土司，赏赐有加。于是大家欢喜而散，各归本土。唯有沙定洲夫妇及其部队，仍滞留于省会昆明。沐天波是个实诚人，只道沙定洲也与他老爸沙源一样，忠诚不贰，因此不但没有丝毫怀疑，反而在黔国公府内多次设宴招待。沙定洲对豪华的沐府和这里的巨额财富垂涎欲滴。他看到昆明防务单薄，沐天波心无戒备，简直是顺手牵羊的天赐良机。

沙定洲暗中部署已定，便于隆武元年（1645年）十二月初一日，亲自率领士卒突然攻入黔国公府，同时分派部众迅速占领省城各门。遭受突袭之下，晕头转向的沐天波来不及组织有效抵抗，只得在几名心腹卫士保护下带着官印、世袭铁券等物逃往西宁，途中在龙在田、禄永命保护下来到楚雄。这里有金沧兵备道杨畏知镇守，才暂时安顿下来。而沐天波的母亲陈氏和妻子焦氏未能随行，仓促中逃入尼姑庵自尽。

沙定洲占领昆明以后，自称“总府”。“总府”是明黔国公世爵的一般称呼，他是要表明，自己已经取代沐天波的地位。接着，沙定洲派兵追拿沐天波，在楚雄被杨畏知集结的军队击败。他在西进失利之后，发兵收取云南各地。在不长时间里，除了杨畏知、沐天波控制下的楚雄以西地区外，都归附了沙氏。沙定洲两次攻楚雄都没有成功，心中大为恼怒，在攻占东部各州县以后，感到已不再有后顾之忧，决定对楚雄重新发起围攻，势在必克。

永历元年（1647）正月，他集中了庞大兵力，分成七十二营，每七营为一大营，将楚雄包围得水泄不通。又环城立栅凿壕，不使一人潜出。杨畏知虽竭力据守，但弹丸小城，终究经不起长期围困，相持80余天，城中面临兵尽粮绝，杨畏知几乎支持不住。

却说大西军孙可望等得到沙定洲反叛沐天波的消息，决定诈称沐府搬来的救兵，借机占领云南，作为联明抗清的根据地。于是孙可望等四将军于永历元年（1647年）三月率大军攻击前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进入云南境内。三月二十九日破曲靖，歼灭沙军500余人。此时，孙可望使出围魏救赵之计，放着昆明不攻，而是直趋沙定洲老窝阿迷州（今云南开远），在蛇花口击败沙军1000余人。沙定洲大惊失色，于四月十八日主动撤离昆明，回到老窝阿迷州。同时撤楚雄之围，回保老巢。

四月下旬，大西军经宜良顺利进入昆明。五月，四将军再次商议，尊孙可望为主帅，听其调遣。于是，刘文秀率军从昆明北上，经富民收取定州、和曲、禄劝等地，然后向西推进，占领鹤庆、丽江、剑川，平定滇西北。

孙可望亲自率军经禄丰攻打楚雄、大理等滇西地区。大西军击败并俘虏了杨畏知，但立即释放了他而且以礼相待。孙可望向杨表达了联明抗清的意愿，首先要杨与大西军合作，同时担任大西军与南明的联系人。杨畏知则约法三章，要大西军一是禁淫掠、止屠戮；二是招沐天波归，恢复其爵位；三是不用大西年号，以干支纪年。孙可望等都一一认可。

九月，刘文秀兵至永昌府（今云南保山），以“共扶明室，恢复江山”为条件同沐天波谈判。沐审时度势，同意条件，并派其子向大西纳款；同时传檄各地不再抵抗大西军。由于沐天波还同时佩“征南将军”印，有很高威望，各地土司相继来归。

于是，永历元年（1647年）九月，沐天波在孙可望护持下，带着满腔仇恨回到昆明，格杀数千名曾归附沙定洲之人以泄愤。沙定洲退回阿迷州后，屯兵于地势险要的佴革龙（今云南文山县德厚），与万氏分险据守。部将汤嘉宾、陈长命、铁老虎等人，在外围各据一山立营。相距数十里，互为掎角。

