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思政课：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与获得感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语言习惯、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点，着力完善青少年学生的道德品质，培育其理想人格，提升其政治素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原因就在于其核心价值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绵延不绝的精神动力。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可以传承的传统文化主要内容提出了导向性建议，主要包括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三个方面。思想理念指中华民族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基本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包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与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它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还积淀着多样、珍贵的中华人文精神，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这些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内容。^[5]

1.核心文化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括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6]六个方面。其中，“仁爱”是其内核，“民本”是其基础，“诚信”是其规范，“正义”是其尺度，“和合”是其价值，“大同”是其理想，它们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构成了一种由内到外、从体至用的逻辑关系和有机体系。挖掘其中的内涵，不但可以夯实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信念，还可以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和传承性。

（1）讲仁爱。在《论语·颜渊》中，孔子首提“仁者，爱人”，开创了中国儒家道德学说“仁学”的先河。践“仁”的方法包括“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孟子继而提出“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观点，通过“推己及人” 的方法把爱人的范围从家庭血亲拓展到普通他人。为了证明“仁爱”的合理性，孟子还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人禽之别就在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人先天就具有“善之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它们形成了“仁、义、礼、智”四德，彰显出人类个体的神圣性。将这种“仁爱”思想推广到国家层面，孟子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仁政”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离娄上》），强调人民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宋明时期，张载在《西铭》中又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主张，将仁爱思想由自然小家庭扩展至宇宙乃至整个世界，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肯定了每个成员（包括人和物）存在的价值，达到了人与人、人与万物的和谐之境。在中西文化大碰撞的近代，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先哲们对“仁”德中所蕴含的差等之爱进行剥离，赋予“仁”以“博爱”的内容，打破了中外、等级、男女及自我的界限，实现了国家、贵贱、男女、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这就使得传统的“仁”拥有了现代多元化的表现形式，在伦理上是博爱、慈惠、厚道、能恕，在感情上是恻隐、不忍、同情，在价值上是关怀、宽容、和谐、和平，在行为上是互助、共生、扶弱、爱护生命等。

儒家的“仁爱”理念，不但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具有普遍性的人类价值，也可以为大学生道德人格的塑造提供有益资源。其一，“仁者爱人”可具体转化为“爱人民，为人民”的精神内涵，积极提倡尊重人、关心人、热爱集体、热心公益、扶危济困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和集体主义精神。其二，“仁爱”所内含的“忠恕之道”，可成为有效调节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一项道德准则。通过推己及人的方法，由己之心去理解、推知他人之心；由己之欲去理解、推知他人之欲，最终将己之爱推及他人，实现对他人的爱、与他人的和谐相处。其三，“仁者爱人”的利他意识落实到行动上则表现为“助人为乐”。仁者对他人的同情关切以及爱护奉献均是出于“爱”的情感，这是一种纯粹的利他意识。我国自古便有“君子成人之美”“博施济众”的优良传统，与“助人为乐”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四，将“仁爱”终及自然万物，从而达到“爱物”的层次，具体可转换为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等道德规范。对社会共同劳动成果的珍惜与爱护、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关系到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更关系到人民的福祉与未来，是生而为人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2）重民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百姓是国之根本，只有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得以安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它萌芽于殷周，形成于春秋战国，发展于汉唐，成熟于明清，在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中，留下了大量的思想论述，成为当代执政为民的思想源泉。孟子在孔子“仁者爱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著名思想，把民本思想提升到治国理念的高度，成为两千多年开明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座右铭。荀子继续张扬和凸显人民群众的主体价值，并把君民关系比喻成舟与水的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西汉贾谊提出“夫民者，万世之本也”“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贾谊〈新书〉卷九·大政上》）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进而强调“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贞观政要·务农》）朱熹指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宋史·朱熹传》）。明末清初王夫之强调“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二）。“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明朝的黄宗羲更是直接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说法。“民本”思想虽是统治者驭民的权术，但也体现了一种治国安邦的理念，在实践中促使其采取一定的宽政惠民、厚生利民、除暴安民、济世助民等具体措施，是古代政治思想的精华。到了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这一理念仍然被继承下来，并表现出新的形式。最具代表性的当推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其中，以民生最为基础和核心。

