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是向神灵求福消灾的传统礼仪活动,在我国古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左传》指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人将祭祀与战争并提,认为是国家最主要的两件大事。从皇帝到百姓,各个社会阶层都离不开祭祀活动。祭祀活动,曾经作为国家的典章制度存在,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古代的礼部,一年中有很多时间都是为祭祀而忙。历代帝王,要成为有德行有政绩的明君,就不能丢弃自古以来的祭祀传统,因为,中国古代给国君定的职责中就有亲自祭祀、侍奉鬼神的内容。管理国家和侍奉鬼神对于国君同样重要,能否侍奉鬼神,也成为判断国君是否有德的标准。
国君要代表国家、代表黎民百姓同上天神灵沟通,如果得罪神灵,令他们不满,导致祭祀失败,人们的愿望没有得到实现,国君还要承担罪责、反省自己。传说商汤时期,一连七年天气干旱无雨,整个王朝境内,烈日酷晒,河水干涸,禾苗不生,连石头都被烤化了。百姓们四处逃荒,饿殍遍野。干旱发生之初,商朝也曾组织人们打井或者开沟引水抗旱,但都无济于事。祭祀求雨也总不见效。人们认为这是上天对商汤灭掉夏桀自立为王之罪的惩罚。商汤只好按照古老的习俗,来到森林之社,准备将自己作为牺牲,在熊熊烈火中燃烧,献祭给天帝,希望取悦上天,消除灾害。幸运的是,就在商汤剪了头发、指甲,要点燃脚下的柴火时,天降大雨,祭祀成功,同时也证明了商汤并没有被上天抛弃。这就是“商汤祷雨”的传说。古代国君与祭祀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祭祀的对象是神灵,没有神灵,没有崇拜、敬畏的对象,祭祀就无从谈起。神灵观念来自于人类早期对自然万物的认识。遥远的古代,人类出现在地球上时,人类社会发展还处于童年时期,当时的人们思维简单、富于幻想、对宇宙自然的认识和把握能力都很有限。但是,天地自然万物又时时刻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天天与自然打交道,人们对自然界的一切都感到既神秘又恐惧。他们从自然界采集野果、猎食野兽充饥。风雨和顺时,可以让食物丰足、牛肥马壮,给人们带来收获和欢乐,人们对自然万物充满崇拜感激之情。当暴雨狂风来袭,洪水肆虐,或者遇到严寒酷暑时,又会夺走人们拥有的一切,带给人们恐惧和威胁。日月星辰、暴雨洪水、草树花木、飞禽走兽以及一切知名不知名的物体中,似乎都有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在主宰着它们。于是,人们就创造出了无数的神灵。
古人认为万物都有灵,海神、山神、天神、地神、五谷神等,神灵无处不在。《西游记》中,经常见到的场景是:唐僧师徒四人到了陌生的地方,或者遇到不清楚的事情,孙悟空就会唤主管这一方的土地老儿来问问情况,并且随时随地,随叫随到,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这些土地神也是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宋代道教类书中有一个传说:
黄帝巡游全国之时,在东海地方捕到一个奇妙的怪兽。怪兽能说人话,通晓万物,名叫白泽。皇帝从白泽口中得以详细了解天下妖怪鬼神之事。白泽声称,鬼物由远古的精气和徘徊在宇宙中的灵魂演变而来,共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种。黄帝即命令臣下把白泽所言之鬼怪逐一描画成图,并以此昭告天下。[1]
传说不免有虚妄荒诞之处,但其中所反映的古人认为神灵众多的心态却是真实的。
数量众多的神灵充满了人们生活的大大小小的空间,主宰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在既敬畏又恐惧的心态下,由人及神,简单推理,认为需要同神灵沟通、对话,通过一定的形式,把人们对神灵的敬畏、感激和希望传达给神灵,希望神灵满足、愉悦,降福于人,保佑人们平安顺利,最起码不给人们制造祸端。于是,祭祀就产生了。简单说来,祭祀就是向神灵致敬、献礼、膜拜,归顺、讨好神灵,希望神灵降福免灾的仪式。我国民间有祭祀灶神的习俗,灶神是主管厨房的神灵,“民以食为天”,灶神自然不能怠慢。每年腊月二十四日,灶神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情况,人们会在灶神上天之前,一般是腊月二十三,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很多地方的祭品中有甜点、糖瓜,有些还干脆在灶神的嘴上抹上熬化的糖,希望灶神在玉皇大帝面前说好话,把吉祥、福祉带回来。灶前常贴的“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的对联,精炼地表达了人们祭祀灶神的愿望。(www.xing528.com)
