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双桐村史：小家禽养殖及其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小家禽的养殖基本是任其自然，村民根据自己的家庭条件和生活需要能养什么就养什么，能养多少就养多少。这是村民一种传统的农业生活方式。因自然条件限制，全村以养猪、羊和鸡为主，养鸭、养鹅的极少，养兔出现的较晚，狗和猫的养殖则比较少。养殖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供自己食用，一种是谋求一定的经济效益。比如养猪、羊、鸡、鸭、鹅、兔等既可以用作自己食用，也可以卖钱。养狗和猫等小家畜，既能看家护院和防止鼠害，有时候也还可以到市场上进行交易，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

1.猪羊的养殖

猪是人类最早开始家养的动物，也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农业活动。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双桐村村民就把养猪作为居家生活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养猪就是农业生产活动的副助产品。“家”字的本义就和猪有直接关系。因为猪有繁殖快、易饲养、成本低等优势，历来都受到农民的青睐。一头母猪一年可以产仔两次，每次一般可以产十头左右的小猪崽，这就是繁殖快。只要有农户能住的地方就可以养猪，猪的圈舍不需要什么特殊设施，只要能圈住不让跑掉就可以了，这就是易饲养。当然养猪的成本也很低，因为猪是粮草均食的动物，粮食加工之后的麸皮米糠等附属品是猪最好的饲料，荞麦、糜子、玉米、高粱等农作物的秸秆也可以喂猪。当然猪的粪便更是农业生产的上好肥料。更重要的是猪肉是我们汉民族主要的最喜欢的肉食，据说猪肉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双桐村很早就流传有“猪的全身都是宝，农家生活离不了”的俗语，因此养猪也就自然成了双桐村村民的传统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内容。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漫长时期，双桐村村民的养猪方式都是以分散的家庭养殖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养猪事业经历了家庭养殖、集体和家庭混合养殖、家庭和专业户共存养殖几个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社员家庭大都养一两口猪以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有的把小猪买回来喂大卖了赚钱；有的养老母猪下崽赚钱；有的把小猪喂肥宰了卖肉赚钱；有的家庭养头猪到了过春节时宰了食用。不管哪种喂养目的，那个时期养猪的农户都不多，能占全村农户的一半左右。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因为办集体食堂，社员全部吃大灶，家里失去了基本的生活设施，养猪也就无从谈起。在集体食堂解散后，社员又开始在家做饭，才开始了居家养猪，但养猪的农户很少，主要是没有足够的饲料，靠寻找野草喂养，有的家庭没有劳动力，也就无法喂养。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家不但提倡社员养猪，而且每年给每个生产队都要下达一定数量的商业猪上缴任务，上缴商业猪任务的标准必须是每头猪在110斤以上，每斤是3—4角钱。这对社员来说，一年交给国家一头商业猪可以换回30—40元钱，这也是家庭一年的主要经济收入。但那时人们生活困难，养猪没有精饲料，全靠动员全家人在劳动间隙找野草，这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因为养猪的人较多，找野草也就很困难了，后来就把杏树叶、榆树叶都捋下来喂猪了。冬天地里没有野草，就把庄稼的秸秆粉碎作为猪饲料。20世纪70年代在发展家庭养猪的同时，上级还要求各生产队办起了养猪场，平均都在10头以上，曾一度还把养猪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有的生产队为了养好猪还办起了豆腐作坊，把做豆腐后的豆渣用来养猪，可见人们为了养猪还费了不少心思。但由于防疫措施跟不上，猪的品种也不优良，生病、死亡、长得慢则成了当时养猪的主要难题。各生产队对养猪的投入都比较大，但损失惨重，往往是上级要求时养一些，政治风头过后就倒闭了。这样一直持续到包产到户之前。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变化，家庭养猪不再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依靠，而成为改善生活的措施，全村大多数人家都能在过春节时杀一头猪以示庆贺，只有个别农户扩大养猪规模以养猪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使全村养猪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进入新世纪后，除几个养猪专业户将养猪作为家庭增收的主要方式外，其他绝大部分村民都不再养猪，而且养猪的方式也有了极大的改变，猪的品种也得到了彻底优化，出栏早、产肉率高的良种猪已进入了专业户的养猪场。近几年，随着猪肉市场的丑闻频频曝光，部分村民为了吃到放心猪肉，他们每年也不惜成本买回良种猪自己喂养，到春节时再宰杀，既可以吃到放心肉，也可以卖到高价钱，可谓一举两得。