永历二年（1648年）四月初，孙可望令李定国攻取沙定洲。李定国到达阿迷州后，和沙定洲相持数月不见胜负。于是，沙定洲认为大西军猛将手段也不过如此，渐渐松懈轻敌。一天，他同万氏等人在汤嘉宾的营地盛宴行乐，觥筹交错，全把危险抛在脑后。李定国侦知，立即率大军把汤嘉宾的营地围得像铁桶，并在四周围以木栅，断绝水源。几天后，沙定洲等支持不住，只好垂头丧气地率众出降。八月，李定国将沙定洲、万氏、汤嘉宾等数百人押解回昆明处死，沙、普土司至此灭亡。

只可惜，在永历二年（1648年）五月，艾能奇攻打东川（今云南会泽）时，进至距东川府三十里处，中了当地土司禄万钟的埋伏，中毒箭流血不止，因药发死于回昆明的路上，所部兵力归冯双礼统领。后孙可望另派精兵将禄万钟剿灭，东川遂定。

大西军平定云南后，在各方面都有重大改革。

一是建立了政权，但从实际出发，废除大西国号，建国不建统，纪年不纪号，也没有什么皇帝、国主。四将军各自按原王爵称号，身份平等；推举孙可望为盟主，处理军政大事。

二是任命了一批官员，以杨畏知为华英殿大学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严似祖为吏部兼礼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沐天波仍封黔国公。府州县官统统重新任命，严格监察。

三是改革了租赋，减轻了普通农民的负担，激发了他们生产积极性。同时，发行铜钱“兴朝通宝”，并下令禁用贝币，促进了流通，此举对后世铸币影响甚大；加强盐政管理，增加财政收入。

四是严肃军纪，加强训练，增加军需，强大了军队。

后孙可望派杨畏知赴南明永历帝处请封，帝赐刘文秀名若绮，济国公；胡执恭假称圣旨封孙可望秦王、刘文秀为抚南王。孙可望大喜，隆重接受，而刘文秀却不以为然，一概拒收。从此，由于以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与南明朝廷联合抗清，大西军也就成为南明军。

永历四年（1650年）九月，杨展在四川犍为被袁韬、武大定用计杀害，四川的各地军阀开始互相兼并。孙可望遂命刘文秀和王自奇出兵四川。南明军迅速收复遵义等地，指挥卢名臣攻取重庆，而刘文秀率兵渡金沙江，攻占建昌；又大破袁韬、武大定，迫使两人投降。夺取嘉定后，刘文秀祭奠杨展之墓，抚恤他的家人。历史真是会开玩笑，杨展是当年的死敌，却成了今日之盟友。刘文秀又与卢名臣会师涪州，击破于大海、李占春。大获全胜的刘文秀留白文选驻守相对富庶的嘉定，然后回师云南。刘文秀之所以重返云南，根本的原因在于此时四川山河破碎，田地荒芜，幸存的百姓度日艰难，难以养活庞大的军队。

四川军备的空虚给了清军可乘之机。永历六年（1652年），清将吴三桂及都统李国翰率军进犯，一路势如破竹，连陷成都、重庆、嘉定、叙州（今四川宜宾）。白文选败退贵州。当年夏天，孙可望命刘文秀率王复臣、贺九仪、袁韬、武大定、张先璧、张光萃、祁三升等将领，率步骑五万，由乌撒、雪山关、泸州等地，向清军展开全面反攻。刘文秀兵出川南，七月占叙州，败清将卢光祖，杀总兵南一魁。然后再攻克重庆，进围成都，斩杀清朝知府周基昌。吴三桂引兵来战，南明军阵斩都统白含贞、白广生等，八月九日围困吴三桂于成都。此战斩杀清军万人，清军死战突围，吴三桂等逃往绵州，再败走保宁。此时清朝在四川只剩下保宁一座孤城，吴三桂商量准备弃城退往汉中。唯有清四川巡按郝浴坚持不肯，清军遂坚守保宁城。