曾担任美国副总统的西方政治家亨利·华莱士曾说：“中国哲学和国民心习之趋向民治，对于西洋政治哲学有重大的影响，美国建国时期，贤哲之士，倡导革命，奠定宪政，其信仰与作风，虽云直接得之于欧洲，实为间接取之于中国。”^[7]可见传统“民本”思想影响之巨，对其进行现代转化后，依然可以成为当下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思想源泉和文化基础。与传统“民本”不同，在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政治的终极诉求。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抑或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还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都指向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成为党和国家重要的执政方针。无论是将人民视为根本，还是将人民视为中心，二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不断实现和保障人民的物质文化和精神需求。从这一点出发，在“民本”与“以人民为中心”之间，可以找到历史与现实的共鸣之处。继承和弘扬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先进性内容，对于鼓励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和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大的推动意义。

（3）守诚信。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夫妻有别、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的说法，“诚信”作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是中华民族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被视为“立人之道”“立国之本”，发挥着规范人们行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功能。其中，“诚” 最初出现在现存最早古籍《尚书·太甲》中——“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8]，是上古时期人民对待神灵的朴素情感。在《大学》《中庸》中开始具有社会意义及现实意义。首先，“诚”是社会之人的一种德行规范，着重于自律和内在修养——“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学·传第六章》）。其次，“诚” 是实现政治抱负的基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学·经一章》）“诚”是“内圣外王”的中介和桥梁。再次，“诚”还是万物运行的规律，是宇宙的本体和运行法则：“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第二十章》）只有“反身而诚”达到至诚境界，人们才能发挥他人和万物的本性，实现天人合一的追求。以天道说人道，是中国传统伦理的重要特点，也是人道神圣性、权威性和真理性的来源。相比于“诚”的内在自觉，“信”则注重外在规范。如孔子所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信”为“五德”之一，老子也说“信不足，安有信。犹呵，其贵言也”（《道德经·第十七章》），墨子也有“言不行者行不果”“行不信者名必耗”的说法。正是因为“诚”“信” 具有内在一致性，“诚信”一词才经常连用并逐步被社会接受和认可。

经过历代贤哲的论述和阐发，诚信作为个体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原则，已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时至今日，依然可以发挥对自我的约束作用。但也应该看到，儒家诚信思想的本质属于道德伦理，其对于社会关系的调节主要以个人的价值理念以及周边的舆论压力来形成影响力，并不会为任何个体带来强制约束力。而现代人利益往来中，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已成为现代诚信思想的前提和社会现实条件。现代诚信的根本精神是要求人们尊重客观规律，建立公正、合理的制度，树立求真、求实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与实践路线。因此，在强调诚信道德的个体修养时，必须要发挥制度的约束力，让诚信成为大部分人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要把诚信作为现代社会文明之基，不仅要弘扬传统的“诚信”美德，更要大力推进以个人为基础、企业为重点、政府为关键的现代“信用”建设。“经济发展史表明，在本来不认识的人之间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交易范围和经济发展的关键。而制度（Institutions）作为博弈的规则（Rules of Games），是建立和维持人们之间信任的关键。”^[9]将传统诚信价值理念转化为现代道德规范、信用制度和文化理念的集合。