到2018年，全村养猪不足50头，曾经养过猪的专业户也都先后倒闭，村民家庭养猪的也就那么十几户。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平时买肉方便了，一年吃一次猪肉的现象已经成为历史，不养猪吃猪肉反而成本更低了，这就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给人们带来的最大好处。

养羊和养猪有所不同。羊是财富的象征，人类最早的商品交易是从羊开始的。羊分为绵羊、山羊和奶羊三类。养绵羊以收获羊毛和积攒农家肥为主要目的，剪下的绵羊毛除卖钱作为经济收入而外，一部分用来做毛毡铺炕，一部分用来捻毛线织毛衣毛袜和毛褐子。羊皮也可以缝制皮衣，不同年龄的羊皮档次完全不一样。一般是羊羔皮最好，老羊皮最次。村中有一俗语叫“用我的老羊皮换你的羔子皮”，意思是用差的换好的，一般在老年人和青年人拼命时说这番话。当然绵羊也可以食肉，村中就有“夏吃山羊冬吃绵羊”的说法。每年春天山羊能吃上山里酸枣树新长出的嫩芽时，山羊肉就最好吃了，原因是山羊吃了酸枣树的嫩芽，羊肉就没有膻腥味了。到了秋末冬初绵羊能喝上冰喳水时，绵羊肉就没有膻味了，绵羊肉就最好吃了。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人们吃羊肉就讲究这个。特别是每年的中秋节是吃羊肉的最佳时机。

山羊则除了剪羊毛就是用羊皮。山羊毛可以做毛毡，但山羊毛做的毛毡没有绵羊毛做的毛毡名贵。山羊毛的另一个用途就是捻毛线做山羊毛口袋，专门用来装粮食，这种手艺本村只有沟东的张世清、沟西的袁效文、袁效义等几个人会做。1974年马咀生产队就请这几位师傅专门做了15条山羊毛口袋，为国家送公粮时也出尽了风头.整整齐齐的15条黑羊毛口袋装在架子车上拉进肖金粮管所院子里，确确实实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因为那时人们生活困难，送公粮时就用杂七杂八的布袋子装粮，既不整齐也不美观。后来沟东队也做了一些，现在这种手艺不但失传了，就连当年做的那些黑羊毛口袋也遗失的无影无踪了。山羊皮也可以做皮袄，但那都是手工制作的，非常粗糙，和现在的皮袄相比，只能算是皮袄中的次品了，主要用来防雨隔潮，牧羊人披上一件山羊皮袄，在山沟里随处可蹲可卧，那也是一种最好的搭配。现在在电影里看到扮演陕北牧羊人穿的那种羊毛在外的皮衣就是这种皮袄。所以山羊皮袄是不能上场面上去的。

奶羊是后来才有人饲养的，主要是用来给小孩喂奶，有时患病的人为了增加营养也可以喝羊奶。在饲养方式上绵羊和山羊可以成群放牧，奶羊只能在家庭单独饲养，而且饲养奶羊的也极少，一个老人拉一只奶羊去放牧，回来后挤羊奶食用，这在村里也算是不错的生活享受了。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是绵羊还是山羊，能成群放牧的只有全村几个大户人家，其他都喂那么一两只作为经济收入以补充家用。

人民公社化之后，羊全归集体饲养，每个生产队都有一群绵羊和一群山羊，每群大约在30～50只之间，有专人放牧，因为全大队既有塬区也有大量的山地，大量的山地就是牧养的天然草场。这也为牧羊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塬区的上坳、马咀和新庄3个生产队都把羊群赶到大岘子、小岘子的山里去放牧。沟西、沟东、南头把羊赶到华阳沟下去的大小堡子山去放牧。东坳就把羊赶到后子沟去放牧。羊每天都要赶到山里去吃野草，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只是夏秋两季因天热早晚各放牧一次，冬春季节则每天放牧一次，常常是早饭后出圈到黄昏才赶回。