刘文秀大军奏捷，南明朝廷晋封刘文秀为南康王。连连得胜的刘文秀决心彻底将保宁攻克，拔掉这颗四川土地上的“清钉”。十月二日，南明军开始攻城。最初的计划是约白文选会师后一同攻城，但刘文秀因屡胜轻敌，拒绝采纳王复臣的正确意见，轻率攻城，结果被吴三桂窥出破绽。不久，吴三桂和李国翰联兵出战，一举先击破南明张先璧军。张的溃兵冲乱了全军阵脚，南明军王复臣也被清军包围战死，南明军大败。清军也不敢追，遂弃保宁退回汉中休养。

刘文秀收拢溃兵回到成都，命曹勋、侯天锡守城。命塔新策守重庆，总兵龙麟升为四川布政使。刘文秀垂头丧气地回贵州，孙可望深为不满，乘机打压刘文秀，请旨曰：不纳良谋，折损大将，南康王刘文秀其罪当诛，但念其有克复成都之功，撤职赋闲；败军之将张先璧则被乱棍打死。

此时的孙可望挟持南明永历皇帝及众大臣，效法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将刘文秀撤职，就是要将其部下的将领和兵力都分散开来，以防刘文秀的势力过大影响他篡位。刘文秀被撤职，心灰意冷，回昆明之后在鸡足山学习禅道。部分将领也为刘文秀愤愤不平，认为处分太过。

其实，孙可望为了取代南明永历皇帝，不光是打压刘文秀，他同样猜忌与防范着耿直强悍的李定国，总想寻机对付和除掉。李定国能团结士卒，部下乐于效命，最初实力要超过孙可望。而且李定国为人直率，与孙可望有不同意见，总是极力争辩。为此，盟主兼大哥孙可望十分不爽，一直怀恨在心，找机会将李定国拷打了一次。后来虽然表面上和解了，但私下里二人之间的嫌恨却越来越大。(www.xing528.com)

李定国的名声不是喊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永历五年（1652年），李定国攻克桂林，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焚，一时声威大震。捷报传到贵阳后，孙可望却大为不快，表面上奏请封李定国为西宁王，背地里却令李定国副手冯双礼对其暗中监视。甚至另派一支人马尾随其后，妄图找机会除掉李定国。但李定国命大，将这些阴谋一一化解。第二年，李定国率部在衡州设下埋伏，杀死清军悍将敬谨亲王尼堪，令清廷上下震怖。李定国又接连收复了几十个州县，天下震动。孙可望见李定国战功赫赫，非常嫉妒。李定国也明白自己与孙可望之间的矛盾已经很深沉，他选择了离开。永历七年（1653年），李定国带领兵马向广东另行开辟战场。

此时，孙可望直接指挥的军队驻于贵州和湖南西部的少数州县，他一方面想在抗清战场上取得辉煌战果，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另一方面他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梦想取代南明永历皇帝，需要坐镇黔、滇，不愿亲自统兵东下。在这种左支右绌的形势下，他急需得力的帮手。于是，孙可望又决定起用刘文秀。

刘文秀也不是吃素的。他清楚地意识到孙可望的骄横跋扈已经严重地威胁到政局的稳定。自己本来立志抗清护明，却不愿意为孙可望个人打天下。于是，刘文秀屡次辞谢孙可望“招讨大将军”的任命。直到永历七年（1653年）七月，最后不得已才勉强戴上这顶官帽。但他尽量拖延时间，慢慢地准备兵马粮草达月余才出发。

