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凫氏同蚕丛氏一样,也是蜀山氏的一支,同样是黄帝之后。他们也曾以渔猎为主,兼种高地农作物的部族。这个剽悍的部族后来同蚕丛氏一样,沿岷江上游南下经灌口进入成都平原。此时,蚕丛氏已经是当时成都平原上的霸主,鱼凫氏必然要与蚕丛氏以战争的形式一决高下。经过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蚕丛氏被后起之秀鱼凫氏打败,一部分被征服,一部分逃往今云南姚安、四川西昌等地。
有观点认为,这个曾经以渔猎为主的鱼凫氏部落进入成都平原后,先是在今成都市温江区境内进行农业生产,族群日益壮大繁荣。鱼凫氏在这里建立城池,开创基业,然后再向周边地区持续拓展。最终,日益强大的鱼凫氏通过残酷的征战,打败了蚕丛氏,然后迁都至三星堆。胜利者鱼凫王在三星堆蚕丛氏的基础上建立了新都城,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古蜀王国,鱼凫王就成为这个国家政权的第一代君主。也就是说,鱼凫王最终征服了蚕丛氏、柏濩氏,初步统一了成都平原,建立起了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强大的古蜀王国——鱼凫王朝。这标志着古蜀地区开始迈进文明时代,古蜀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历史学者段渝认为,三星堆文明是长江上游地区最早的古代文明。它的初创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稍晚于中原夏王朝的建立;它终结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相当于商王朝的晚期。这个辉煌的青铜文化王国兴盛了800余年,把古蜀带进了文明的时代。通过考古我们知道,三星堆遗址不但有规模巨大的城市,大量的金属器物如青铜器、金器等,也有刻在器物上的古蜀文字,还有大型祭祀场所,等等。这一切都证明了三星堆王朝物质文明的发达,与精神文明的共生。
总之,一任又一任鱼凫王在三星堆建立起城墙高耸的巨大城市,总面积达到3.5―3.6平方公里。远远大于总面积为1.9平方公里的早期商代都城偃师,也超过总面积2平方公里以上的中期商代都城郑州商城。
在三星堆巍峨耸立,宽大而坚固的城墙外面,是宽阔的壕沟。意味着城池的易守难攻。城池里面,有壮观的宫殿区,有神圣的祭祀区,有世俗的生活区,还有忙碌的作坊区。各色人等,按照自己的分工,从事着自己的职业。可以想见,这座城市当时的繁华和富足。
这种繁华与富足,已经从我们考古出土的文物中得到证实。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了一柄金杖,它是用较厚的纯金皮包卷而成的金皮木芯杖。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净重463克。杖的上端有一段长46厘米的平雕纹饰图案,分为三组:最下一组线刻两个前后对称、头戴锯齿状冠、耳垂系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上面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枝羽箭。有专家认为,这个图案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它的主人就是:鱼、凫、王!所以,这柄金杖,就是鱼凫王的权杖,代表着当时至高无上的王权。不仅如此,专家还认为,金杖杖身上端三组人、鸟、鱼图案,可以充分表明金杖既被赋予人世间的王权,又被赋予着宗教的神权。它本身既是王杖,又是神杖,是政教合一的象征和标志。
理所当然,金杖还象征着财富。因为黄金自古便是珍贵之物,财富的代表。因此,黄金权杖还意味着对财富的占有,象征着经济上的垄断权。故而,专家们认为,三星堆金杖有着多种特权复合的象征意义,标志着王权、神权、财权,这三种特征的同时具备,集中赋予一杖,就象征着蜀王鱼凫氏所居的最高统治地位。这表明,这个古蜀王国,是一个神权政体;也表明,处于夏商时代的古蜀文明,是完全的神权文明。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了数百件青铜器,总重量超过1吨。这些青铜器构成一个神权的世界:青铜大立人头戴兽面高冠,形象与金杖图案上的人头一致,表明是最高神权政治领袖,即蜀王鱼凫氏,同时也是群巫之长;其余各式青铜人头雕像,则是各族首领、部落酋长、次级群巫,代表着鱼凫王国的臣民;被缚、跪着的青铜像代表被统治的奴隶;各种动、植物青铜器,代表着除了人以外的世间万物;通天神树代表着上天的“天梯”,人与神沟通的渠道;巨大的纵目人面具,是蜀王鱼凫氏用来号召、统治蚕丛氏遣民的法器……
三星堆鱼凫王国无疑是一个富有的国家。考古发现,除了数百件青铜器,这个遗址还出土了上百件金器,如金手杖、金面罩、金虎等;同时,有数量巨大的玉器,如玉璧、玉琮、玉璋等;也有来自印度洋的贝币数千枚;来自滇、缅、印的整象牙六七十支。当然,这些财富都为鱼凫王室和大臣、贵族们占有。
这个王国的富有,还可以从另外的方面得到佐证。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和陶制的酒具,说明当时的王公贵族们嗜酒如命。而酿酒需要大量的粮食,由此可见当时的粮食生产一定规模很大,质量很高。农业的较高发展水平,也标志着这个国家的强盛。