大集体时养羊的目的首先是为农业生产提供肥料，其次也可作为集体经济收入的来源之一。对于小羊的繁殖，有的生产队放任自流，活多少算多少，与牧羊人的收入无关；有的生产队还有一定的激励措施，每年成活一只羊羔可以奖励若干工分，这也相应地提高了牧羊人的积极性，成活率相应也较高。同时，大队也定期不定期地对羊群牧养情况进行检查评比，对好的进行张榜公布，表彰奖励，以保证牧羊业的健康发展。牧羊人在每个生产队都是固定工，一年365天，天天如此，不管天阴还是下雨羊都必须出圈，人就也没有休息的时间。如果有什么特殊事情，只能让家里人替换，生产队是不管的，所以牧羊也是比较辛苦的活路。但好的一点就是每年都是固定工分，这对家庭劳力少的人来说也是件好事，一年可以挣个满工分，年终就不会超支了。对于生产队集体来说，羊毛是每年的主要收入。一群绵羊一年可以剪200—300斤羊毛，交给国家以每斤2.5元计就可以收入近800元，这是一个生产队一笔可观的收入。因为那时交给国家的购粮一斤小麦才7—8分钱。当然卖钱只是一个方面，主要还是羊粪是农业生产的最好肥料，养羊多的生产队肯定每年粮食产量就高，因为那时没有化肥，种庄稼全靠农家肥。另外，一个生产队除了大家畜是一部分固定资产外，羊也几乎占到固定资产的一半。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不但羊的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还在肖金兽医站的组织协调下，引进了新疆细毛羊新品种，通过新疆细毛羊和当地土品种羊的杂交，就出现了新的绵羊品种——当地人称“二转子羊”，使产毛率大大提高。特别是马咀的袁尚志在肖金公社兽医站工作，马咀队得到的信息就早一些，马咀队也是最早开始家养新疆细毛羊的生产队之一。随着绵羊品种的改变，山羊的数量相应减少，只有马咀队有一群山羊，其他队全部都是绵羊。全大队绵羊和山羊的总数大约常年保持在600-800只之间。由于牧羊也有其特殊性，有的牧羊人时间长了，他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做这项工作确实是得心应手。比如马咀的袁述俊和袁太成，他们在羊出圈和羊归圈时从来不数数，就只用眼睛仔细观察一下就知道是那只羊不在了。然后到别人的羊群里一下就能认出自己的那只羊。即使他们把羊赶到集市上把羊丢了，隔一段时间他们都能把那只羊从别人的羊群里找回来，不会出一点差错。这也可以算是牧羊这个行业的绝活。尽管生产队牧羊人也经常轮换，但各个生产队牧羊时间相对比较长的主要有：南头袁正有、袁治财，沟东袁如德、袁自祥，沟西袁能和、袁世琪，马咀袁述俊、袁述仲、袁述高、袁宝山，上坳袁述仁、兰兴有，新庄王三、袁尚义、袁浩信，大岘冯清红、冯清仁，小岘袁效儒，赵塬赵连海、赵连俊等，这些都是生产队牧羊时间最长的而且做得比较好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一直牧羊到大集体结束，他们是实实在在为集体经济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人。(www.xing528.com)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大集体的羊都折价分到村民家庭饲养，由于分散养羊大多以绵羊为主，特别是羊毛羊绒产业的兴起，一斤绵羊毛最高达10元左右，一斤山羊绒卖价高达130多元，这给养羊业带来了极好的发展机遇。虽然羊群规模不大，但家庭分散养羊的总数量却超过了大集体时期两倍多。其中养山羊的有马咀的袁林阳、袁太成和袁效飞，新庄的袁继成，赵塬的赵锋等几户，他们每户都在30—70只左右.由于他们饲养精心，管理科学，使养羊的效益有了较快增长。养绵羊的农户很多但规模都不大，多数养十只左右，成群养的主要有南头袁鸿兴、袁鸿武，东坳袁甲保、袁甲刚，沟东袁兆璠、袁效先，沟西袁效龙、袁能和，马咀袁兆臣、袁述俊、袁泰民，新庄袁润仓等。这些农户常年养羊但饲养数量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从地理位置来看，养羊的农户集中在马咀、沟西、新庄、赵塬等地，这既和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也和村民的生产习惯有关。如果那个地方的村民养羊收益较好就会带动一大片。从年龄来看，养羊大多是年龄偏大的人，这些人既有丰富的养羊经验，也有一定的吃苦精神，更有传统农民务实的作风。他们不求暴富，只求一天一天踏踏实实过日子，养羊有时候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国家实行退耕还林，封山禁牧，不容许羊群下山，养羊的农户逐年减少。到2018年，全村养羊不到60户，养羊总数不足600只。

