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6年3月时候的事。1975年庆阳地区搞路线教育，到我们大队来的工作组是庆阳地区农业银行的杨行长和办公室主任王步贤同志。杨行长是工作组组长，王步贤是工作组成员。实际上就是庆阳地区农业银行包我们大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为我们大队打了5眼机井，并全部免费配套通了高压电，解决了我们大队5个生产队群众的饮水问题。我当时是我们马咀生产队的队长，由于工作关系我就和这两位同志很熟了，再加上他们俩就住在我们家门口，开会上工都能见到。有一次王步贤同志还特别到我们家看了看，感觉到我们家确实太困难了，让我一个高中毕业生长期待在这样的家庭里就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刚20岁出头的人当生产队长，也真不是个长久之计。因为那个时代当生产队长和农民打交道的一般都是50岁左右的人，大多是凭自己的年龄和资历与人软缠硬磨来办事，像我这样年轻的生产队长在全公社也没有第二个，对这点王步贤同志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有一天晚上他开完会和我一起回家时就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你家里这么困难，你还是早点想办法出去好。必要时我也可以给你帮忙呀！”在那个年月，国家经常在农村招工人，青年人想法出去当工人就如同今天考大学一样，是每个农村青年最理想的愿望。1975年6月，全国高等院校招生，那时全部是由大队推荐，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初中或高中毕业在农村劳动两年以上，我当时所有条件都具备了，大队就推荐我去上大学。结果到肖金公社后被审掉了。原因是肖金公社当时定了一条制度，凡是担任生产队以上领导干部职务的人都不能推荐上大学，主要是为了搞好“农业学大寨”运动。盼了两年的希望就这样破灭了。到了1976年初，王步贤同志鉴于上年的教训，他就开始帮助我摆脱生产队长的工作，经过他反复协调，最后就让我到双桐小学担任社请教师。
1976年3月15日，我到双桐小学开始任社请教师。当时学校分两部分，高年级的在沟畎的新学校，原来南头胡同的旧学校还留了一、二、三年级各一个班，主要是为了方便南头和东坳的学生就近上学。我去后教三个年级的语文，袁文杰教三个年级的算术，只教了不到一学期就全部搬到新学校了。在新学校当时只有五个年级，除了张孝安老师是一位公派教师外，其余6位全是本大队的社请教师。因为我家离学校很近，学校就把钥匙交给我让我看门。那时学校还有农场，加上在校园里种的小麦，学校还收了不少麦子。麦子割回来后没有牲口打碾，我们就把学生组织起来跑步用脚踩，由此也引起了许多家长的指责，说我们把学生当牲口使，但在那时不这样做也实在没有办法啊。学校经济困难，收的这些麦子是很有用处的呀。也就在这一年的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双桐大队把毛主席逝世的纪念堂设在学校里，为此我们也忙了好几天。这次活动结束后就开始了1976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在王步贤同志的帮助下，我就顺利的被推荐上了庆阳师范学校，离开了我曾经学习工作过的双桐小学。2004年双桐小学建成了新的教学楼，为了对投资建楼工作进行纪念，学校打算竖碑以示庆祝，村上领导和学校校长找到我，我非常高兴的接受了这项工作，在袁广生等同志的大力协助下，我为双桐小学教学楼的建成撰写了碑文，这也可以算是我为母校所做的唯一一件具体工作吧。
纸短情长，母校难忘。离开母校都半个多世纪了，我也到了退休的年龄，在这漫长而短暂的岁月里，有时为生活而奔波，有时因琐事而缠绕。总以为岁月无尽的时候，岁月却已经逃离得所剩无多。我既没有对母校有任何回报，也还没有来得及对教我育我的恩师说声“谢谢”的时候，他们大都已经悄然离开了人世。人生肯定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追悔，但最大的追悔莫过于对亲人的尽孝和对恩师的回报吧！(www.xing528.com)
2011年6月29日于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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