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文化概览：求贤令及曹操唯才是举用人思想

曹操认为：“天地间，人为贵。”“为国失贤则亡”。为了实现一统天下的抱负，他曾先后三次下令广求贤才。建安十五年（210年），他在《求贤令》中提出“唯才是举”的选人原则，突破了当时选人唯凭家世门第的藩篱。建安十九年（214年），他在《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中进一步强调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庸可废乎！有司明思其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列举出伊挚、傅说、管仲、萧何、曹参、韩信、陈平、吴起等人，说他们虽然“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但却“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为此，他下令道：“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三次求贤令，实实在在地反映出曹操求贤若渴以成霸业的迫切心情。此令一出，世人纷纷响应，一时间前来投奔者踏破门槛，曹营帐下人才济济，形成了“谋臣似雨，猛将如云”的局面，为他成就霸业提供了人才保证。

曹操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惊世骇俗。东汉末年是一个极重出身和门第的时代，做官的权利往往由少数豪门士族所把持，世代传承；东汉末年又是一个极重德行的时代，察举、选拔官员都与道德修养挂钩，以至于那些一心想做官的人往往“演道德戏、作道德秀”，通过搞道德竞赛的方式沽名钓誉，牟取私利。如此一来，给当时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恶性的后果。正如一首桓灵年间童谣所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长此以往，社会士风虚矫，空谈道德，政务颓废，朝纲松弛，于是乎天下分崩，苍生饱受流离之苦。至东汉末年，朝廷内忧外患，天下群雄并起，争斗频仍，士人阶层的分化瓦解，社会呼唤一大批胸怀大志的仁人志士来救国安民。况且，曹操本人便深受其害——他本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优秀人才，只因出身不好，名声不佳，就遭受士大夫阶层的蔑视和非议。曹操“不重门第、不重德行”的观点固然有其偏激狭隘之处，却对固有的官员选拔制度进行了纠正，因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赤璧之战后，刘备占有了荆州和附近诸郡，孙权力量也日益壮大，三国鼎立局面已基本形成。曹操要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阻力非常大。于是，他在建安十五年（210年）以后，以迫切的心情，连下三道求贤令，希望有更多的“贤人君子”和他一起“共治天下”。

《求贤令》虽然是一篇政策性极强的文章，但由于曹操求贤心切，字里行间，交织着深沉的感情，文辞恳切，语言淳朴率直。

《求贤令》从大处着眼，纵谈自古以来，“受命及中兴之君”成功之道莫不都是得力于“贤人君子”的“共治”。但因“上之人”往往不善于识别贤才，以致“贤人君子”有时就在附近，也没有发现。这就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要得贤，首先必须识贤。(www.xing528.com)

《求贤令》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为了阐明提出这个方针的思想依据，他先原文照引了孔夫子的一段话，用孟公绰宜做什么和不宜做什么，来说明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接着又列举了三桩历史事实来证明“唯才是举”方针的正确性：齐桓公善于用人，成了春秋第一霸主；周文王赏识姜尚，完成了灭纣兴周大事业；陈平得魏无知推荐，为刘邦干出一番大事。在这个层次中，笔墨经济而传神。对于历史人物、事件，因为是人所共知的事，所以并不作细微末节的阐述。而只是择其大端，要言不烦地勾勒点染，并有机地融进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简要的文字中，随着感情的起伏，句式也错综变化。对孟公绰优缺点的评论，虽只是孔子的推测，但反映的却是用人要“扬长避短”的基本原则。所以引用了原文，显得严肃庄重。齐桓公是曹操所钦佩的，所以用了感叹句。而感叹之中又略含不需回答的反问口气，好像在自省，显得坚定有力，是作者内心激情的迸发。垂钓渭滨的姜尚，未遇魏无知的陈平，则是作者所要索求的人物，所以用了虚拟句，显得婉转、谦虚，富于人情味，是作者内心激情的含蓄流露。

《求贤令》以“吾得而用之”结语，点出举贤的目的，照应开头，开国中兴的雄心壮志跃然纸上。“用之”的目的，对怀才不遇之士更具吸引力。

这篇令文，没有官方那种庸俗的气息。全文不加雕饰，说事言理，明白如话，于细细评说、反诘疑问中隐含着作者对贤才的一片诚挚渴求之心。文章虽短，但事理完备。这篇令文虽不注重辞采藻饰，读来却饶有风味，因为这篇文章用词形象贴切，比喻生动恰当。如运用姜尚、陈平事，没有更多的铺叙，而是以事出论，巧妙地将历史事实与人才标准统一起来，借史证己，以己说史。这种写法，既增强了令文的说服力，又使所用文字平添了一种文学意味；既容易使臣僚从历史中来体悟现实，又使自己提出的求贤标准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可谓小中有大，虚中有实。

曹操的《求贤令》强调道德无用，唯才是举。这种弃德唯才的政治风格，以当时的时代背景看来，有其可取之处——毕竟从政是造福百姓的事业，大争之世，没有才能空谈道德是不行的；然而用人不看道德，光凭才干，也是有局限的，故德才兼备才是合理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