刘文秀于永历八年（1654年）初才督诸军东伐，沿常德攻岳州（今湖南岳阳）、武昌恢复中原，当年四月奏凯回到贵阳。他之所以迅速凯旋，是怕孙可望阴谋篡位。而孙却巴不得把刘文秀赶出去打仗。这样既可以为自己立功，又可以削弱刘文秀的势力。当时的形势确实危险，永历皇帝名为老大，但几乎就是一个傀儡，生活安逸却毫无实权，甚至没有自由，孙可望要他怎样就怎样。孙可望早已是秦王，又称国主，简直就是一手遮天。刘文秀一方面劝孙可望不要妄图推倒“菩萨”永历皇帝取而代之；一方面提醒南明官兵，不要心中只有秦王、国主。其对南明的忠心耿耿，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当年六月，孙可望回到贵阳，又要刘文秀出兵伐楚。但刘文秀阳奉阴违，于七月初六日出师，由平越道，屯于天柱县。一直盘桓在那里，毫无挥军入楚之意，原因是担心孙可望发动政变。

到永历九年（1655年）春，刘文秀在孙可望的一再催促下，只得率领卢名臣、冯双礼等部马、步兵六万、战象四十余只，踏上了东攻湖广的征途。四月，刘文秀部集结于湖南辰州（府治在沅陵），计划先攻占常德，切断洞庭湖西面湖北、湖南的通道，然后收复长沙、衡阳、岳州，得手后再北攻武昌。然而，由于水、陆军进攻步伐不协调，卢明臣的军队乘坐一百多艘船只顺江而下，孤军深入，遭到歼灭性打击，卢明臣中箭而亡，几乎全军覆没。刘文秀便不再进攻，撤军而回。

孙可望对刘文秀的撤军行为极为不满，又一次摘了他的官帽，让他返回昆明“喝茶”。

但没过多久，南明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永历五年（1651年）冬，永历皇帝朱由榔被孙可望以武力胁迫到安龙府（今贵州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孙可望则坐镇贵阳，自称“国主”。这位南明皇帝几乎是在孙可望的软禁下，过了三年多安稳但不自由的生活。永历八年（1654年）孙可望欲自立。永历帝忍无可忍，命大臣吴贞毓等召李定国护驾。未料行事不周，事情败露。孙可望派遣郑国举兵问罪，最后孙可望以“盗宝矫诏、欺群害良”拟罪，赐吴贞毓自缢并斩吴以下十七位朝臣，史称“十八先生之狱”。

永历十年（1656年）正月，李定国率军突然进入贵州安龙，接出永历帝。三月，李定国护卫永历帝朱由榔到达云南曲靖。刘文秀说服王尚礼等人共同迎接永历帝。他自己只带数骑与李定国见面。他对李说：“我辈为贪官污吏所逼，因而造反，将朝廷社稷倾覆，实我等有负于国家，国家无负于我等。现在的皇帝是烈皇帝嫡派子弟，不若同心共保。倘得藉滇黔以恢复中原，那时封妻荫子，荣归故里，也得个青史留名。如只跟秦王孙可望胡乱作为，虽称王称公，到底不得归正。但我辈今日以秦王为董卓，恐董卓之后又换一个曹操。”李定国指天发誓，绝不做不忠之事。于是二人在归化寺拜见永历帝朱由榔，一起大哭，共同迎驾进入昆明，将孙可望的秦王府作为皇宫。

于是，永历帝晋封刘文秀为蜀王，加赐“藩宣亲臣”金章；晋封李定国为晋王。由李定国主持军国大事。皇帝还为李定国与刘文秀主持了订盟仪式，宣誓刘李二姓二王共同辅政。

当年十月，永历皇帝又封刘文秀的祖先为亲王，并命刘文秀进军四川。刘文秀得以重掌兵权，遂派部将高承恩统兵五千由云南进入四川雅州；以心腹将领征虏左将军祁三升任总理全川军务，会同援剿后将军狄三品、平虏营总兵杨威、怀远营总兵贺天云、监理重庆屯田总兵郑守豹等统率兵马进至嘉定府。刘文秀本人则率领大军取道建昌、黎州、雅州到达洪雅县（属嘉定府）。刘文秀亲自考察，在该县境内的千秋坪依据三面环水的险要地形，建起一座城堡，命名为天生城。他还亲自撰写了《天生城碑记》，表示要以此为基础，恢复四川，进而效法先祖刘备，北伐中原，逐清复明。