2.鸡、鸭、鹅、兔的养殖

鸡是农家最小的家禽，也是最普遍、最少不了的养殖对象。农家养几只鸡，在院子里来回走动，捡食农家庭院内外散落的粮食，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公鸡黎明时打鸣报晓，母鸡产蛋后自鸣得意的叫声，都会给农家增添几分生活气息。婆婆媳妇们养几只鸡，适时孵出几窝小鸡仔，和儿孙们在一起追逐戏嬉，既有物质收获，也有精神享受。来了亲朋好友宰只鸡，再烧几个荷包蛋，也算得上最佳待客美食了。母鸡孵出小鸡后，亲戚邻居互相赠与，也能密切亲邻关系。所以，养鸡实际上也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一户农家不养牛羊骡马尚可，如果不养鸡似乎就与理难通了。鸡和人是息息相通的。古人“鸡鸣桑树颠”也透视出了农家怡然自乐的生活情趣。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鸡也是农家姑娘媳妇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平时积攒几个鸡蛋，拿到集市上就可以换回自己所需的针头线脑及发卡面油之类的小东西。年初孵一窝小鸡，年末捉到集上卖了就可以给自己或者家人换回一件可心的衣裳或者过年的用品。在经济困难的漫长岁月里，一只鸡有时就是一家人的经济依靠，这一点儿都不过分。因为鸡可以生蛋，蛋可以孵鸡的浅显道理会给人带来极大的希望和勇气。在双桐村的发展历程中，一只鸡救活一家人或者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事例比比皆是。从小事做起，凭借坚强的信心和毅力，这也是双桐村村民自强不息精神的象征。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集体时代，牛羊骡马等大家畜不允许农家私养，养羊也只是个别人的小规模行为，因此养猪就成了社员家庭主要经济来源，而养鸡成了家庭成员个人收入的主要渠道了。许多家庭一年也养不了一头猪，养鸡就成了换回家庭生活所需的油盐酱醋的主要途径。那时就有“鸡屁眼银行”之说，意思就是社员家庭一些经济开支主要靠母鸡下蛋。那时每个鸡蛋才卖3～5分钱，国家收购价是每市斤6角多钱，1斤盐是1角2分钱，1斤煤油是1角8分钱，一盒火柴是2分钱，一尺市布是1角2分钱，一尺哔叽是2角钱。做一条市布裤子也就七八角钱。尽管一个鸡蛋只卖几分钱，但相比这些日用品的价钱来，这个微不足道的“鸡屁眼银行”在帮助村民度过那样的艰难岁月还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小孩上学没有纸笔，但只要有一个鸡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在大集体时期，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不管政策如何调整，社员对养鸡的热情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要想让一个家庭度过那样的艰难岁月，除了养鸡应对别无它法。

改革开放后，村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鸡屁眼银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养鸡则以改善自家生活为主要目的，鸡蛋自给有余才拿到集市去卖，卖鸡也不再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逢年过节和迎接亲友杀鸡做菜已属极其平常之事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鸡的品种不但增多，养鸡的数量也比从前多出数十倍，也先后出现过几家养鸡专业户。特别是鸡仔大多也不用单家独户去孵化，每年春天专业的孵化厂把小鸡仔运送到村民的家门口来销售，既促进了养鸡产业的发展，也为村民发展养鸡产业提供了极大方便。现在，养鸡的农户也逐渐减少，养鸡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多数家庭不再养鸡，想吃鸡肉鸡蛋就到超市去买，个别家庭一年春天买几十只小鸡，喂到春节就能卖个好价钱。还有些家庭春天买十几只小鸡，喂大后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宰杀享用。鹅鸭全村养的极少，有时养一两只供孩子赏玩，一般不作为创收或者食肉的主要目标。到2018年时，全村养鸡约1800只。