（4）崇正义。保证个人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制度正义和给予每个人应得之物的德行正义是现代对正义的认知，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正义的定位和思考独具特色。与正义相对应的传统理念是“义”。作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精髓之一，“义”的最基本含义是人的应有之义，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必备要素。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主张“见利思义”。孟子主张“舍生取义”，强调“义，人之正路”（《孟子·离娄上》）。“正义”一词连用则首推荀子——“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用“正”修饰“义”，指正直地循义而行才是合乎道德原则的行为。《中庸》说：“义者，宜也。”“宜”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合适”“适宜”。落实到伦理实践中表现为“五伦”，即“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大学·传》），其中的“仁、敬、孝、慈、信”等诸善观念就是儒家的应然之义，或者说是儒家的正义原则。“居仁由义”（《孟子·尽心上》），在日常行为中则表现为坚守“忠恕之道”的总原则。“忠道”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道”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们既相互独立，又互为补充。相比之下，“不伤害他人”的“恕道”是绝对性原则，是为人底线，具有优先性；而“积极帮助他人”的“忠道” 则是仁爱精神的表现，是人们自我修养的目标。在正义制度的建构和执行方面，传统的正义论则表现为“执中”理念，《尚书·大禹谟》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构建起了中国古典正义思想的理论雏形。

由上观之，可以说，“人道为大”“仁道为本”是儒家古典正义论的价值基础和核心内涵，“中正无偏”“由中致和”是儒家古典正义论的实践途径。这一正义理念在维护中国两千多年来社会秩序安定、文明延续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当下公平正义制度建构和理念激发的文化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正义的核心要求是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10]也就是说，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平正义，让每个人都能共享自由、平等、权利、善、幸福和秩序，这是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内在要求。为此，还需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11]。古语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以制度来保证全体国民共享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成果。

（5）尚和合。“和合”一词最早出自《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最初的含义是协调各种关系、综合治理国家的方式。从《国语》提出的“和合”范畴到老子“知和日常”、孔子“和而不同”“和为贵”的理念，“和合”是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它横摄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思想文化之中，不但贯穿于中华文化的整个发展进程，还渗透于中华民族思想、实践的各个方面，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富生命力的文化内核，也是古往今来中国治国理政的核心智慧。习近平总书记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对传统“和”文化内涵做了进一步发掘和阐发：“‘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和合’，就是指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处于最佳状态的统一，对立的双方没有离开对方而突出自己。”^[12]将“和合”思想提升为当今中国处理个体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自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对“和合”具体内容的阐释则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15日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的发言中：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和合”，不但是当代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基础，对化解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危机和冲突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和合”理念是中华民族先贤在实践中孕育的智慧结晶，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处世原则和交往理念，塑造了中华民族热爱文化、追求和平的民族个性。以德服人、以文化人的行为模式，在中华民族深厚的文明积淀和历史传承中，创造出一套有别于他国的天下体系文明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交往观，作为文化因子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进而成为一种影响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对人类做出的杰出贡献。它不仅是中华文明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根基，也是21世纪人类化解危机、走出生存困境的重要精神资源。其中所蕴含的“以和为贵”“以和邦国”“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理念以及追求“人和、家和、国和、天下和”的美好愿景，不但可以促进世界的统一性、社会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共生性，也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重要的逻辑前提和深厚的文化基因。

（6）求大同。“大同”是历代中华儿女耳熟能详的一个古老词汇，它来源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虽然只有短短107个字，却涉及了政治制度、为政方略、人际关系、性别分工、财富观念、社会秩序6个方面。可以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纳了道、墨、兵、法及杂家等众多思想学派的智慧结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完整、最系统和最具空想色彩的社会政治理想，反映了中华儿女对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大同”社会的热切向往和孜孜追求。经过历代仁人志士的不断阐发，“大同”成为中华民族世代憧憬的美好社会的代名词。一部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懈追求“大同”的“追梦史”。(www.xing528.com)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吸取了“天下太平、共享大同”的传统智慧，提出了更符合当下人民群众利益的“大同”新理念。进入21世纪后，古老的中华“大同梦”再度被唤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成为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伟大梦想。同时，它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儒家大同理想的追求提倡人类的和平共处，强调共同进步，这与当今世界的发展主题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一脉贯通。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大同思想仍然可以熠熠生辉，发挥其塑造个体和民族核心价值的积极作用。或者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就其价值追求而言，正是对儒家大同思想的继承发扬。以“和谐相处、合作共赢、和平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原则，与儒家“仁者爱人”“天下为公”的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也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世界各国也应把和平发展的理念落实到各自的政策和行动之中。因此，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努力，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只有这样，和平才有希望，发展才有可能。