刘文秀在天生城设立了文武官员，成立了蜀王帅府，并大建宫室，极力想把这里构建成经营西南的大本营。然后北攻保宁，东联夔东十三家，与清军争夺湖北。但因为孙可望突然叛明，欲图进犯云南，刘文秀不得已回师救难。刘文秀前后在天生城只驻守了五个月，经营四川的战略未能实现。但他在《天生城碑记》中表现出来的扶明抗清、恢复中原的气概还是非常值得赞赏。全文如下：

蜀王睿制天生城碑记

蜀国古称天府，据天下上游。主其地者战则胜，守则固。诚能蓄威昭德，计得志而有余。自胡骑入躏，烽燧频仍，殷富之区，鞠为茂草。予三次提师，两逐笳声。出水火而袵席之，渐有起色矣。永历十年，岁在丙申。圣天子厪宸虑推毂命，予秉钺专征，剪桐蜀土为根本地。期于水陆分道，力恢陕豫，略定中原。固知义举仁闻，执讯获丑如扫秋叶耳。乃既承宠锡，动须万全。虽兵民异迹，家室偕情，欲攘外夷，先安内志。务使其同仇敌忾者无还顾之忧，则一鼓而前士气百倍。爰相厥宅，暂拔茅连茹以为根本之计者，谓治国先治家也。从此长驱北伐，直捣黄龙。奏肤功以绘麟阁，期与诸将士指顾计之。因得洪雅城南二十里许有胜地焉，旧名千秋坪。世传汉昭烈与武侯会军于此，雍岂宾服、干羽遂停。此隔岸止戈街之名所自来也，询之父老，佥如其议。予始单骑登临，壑然有仰接阳荧、俯览舆图之慨。壮哉山河，带砺金汤，无劳凿筑！自非主运昌隆，藩垣奠丽，何以遇此？遽命鸠工，布列星棋，公侯卫尉，咸有宁宇。然后草治行营，居中调度，不一月而丹楹崇墉。工既毕，矢诸将士曰：若辈知予所以营此之故乎？往者汉室式微，昭烈以中山靖王后，赖武侯佐命，君臣同心，共匡汉室，光留史册。予昭烈之胤也！昭烈于汉为孝子，予于明为忠臣，祖孙异代忠孝，分任其功，其光于列谱不更大乎？虽然武侯尽瘁，适当主少国疑，故壮犹弗竟。今我皇上大英明，春秋鼎盛，风声所到，前徒倒戈，方之武侯，事半功倍。诸将士奋鹰扬，务取燕云安庙貌钟而后已！宁拘拘蜀之一隅，而蜀其根本也。生聚训练，政实先之。故特于千秋坪，因其不筑而金、不凿而汤者，字之曰天生城。用寿诸石，以教天下后世之忠孝者。

却说孙可望与南明反目成仇，企图以武力解决李定国、刘文秀，再割据一方。永历十一年（1657年）八月，驻扎在贵阳的孙可望亲自率十万大军向驻守云南的李定国发动进攻。当时李定国仅三万人，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李定国采取诱敌深入之法，使孙可望一路未遇任何抵抗，兵不血刃就攻到了云南曲靖附近的交水河畔。幸而此时刘文秀带二万人马及时回防，被任命为右招讨大将军，与李定国部协同作战，在河对岸摆好阵势，以逸待劳。不料双方军队尚开战，孙可望突然发现自己的前军大乱，纷纷后退。原来前锋将领白文选不愿内战，已弃军投奔李定国。孙可望大怒，亲自率领精锐充当前锋，从正面强行渡河。孙军渡到一半时，李定国军发动突袭。因是背水决战，孙部不得不拼死向前冲上对岸，双方展开混战。白文选见状，亲自跃马率所部五千铁骑冲向孙可望军队。孙部左军主将马唯兴也率部阵前倒戈，与白文选联兵直抄孙可望阵后，连破数营。许多士兵脱掉号衣，跪地高喊：“欢迎晋王！”“归顺晋王！”孙可望见军心已变，不敢恋战，拨马便逃，10万大军仅剩50余骑随其逃走。