三星堆鱼凫王国无疑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专家认为,它以其神秘的宗教势力为影响,以强大的军事势力为后盾,控制了西南夷各族。换言之,控制了其主要资源。据测定,铸造三星堆青铜器的铅、锡以及铜矿原料基本上来自云南;数千枚海贝中的白齿贝来自印度洋;当然,还有大量的亚洲象象牙,也来自印度。这些都说明三星堆鱼凫王国控制了南中的矿产资源,才奠定了其辉煌青铜文明的基础。对于西南夷来说,鱼凫王国的宗教中心地位对他们有强烈的吸引力;同时,鱼凫王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他们的保护伞;再者,通过鱼凫王国的转介,南中的矿产得以进入中原,其贸易得以进行。据考古测定,殷墟五号墓出土青铜器的部分矿料来自云南,看来就是通过蜀地中介从云南获取的。这也是蜀人控制了南中与中原之间贸易路线的证据。(www.xing528.com)
三星堆鱼凫王国还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王国。除了祭祀文化、青铜文化之外,巴蜀文字也在这里孕育。三星堆考古在各种器物上发现了大量的巴蜀符号。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博导、教授李后强认为,这些巴蜀符号同在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发现的大量巴蜀符号印章上的图案一样,是一种“过渡图字”,既不是纯粹的图形,也不是纯粹的文字,正处于从图到字的转化过程中,相当于六七个月的胎儿,是中原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域外文化的混合产物,但绝不是一种文字。巴蜀符号是模仿自然现象(动植物、云水、山谷等形态)雕刻成的图纹,处于象形字前期,不是真正的文字(如殷商甲骨文)。遗憾的是,巴蜀符号还没有来得及演化成表意文字,就被中原文化、楚文化同化,所以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字体系。
鱼凫氏建立的王国与夏、商同时,但它是独立的,即是与夏、商是平起平坐的独立王国。鱼凫王国与夏、商自然也发生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商贸与文化,也有战争与和平。据古籍记载和商代卜辞,夏的晚期和商代,都与鱼凫氏打过仗,但鱼凫氏似乎损失不大,大不了送几个美女,被抓几个俘虏。三星堆鱼凫王国始终兴旺发达。
有专家根据成都金沙遗址考古成果认为,鱼凫王国还在今成都市区金沙一带建立起一个次级政体。其族群是与三星堆文化相同的一个族群或亚族群;金沙城的首领也许是鱼凫王的兄弟,也许是其子孙。因此,从金沙出土的青铜器形制明显比三星堆青铜器小,但其风格一脉相承。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辉煌强盛的鱼凫氏王国没有被强大的夏、商王朝吞并,却灭亡于名不见经传的杜宇。“自天堕”的杜宇率领周朝大军突然袭击了鱼凫王国。这末世鱼凫王想必也已经昏庸无能,神秘巫师的诅咒也阻止不了敌军铁蹄的践踏,久不打仗的鱼凫军队几乎一触即溃。眼见大势已去,鱼凫王命军队将所有国家重器、财宝、祭祀用器匆匆掩埋,甚至连自己神圣的金杖也一起埋藏。末世鱼凫王同少数亲信化装潜逃,临行前点起一把冲天大火,将这座神秘而灿烂的三星堆鱼凫王城付之一炬。杜宇追至湔山,将鱼凫王一行斩杀。于是,扬雄《蜀王本纪》说:“(鱼凫)王猎于湔山,便仙去。”常璩《华阳国志》也说:“鱼凫王猎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其实是一个意思,鱼凫王归天了。
不久,杜宇又攻占了金沙城,鱼凫王国彻底覆灭。
后来,杜宇自立为蜀王,号望帝,又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
遗迹:
鱼凫遗址
鱼凫遗址位于温江区万春镇报恩村,现依稀可见城墙遗迹。古城遗址埂长1810米,到目前保存较完整有1300米,城址呈新月形。1996年10月至12月进行了初次发掘勘探,出土大量的陶片和体形较小、打磨精美的石斧、石凿、石锛等石器。其中石器100余件、陶器数十件,以及房址、城墙、墓葬等大量文化遗存。创下了川西平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之最。考古证实:该城距今约4500年,早于广汉三星堆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成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1999年,鱼凫古城遗址被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显然,此鱼凫不是三星堆那个鱼凫,二者到底什么关系,有待专家考证。
鱼凫王墓
相传鱼凫王墓位于寿安乡火星村,俗呼“大墓山”,距新修的温玉路约200米。清乾隆《温江县志》、嘉庆《温江县志》和民国《温江县志》均载:“大墓山,城北二十五里,相传为鱼凫王陵。”1985年7月,经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为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该墓坐南向北,单冢墓土冢,长85米,宽62米,墓高5米,占地3000多平方米。1949年后,由于当地农民开荒生产,墓周已成田地,在鱼凫王墓北约1000米处,原有鱼凫王妃墓(俗呼“小墓山”),现已成平地,但较周围略高,遗址隐约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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