养兔子分为两类，一类是长毛兔，以剪毛为主；一类是皮兔，以食肉和剥皮为主。新中国成立之前养兔极少，新中国成立后养兔逐渐发展起来，在大集体时代不允许群众养牛羊骡马等大家畜的情况下，许多农户也曾把养兔作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尽管那时的兔毛每斤只有2元多钱，但兔毛可以换回村民生活所必须的煤油和食盐。当年全村零星养兔的就有100多户，每户都在四五只以上。而皮兔家养相对较少。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兔毛价格高达100元以上，全村出现了数十家养兔专业户，每户饲养数量达百只以上，年收入过万元。同时，长毛兔的品种和饲养方式得到了极大改进。沟东的袁富成、袁录成等都以养兔作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也积累了丰富的养兔经验。到2018年时，全村养兔保持在400只左右。

3.狗猫的养殖

狗和猫也是双桐村传统的家庭养殖项目。狗用来看家护院，猫用来逮鼠除害，这是狗和猫的职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养殖狗猫是每个农业家庭必不可少的养殖元素。养狗既可以防止家禽家畜遭狼狐伤害，也可用来防贼防盗，还可使家庭氛围更浓，这些就共同构成了传统农业家庭一个科学合理的生态链，既满足了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的各种需求，也为农村家庭增添了浓浓的生活情趣。至于养猫逮耗子，这又构成了另一个生态链。耗子既是农作物的天敌，又是猫的食物，二者相生相克。双桐村老年人常说：“猫狗通人性”，讲的就是人和猫狗的融洽和谐关系。

传统农业时期，农家养只狗看家护院，养只猫看库房粮仓，平常也在人的身边游来荡去，以增加人愉悦的心情，营造家庭和谐自然的充实氛围。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大集体时代，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发生了极大改变，这种传统的农业家庭饲养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骡马牛驴等大家畜由家庭饲养变为大集体饲养，羊也全部收归集体放牧，就剩下猪、鸡、狗、猫留给群众家庭饲养，加之那时粮食极其缺乏，狗猫的饲养数量大幅度减少。特别是狗的饲养，20世纪60年代几乎无人饲养，因为狗猫都要吃粮食。人都要饿肚子，哪能顾得上养狗养猫呢。所以全村几乎没有一家私人养狗，只是个别生产队为了看护集体财产偶有所养。马咀生产队曾经养了一条大花狗远近闻名，沟东生产队曾经养了一条大白狗以认人准确和忠于职守而深受群众喜爱。

养猫只是个别家庭的个人行为。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大集体生产结束后，村民家庭养狗养猫逐渐兴盛起来，一方面是看家护院和看护瓜果菜园庄稼越来越显得重要，家家户户养狗也就必不可少。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群众家中的存粮逐年增多，鼠害也泛滥成灾，家庭养猫自然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到20世纪90年代，许多商人都把外地的猫仔长途贩运到本村来卖，也促成了本村家庭养猫的兴盛。

进入新世纪后，由于村民生产方式和住宅结构的改变，以养狗养猫用来看家护院和防止鼠害为主的作用逐渐向娱乐宠物方向过渡，绝大多数农户都把狗猫当作宠物来养，狗的品种随之出现了较大变化，原来体形较大的本地狗逐渐被“京吧”、“板凳”等小体形宠物狗代替。进入新时期后，全村所养的宠物狗占本村养狗的一半以上。至于养猫，由于采用了一些新的防鼠害措施，猫的饲养量逐年减少，加之各类农药和防鼠药的大量使用，极易使猫误食而死，这也是造成家养猫数量锐减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村民住房由土木结构变成砖混结构之后，老鼠对村民财物的损害程度也相应减弱，养猫防鼠害自然就淡出了村民的家庭养殖范围。另外，为适应经济发展，马咀袁忠寿曾利用自家的一处老庄院办起了全村第一家特种狗养殖场，在庆阳地区有关部门的扶持下，开始了特种狗的繁殖饲养，先后饲养各类特种狗30多条，后来由于经营不善而停办。近年来，随着农村安全形势日益严重，部分村民也把一些凶悍暴烈的藏獒等狗引入家庭饲养，既有观赏性，也提高了家庭防御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