刘文秀与白文选追击孙可望。而永历皇帝下旨想招降回孙可望，再一同抗清。刘文秀遂写血书派人交付孙可望，但孙可望去意已决，再难回头，一直跑到长沙，投降清朝，以借兵复仇。孙可望后来受到清廷重用，封为义王，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一月暴毙。

孙可望虽然叛逃，但其军队大部跟随了李定国和刘文秀。从军力上说，南明军并没有受太大损失。此时，南明据有云、贵全部和四川大部，以及湖南、湖北部分地区，形势令人鼓舞。倘若将此数省之土作为根据地，发展民生，强军备战，进取中原，南明未必没有希望。可是，南明内部新的重大裂隙又出现了，注定了南明政权难以长久生存。

当年十月，蜀王刘文秀见贵州形势已经稳定，而同清军相持的明军仍据守着四川大部和湖广武冈一线。他从大局出发，上疏奏请永历帝移驻贵阳。其目的在于表明南明政权积极进取的精神，也便于朝廷就近指挥，振奋士气。永历帝认为此举甚好，同意了这一建议，命礼部择吉日起行。当时，李定国在外讨伐盘踞永昌的王自奇，不知此事。然而，当十一月李定国得知永历帝接受刘文秀建议，将迁都贵阳的消息后，大为不满。他愤怒至极，立马撂挑子不干。他把人马驻扎在永昌，向永历帝上疏告病，请求不掌兵权，另请高明。此时的李定国，无异于永历帝的主心骨。他要不干，南明政权差不多就要停摆了。永历帝吓了一大跳，赶紧下诏慰劳李定国，召其回朝，并决定延迟三个月再赴贵阳。

李定国急匆匆回朝，于永历十二年（1658）正月元旦，请永历帝把在四川、湖北等地的守边各镇将统统撤回云南；并要永历帝撤销幸黔的决定。永历帝当然只好照办。李定国为何如此？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李定国的亲信部队主要集中在云南，而刘文秀安抚了贵州、四川、湖广的军队。如果永历帝迁都到贵阳，刘文秀的地位可能凌驾于自己之上。这当然是李定国所不能容忍的。

即使如此，李定国还不罢休。三月，李定国又建议永历帝召刘文秀回昆明。清廷当时正利用南明内讧，孙可望来降的时机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南明。而李定国却出于私心，为了巩固自己在朝廷的地位，把刘文秀和处于一线的将领调回大后方昆明，严重地削弱了前方指挥部署。

当然，南明朝中也有明白人。大臣金简向永历帝上疏进谏，提醒永历帝千万注意，不要再让二位亲王内斗，让清军渔人得利。

客观地说，刘文秀对局势的危险有清醒的估计，他在追逐孙可望的过程中，注意收编孙可望部下兵将，多达三万余人，加以改编训练，打算用于守卫同清军接境地区。他的豁达大度收到的效果非常明显，孙可望虽然叛变了，跟着投降清朝的不过几百人，而且没有一个重要将领。而李定国却缺乏广阔的胸怀，采取了一些歧视原属孙可望部下将士的错误做法。比如，他把收编的原孙可望的部下称为“秦兵”，把自己的老部下称为“晋兵”，这就故意而明显地划了个三六九等，原孙可望之兵心里自然凉了半截。李定国和永历帝把刘文秀和主要将领召回昆明，又对刘文秀乱加指责，使刘心灰意冷。

因为被召回便意味着被解除兵权，刘文秀看得明明白白。南明朝廷在晋、蜀二王之间已明显地倚重李定国，一些目光短浅的举措又让刘文秀深为不满。他一腔报国热血无处挥洒，内心非常苦闷，甚至私下对人说：“退狼进虎，晋王必败国。”他把李定国比作孙可望第二，也许失之偏激；但他对李定国大权独揽和处事不当表示反感大体上是正确的。这以后他日趋消极，只在上大朝敷衍一趟，平常朝日俱拒绝不去。再后来，甚至闭门不出，将一切兵马事务全部交给护卫陈建料理。长期的郁闷终于让刘文秀一病不起。永历帝和李定国都曾去府上探望，对刘文秀再三宽慰，派医调治。但心病无药医，永历十二年（1658年）四月二十五日，满怀一腔忠义的刘文秀抱憾病逝，享年42岁。