2.中华传统美德

（1）高尚的道德人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育人目标内涵丰富。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来强调自身修养的重要性。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具有文明诚信、仁爱友善的品质。“文明”即人与人以礼义相处，言则温文尔雅，行则彬彬有礼，不尚暴力，不屈强权。“诚信”即诚实守信，“诚实”就是执事以敬，待人以诚；“守信”即“坚守自己的良知和担当，守住道德底线”。“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大学生要仁爱有德、与人为善，将“育善心、出善言、行善道”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其二，养成宽和待人、感恩师长的德行。宽和待人是一种与人交往时的尊重、理解和体谅，是一种互相关爱、志趣相投和道义相勖。大学生要“多一些宽容，少一些愤世嫉俗”，学会感恩父母、老师、同学和社会，知恩图报，走出自我、关注社会、奉献公益、收获快乐。

其三，胸怀勇于担当、为民尽责的抱负。宋朝张载有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大学生应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承担起国家的进步、文明的提升、民族的富强大任，从自己做起，从当下做起。

其四，肩负弘法守则、佑启乡邦的责任。大学生要做爱国守法、弘扬与遵从社会公德和社会准则的表率。在履行公民义务或行使公民权利时，大学生要爱国守法、遵守社会规则，并且“敢于与违法违纪行为做斗争”；更重要的是要秉承“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立德修身之道，以“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为己任。

其五，崇尚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精神。大学生应发扬“崇尚自由、张扬个性”的传统，“常怀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同时，要具有天下为公、人人平等的情怀，一方面，笃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做人准则，平等视人、待人；另一方面，应“克己奉公、维护公益、做事公允”，把公平正义作为自己永远的价值追求，使自己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卫士。

（2）爱国主义传统。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着顽强的民族斗争，并在民族斗争过程中形成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习近平总书记也一再强调，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通过深化爱国奋斗精神的研究和阐释，总结提炼改革发展历史中的爱国奋斗精神元素，不断凝练新时代爱国奋斗精神的文化内涵和时代意义，引导广大学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伟业，增强对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

其一，具有国家意识，自觉捍卫国家利益。爱国是公民的第一天职。大学生承载着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所以要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主动融入民族振兴和国家进步之中，成为国家的栋梁、社会的中坚，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换言之，大学生要自觉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做“公忠坚毅、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人才”；坚决维护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分裂。

其二，树立文化自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要铭记历史、坚守传统。一方面，要多研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体悟儒家的“拿得起”，道家的“看得开”和佛家的“放得下”，树立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与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传道济民、爱国务实、经世致用、兼容并蓄”的优秀基因，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和全球化潮流中不迷失自我、不被功利和浮躁所诱惑。

其三，拥护中国共产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每个大学生必须坚持的原则与必须履行的义务。为此，大学生须坚守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且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治觉悟。当代大学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力军、中华民族的梦之队，诚如梁启超所言：“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

其四，要有国际视野。首先，要尊重世界多元文化。大学生要做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世界公民。大学承担着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责任，大学生应“始终瞄准世界之巅、国本之需”，避免管窥之见，做到海纳百川。大学生应尊重世界多元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学会包容和欣赏地球村中的各种文化。其次，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大学生应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不仅要学习国际领先的科学文化知识，参与世界各个领域的高端研究，更要走在探求未知的最前沿，成为现代化进程的引领者、全球化时代的领导者，并能融汇不同文化之长，创造更具生命力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