祭祀对象除了天神、地神、五谷神、山神、水神等自然神灵外,还有祖先神灵和生前贡献突出、成就巨大的先师人杰。古人认为,人死了灵魂还存在,祖先虽然去世,但他们的灵魂还时时关注着后代子孙。子孙祭祀先祖,一则是对祖先魂灵的侍奉、感恩与报答;二则希望先祖继续庇佑子孙后代,带来财富和地位。祭祖是古代每个家庭的大事,皇帝将先祖祭祀与天地、社稷祭祀并列为三大祭祀,民间修家庙、祠堂,设牌位等,不管是豪门富户,还是贫家寒舍,都有祭拜祖先的活动。祭祖的对象不仅包括各个家族自己的先祖,还包括对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由于功业的卓著和影响的巨大,这些先贤、英雄、各行业的祖师等去世后,他们也会被看作神灵,成为后人祭拜尊崇的共同祖先。殷周宗法社会,祭祀成为“礼”的内容,祭天地,敬祖宗先师,是祭祀礼仪的根本。《史记·礼书》中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魏晋之际的哲学家杨泉曾说:“古者尊祭重神,祭宗庙,追养也,祭天地,报往也。”这些都说明了祭祀同时也是古代明教化、叙人伦的重要方式。
祭祀神灵时,可以跪拜磕头,可以焚香烧纸,但最实惠的还是献上丰厚的祭品。祭祀的常见贡品有食物、玉帛、酒菜、果品、血等,历史上也曾出现拿活人做祭品的现象。祭祀仪式因对象、地域、民族等因素的影响而有差别,但内心虔诚、行为恭敬是共同的要求。《论语·八佾》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祭祀神灵就一定要相信,就当神灵真在那里。孔子还认为,如果内心不虔诚,不亲自参加,那就不如不要祭祀。祭祀时动听的语言也是不可少的,颂扬神灵的功德、业绩,同神灵会谈,提出祭祀者的要求,都离不开语言。另外,为了取悦神灵,还要进行表演娱乐活动,通过扮演神灵、歌舞、音乐、唱戏等形式,使神灵欢喜,达成人类的愿望。在此过程中,祭祀者也得到鼓舞,似乎同时获得了神力,有了实现愿望的信心。关于人们在祭祀活动中的心理变化,费尔巴哈总结说:
献祭的根源就是依赖感——恐惧、怀疑、对后果对未来的无把握、对于所犯罪行的良心上的咎责,而献祭的结果、目的则是自我感——自信、满意、对后果的有把握、自由和幸福。去献祭时,是自然的奴仆,但是献祭归来时,却是自然的主人。[2]
祭祀活动需要在一定的场所进行,原始社会早期的祭祀场所不固定,随时随地都可以献祭。古人祭祀的场所有平地、土坑、坟墓、坛、祠庙几种。平地是最简单最原始的祭祀场所,只是把一块平地清扫干净就可以祭祀了,这就是《礼记·礼器》中所说的“至敬不坛,扫地而祭”。献祭月神时,就在地上挖一个平坑作为祭祀场所,在坟场墓地祭祀祖先也是原始朴素的办法。当祭祀礼仪更加严格、正规,一些祭祀活动常常要定期举行时,场所也就渐渐固定下来。固定的祭祀场所和空间,能够与日常生活空间相区别,有利于营造祭祀时庄严肃穆的气氛。从场所来看,祭祀可分为露祭和屋祭两种,露祭用坛,屋祭在庙。《礼记·祭法》注:“封土为坛”,坛就是用土石堆砌成的高出地面的祭祀场所,因祭祀对象不同,坛的形状也不一样,祭天用圆坛,祭地用方坛。在祭祀的地方修建房屋,就形成祠庙。台而不屋为坛,设屋而祭为庙。当人们在祭祀场所设坛盖庙时,祭祀建筑就诞生了。祭坛和祠庙是祭祀神灵的场所,祭祀是礼制的一部分,因此,坛庙也被称为礼制建筑。
坛庙建筑出现的时间很早,距今五六千年的辽西红山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迄今所知最早的一批祭坛和祠庙遗址。喀东县东山嘴发现的原始祭坛遗址中,有边长10米的石砌方坛和直径2.5米的圆坛各一座,旁边留有石砌庙宇的迹象。牛梁河遗址还发现了“女神庙”的遗迹。浙江余杭的瑶山也发现了良渚四期的祭坛遗迹,该祭坛里外分为三圈,由内到外分别筑有红土台、灰土带和砾石铺面的黄土台。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称:“庙祀自太古已有之,据古典,尧时已行五帝之庙祀。五帝之庙,唐虞谓之五府,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名堂。”[3]历史久远的坛庙,在我国古建筑文化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和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古代城市规划中不容忽视的建筑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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