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说，意义是在人领会着自身并展开自己的生活活动中加以关联的东西。没有意义，人的生存就丧失了安身立命之本；思政课没有意义建构，就失去了生命关切和教育方向。然而，网络媒体深刻改变着思政课原有系统，思政课潜伏着“意义危机”，具体如下。
1.教师：陷入“录像主义”误区
教师是思政课的主导者。思政课应该依托真实情境，立足于现实生活世界。然而，伴随教室的多媒体化，立足于现实生活世界的教学空间日益“浅表化”。真实生活成为“被印象”的景观，教师也不由自主地满足学生仅仅注重感官效果的观看期待。处于这种境遇的思政课教师容易陷入“录像主义”（Videoism）。
所谓“录像主义”，指的是：“从书本向录像、从文本向视窗的文化转移，带动着认知活动的迁移。人们接受世界并做出相应反应的方式在技术的介入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大家越来越习惯通过由技术建构起来的生活形式来生活。”[17]如此，以手段代替内容，用技术遮蔽理性。在此过程中，媒体往往以生动逼真的技术力量“虚构”世界。于是，现实生活的完整叙事性遭到破坏，压缩在若干“比特”中，造成“直觉增速”（Perceptual Speedup）。
网络媒体也催生出“读图时代”“刷屏时代”。思政课教师理应对网络时代保持省察的态度，将在网络视窗中目光游移的学生引向智慧生成与精彩观念诞生的世界中。
2.学生：“信息过载”成为“容器人”
在Web 3.0场景时代，网络空间的发生机制与本质内容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网民参与者直接影响了网络空间的规模。网络空间包含了许多关于认同、社交、民主、所有权、隐私、机密和排挤的问题。网络空间更加强调互相作用的社会意涵，其所指涉的空间是非自然的、客观的、非传统的完全由社会所生产的。许多在线活动并不是信息取向的，网络空间的首要用途不是搜集信息，而是承载大量的社会互动与沟通。
网络媒体以其海量信息以及别具一格的视听效果“诱惑”着“受众”，从而造成学生“信息过载”。学生对信息反映的速度远远低于信息传播的速度；网络媒体中的信息量超过了学生所能承受、辨别、审问的级别；大量的冗余数据严重干扰了学生对相关有用信息的判断和选择。正如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失去控制和无组织的信息在信息社会里并不构成资源；相反，它成为信息工作者的敌人。
“信息过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学生信息消费的“快餐化”，以及逃避现实生活世界的“浅阅读”。正如阿尔温·托夫勒在《未来的震荡》中所说的：“有时选择不但不能使人摆脱束缚，反而走向反面——成为无法选择的选择。”网络信息系统模塑着学生的世界观，造成哈贝马斯所指称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研究发现，一些学生在“浅阅读”中丧失了真正的“自由”，在“复制”“拼贴”“恶搞”文化中丧失了创造活力，在被动接收信息中“异化”为网络信息时代的“容器人”。(www.xing528.com)
学生是思政课的主体，也是网络时代的主体。思政课理应引导学生甄别、筛选网络信息，将网络主体培育成具有反思批判精神的理性主体。
3.师生关系：网络话语的“颠覆”与“反叛”
话语是思政课教育教学的重要媒介。正如文化哲学家卡西尔所言：“语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并不是它的物理特性，而是它的逻辑特性。从物理上讲，语词可以被说成是软弱无力的。但从逻辑上讲，它被提到了更高的甚至最高的地位：逻各斯成为宇宙的原则，并且也成了人类知识的首要原则；在这个人类世界中，言语的能力占据了中心的地位。因此，要理解宇宙的意义，我们就必须理解言语的意义。”[18]
在“前网络时代”，思政课教师作为“把关人”牢牢掌握着话语主导权。然而，随着网络新兴媒体的出现，必须对传统的“把关人”理论重新审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网络技术的实时互动与异步传输并举的功能打破了信息垄断，瓦解了统一舆论，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有公共领域的组织界限和特征，使传统的公众意见模式、观念模式、舆论模式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19]由是，思政课主客体传统角色被颠覆，“把关人”角色被重新界定：“‘把关人’同时又是传播者，兼有传媒和受者的双重视野，它使网络‘把关人’的角色在传播和接受中不断变换。”[20]网络社群文化影响到网络参与者的沟通及行为。而在其中，互惠和信任被普遍认为是影响个人知识分享的重要因素。信任助力于个体自我赋能的过程，进而提升了其社会能动性。由此，社交网络打破了信息垄断，进一步推动着互联网信息内容的去中心化，由传统的门户网站创造信息、搜索引擎传递信息逐渐转向全体网民共同创作内容、分享信息，提升了网民参与的积极性，促进了互联网内容的多元化。每一个网民都有可能成为信息内容的提供者，互联网世界由此变得更加扁平。
互联网既为信息共享提供了可能空间，也因网络参与者使用能力的差异性造成了不平等。所谓“数字鸿沟”，是描述人们接入和使用信息技术不平等的概念，“不平等”体现在年龄、性别、种族、地理区域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等方面。如果说传统思政课堂中存在着教师与学生的“信息不对称”，那么新时代的思政课堂便可能出现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信息鸿沟”（学生掌握的信息有可能比教师更新更多）。网络媒体的“革命意义”在于，破解信息交流的时空限制，互联网生态随之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在这个“普遍技术时代”（Age of Pervasive Technology），信息系统对个人、机构及社会有着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在网络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之后，青年世代成为网络科技与手机通信产品的“玩家”。
网络话语改变了话语言说方式，基本上具有网络的“反叛”“解构”“颠覆”特质。网络话语在学生群体中流行，表征着网络时代的意义危机。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话语有可能变成闲言。闲言这种话语不以分成环节的领会来保持在世的敞开状态，而是锁闭了在世，掩盖了世内存在者。”[21]当代学生网络话语的言说方式，烘托出别具一格的校园文化，体现出鲜明的亚文化色彩。有学者指出：“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22]正是这种颠覆传统师生关系的“亚文化”，表征着思政课“生态系统”面临着意义建构的危机。
此种“危”发生于网络时代，网络时代进展到Web 3.0时代，也为化“危”为“机”提供了契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