临终前，刘文秀向永历帝上遗表说：“虏兵日逼，国势日危，请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臣有窖金一十六万，可以充饷。臣之妻子族属皆当执鞭弭以从王事。然后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此臣区区之心，死而犹视者也。”刘文秀临死也惦记着抗清复明大事，并将聚集的财富全部捐为军用，可谓赤胆忠心。永历帝对刘文秀的死哀悼不已，为之辍朝，谥曰忠。葬于云南昆明附近的安宁曹溪寺右山。

刘文秀有一个儿子叫刘震，任职都督。可惜后来却与老子背道而驰，随李嗣兴降清，封归义侯。

就在刘文秀去世不久，清军三路大军入攻云南，云贵沦陷。永历十三年（1659年），朱由榔在李定国的保护下，由昆明撤到永昌（今云南保山），又由永昌退到腾越（今云南腾冲县），由腾越逃到缅甸境内，被缅甸王莽达收留。后吴三桂攻入缅甸，莽达之弟莽白乘机发动政变，杀死其兄后继位。1661年八月十二日，莽白发动咒水之难，杀尽永历帝侍从近卫。1662年一月二十二日，莽白将永历帝献给进入缅北的吴三桂，南明朝皇统彻底灭亡。1662年六月一日，永历帝父子及眷属25人在昆明篦子坡遭弓弦勒死，终年40岁。其身亡处后改名为逼死坡。

与永历帝离散的李定国曾攻缅救主，然而几度不克。后于永历帝遇害后不久的同年六月二十七日夜病逝于勐腊，享年42岁。李定国死后，部下有数千人不降，聚于阿瓦河东百里，称为“桂家”。勐腊各族人民奉李定国为神，过晋王墓均膜拜，并于后山复建“汉王庙”，每年春节进行隆重祭祀。

遗迹：

洪雅天生城

天生城地点在洪雅县城外千秋坪，止戈镇对岸。蜀王刘文秀于南明永历十年（1656年），在此建天生城，设蜀王府，作为抗清复明的根据地。刘文秀还亲自写下《天生城碑记》，表达了他决心抗清复明，逐鹿中原的雄心壮志。后来他的部下刘耀在天生城头立碑，名《蜀王睿制天生城碑记》。南明亡后，天生城毁而碑存。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时石碑被推倒，历时三百余年。目前此地仍有天生城遗址。被打碎的石碑由洪雅县文管所收藏拼接。天生城遗址数百年来，凡旅洪雅人士，无不登临遗址凭吊。该县人士也将其视为地方史迹。

洪雅县文管所王仿生先生（笔名晨曲），曾作《天生城碑记辨》一文（《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01期），记录了他亲自发现天生城石碑的经过：“笔者曾多次到天生城遗址查找该碑，以求确解。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该碑被碎为小块修房子去了，于是跟踪查找，终于在东岳乡团结村置之不用的储备粮仓柱顶石上发现‘皇明永历’字样。踏破铁鞋无觅处，20世纪70年代初被打碎为50块的‘天生城碑’又重见天日了。赓即赎取，只存47块。洪雅县文管所将47块残碑石清理拼接起来，恢复了‘天生城碑’的原貌：碑高3米（无龟趺）、宽1.67米、厚0.3米，碑的四周刻有0.18米宽的龙戏珠浮雕，左右对称是3龙共戏一珠，上下对称是2龙共戏一珠。所缺3块若按从上至下、从右至左的顺序，分别为第六、第十和第十五块，都是有文字的。我们将其拓片后再据木刻本《洪雅县志》补齐缺文权称‘拓本’。至此，该碑记的本来面目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