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汉献帝迁都于许后,广揽人才,天下有识之士纷纷前来投奔。自此,辉煌的历史篇章、动人的传说故事、英雄豪杰的辉煌业绩、文豪的名篇佳句,在这方热土上交相辉映。
据史料记载,自建安元年(196年)起,孔融、阮瑀、陈琳等“建安七子”和蔡琰及其他建安文士相继会集到许都,同曹氏父子一起,形成许都文人集团。他们大多战时随军打仗,归来习文作诗,探讨文学,歌功颂德,抒发情怀;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相互批评磋商,共同提高写作水平。这一时期诗、赋、文创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诗歌,吸收了汉乐府民歌之长,情词并茂,具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以及文人们的思想情操。因发生在汉献帝建安时期,故后人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
曹操求贤若渴,广聚英才,是建安文学昌盛的重要原因。陈琳原是曹操政敌袁绍的幕从,曾为袁绍起草檄文,痛骂曹操祖宗三代。曹操捉住陈琳,不仅既往不咎,还委以重任;阮璃不愿做官,藏到深山老林,曹操烧山求贤,逼阮瑀出仕,掌管军国文书……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都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被后人合称为“三曹”。曹氏父子作为统治者,对建安文学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魏武以相王之尊,雅好诗章;文帝以副君之尊,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言,下笔琳琅,并体貌俊逸,故俊才云蒸。”(《文心雕龙·时序》)“七子”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述的七位作家,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和刘桢。许都文人集团除“三曹”“七子”外,还有蔡琰、杨修、路粹、吴质、繁钦、丁仪、邯郸惇和左延年等。曹操每当出征之前、班师回朝或逢重大国事活动时,总要邀请“七子”和其他文人来此聚会,把酒畅谈,赋诗吟咏。当时人们用“八方才思涌相府,七子才华付高楼”的诗句来赞美这件事。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被封为魏公后,许都文人随曹操陆续到了邺城,并很快发展成为邺下文人集团。
“三曹”与“七子”目睹了汉末军阀混战给社会带来的灾难、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以拯救天下危亡为终身奋斗目标。曹操一生奋战,看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见行》)便渴望天下太平;王粲有感于百姓的悲惨而“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七哀诗》);曹植更是希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都表现了他们在动乱的社会中关注社会现实,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危亡联系起来,渴望建功立业的思想。他们这种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疾苦的思想风格,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www.xing528.com)
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个人气质不同,在创作中又各有特点:曹操处于领袖地位,他的诗文创作与政治、军事斗争紧密相连,表现了远大的胸怀抱负,气势豪迈。曹丕、曹植兄弟才华英发,诗、赋、散文都擅长,是作家集团的核心,曹丕诗歌清新秀丽,曹植作品立意高远。“七子”之中王粲成就最高,代表作《七哀》二首,真实地描写了关中遭受战祸的惨状,是一幅有声有色的难民图。和王粲齐名的刘桢,也擅长诗歌,他的代表作《赠从弟三首》借物喻人,抒发了自己高洁的志向。陈琳和阮瑀历来以文章著名。
建安文学使诗歌由原来的民间文学成为一种正式文学体裁,从而打开了中国成为“诗的国度”的大门。建安作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使五言诗更加成熟、四言诗重放光彩、七言诗首开先河,并且取得了初步成就,为后代诗的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关心社会、拯救国家、渴望建功立业的思想,也成为历代作家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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