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畜养殖的发展及归集体养殖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前，养大家畜既为农业生产提供畜力肥料，也是家庭资产积累的主要标志，尽管双桐村人常说：“家有万贯，长毛的不算”，但这只是养殖大家畜人的自谦之词，在很大程度上大家畜的多少和品类优劣就是一个家庭资产的外在体现。大家畜的养殖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一般情况下，家庭养牛用来耕地，养驴用来磨面，有钱的大户人家才养骡子和马，因为骡子是马和驴的杂交品种，从科学观点来看，骡子有杂交优势，不但力气大而且寿命长。一匹骡子能活30多年，所以村中就有“人一生盖不烂两个褐子，骑不了两匹骡子”之说。有钱人家选好骡子的个头和毛色后就指定专人进行训练，俗称“压细活骡子”，训练好以后就作为有钱有势的人出行的坐骑，如果骡子的毛色有豹子皮毛一样的斑点花纹，那就叫“豹花骡子”，谁如果有那么一匹骡子，那绝对不亚于现在的年轻人开上“奔驰”、“宝马”小桥车抖风神气。那也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标志。据说骡子训练好以后不但很听从主人的指挥，而且走起路来相当平稳，骑上骡子端上水杯让骡子行走，杯子里的水一点都不会溢出来，这就是训练成功的骡子。作为坐骑的骡子，一般是不会用它做农活的，吃的是上好的饲料，装饰的是最华丽的鞍鞯。因为饲料好，毛色亮丽有光泽，骑骡子的人再配以礼帽、墨镜、长袍、马褂和文明棍的装饰，那就俨然一幅西方绅士的风度了，即使现在最时髦的西装革履，也绝比不上这种装饰所蕴含的高贵风度。但在有些人家，骡子也用来耕地，拉磨子磨面，间或作为外出的交通工具。民国时期，全村只有袁兆祥家有一匹骡子，用作专门的坐骑，其他有能力饲养的人很少。至于马的饲养也比较少，因为马的价钱昂贵，一般人是养不起的，只是有马车的人才必须饲养。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全村没有人能置办得起马车，所以养马相对较少，也就牛和驴比较普遍。从传统的耕作方式来看，不养牛就没有办法耕地，不养驴就没有办法磨面，这是作为农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保证。所以村中就流传有“30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说法，这是一个农民最基本的标配，也是一个农民一生起码的奋斗目标。从这个民谣来看，30亩地和一头牛就是最划算的耕作搭配，既不至于使土地荒芜，也不至于白养了牛而浪费畜力，当然这是个大体的估计而已。那时候经济落后，日子过得一般都比较节俭，多数农民一户养一头牛，和另一家搭伙耕作。为了磨面方便，有的在养牛的同时也养一头驴，这样耕地磨面就两不误了。实际上牛和驴配套拉犁耕地也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搭配，就象一个急性人和一个慢性人在一起干活一样，虽然具有截然相反的属性，但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达到优势互补，这里也有辩证法的科学道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用于耕作庄稼的大家畜仍然是分户养殖，只是数量比原来有了一定的发展。因为家家户户都分了地，就必须饲养大家畜以发展农业生产。但由于家庭经济基础薄弱，一家只能养一两头。后来实行互助组和农业合作化，农户的大家畜仍然是分户饲养，只是在互助组内作一些合理搭配以便耕作庄稼。

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时，一切私有财物均归集体所有，大家畜都收归集体养殖。开始时集体没有饲养场所，就利用社员闲置的旧窑洞作为饲养场地。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大跃进”时期集体食堂的最后解散和国家对农村工作的政策调整，社员每人分到了三分自留地，政策允许社员家庭饲养少量大家畜作为家庭生活的补充。这一时期，个别社员家庭养了牛和驴等大家畜。如沟东的张世清、马咀的袁宝山、袁兆军、袁兆臣家都养了一头牛。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和集体经济的积累，各生产队都修建了专门饲养大家畜的饲养处，每个生产队都饲养大家畜十五六头（条）左右。主要有牛、驴、马、骡子四种。最初都是牛和驴，后来才有了骡马，但数量也不多。养这些大家畜的主要用途是为农业生产提供畜力和肥料资源。根据生产需要和饲养能力，每个生产队的饲养数量始终没有大的发展变化。为了加强对这些大家畜的饲养管理，双桐（五星）大队曾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期间每年冬季举办一次大家畜饲养工作评比表彰大会，把各生产队的大家畜集中到一起，组织人员进行评比，然后给评出来的优秀饲养员给予一定的奖励，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家畜饲养工作的健康发展。到70年代初期，马咀生产队在袁友山和袁兆臣任生产队队长时，在生产队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通过多方借贷率先拴起了一挂胶轮马车。接着南头、东坳、沟东、沟西、新庄、大岘、小岘等生产队也都先后拴起了胶轮马车，都开始养了骡马，使大家畜的养殖规模和种类有所扩大。特别是大岘生产队在拴马车的时候因资金紧缺，许多社员变卖家产支持生产队的基本建设，可见社员对集体大家庭的关心和热爱。到80年代初的包产到户之前，全大队共养大家畜140多头（匹），大部分仍然是牛和驴，有胶轮马车的生产队就养了四五匹骡马。其中马咀生产队的骡马就占全大队大家畜的三分之二还多，都全部在生产队的饲养处集中饲养。这些大家畜除主要用于集体生产而外，有的生产队还根据畜力情况在农闲时节或社员遇上婚丧嫁娶时让社员用集体的牲口磨面，这也充分体现了大集体时代生产队的人性化管理。(www.xing528.com)

各生产队的饲养人员基本上都是长期固定不变的，因为时间长了，他们不但干习惯了，也有了一定的经验，而且这份活路也是生产队可以挣到固定高工分的一份活路，平常干完活后还会有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多干点家务，对人口多劳力少的家庭也未尝不是件好事。所以，南头队的袁正有、袁保信、袁恩元、袁正义，东坳队的袁尚儒、袁甲兴、袁承伟，沟东队的袁保明、袁效先、袁如德、袁世海，沟西队的袁兆有、袁述芳、袁世琪、袁效龙，马咀队的袁建华、袁建新、袁友三、袁世科，上坳队的袁尚德、脱世贤、袁存玉、袁满学，新庄队的袁尚义、袁尚智、袁尚能、袁百亮、袁润仓，大岘队的袁述鹏、袁述瑶、袁述旺、袁世先，小岘队的袁宗璧、袁述清，赵塬队的赵锋、赵连常等，他们是生产队大家畜饲养工作的行家里手，这些人为生产队的大家畜饲养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81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家畜全部分配到户，生产队的集体饲养方式也退出了历史舞台，饲养场地也都作价卖给了社员私人使用。大家畜分配时，先按大家畜的优劣分等做价，然后以价钱多少计算按人口平均分配。有的一户就能分到一头牛或一头驴，有的几户人才能分一头牛或一头驴。比如马咀生产队当时有54户人家，只有10头大家畜，开始是几户分到一头大家畜后轮流喂养，后来不便管理，人们就作价补偿将大家畜留给少数家庭，这样好多农户就没有畜力，他们就仍然采用合伙配套的办法或者以人力代替畜力的办法耕作。后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小型农业机械的普及，耕种打碾磨面等农活逐渐被农业机械代替，以养大家畜发展农业生产的传统方式得到根本改变。到20世纪90年代，全村养骡马的农户只有马咀的袁兆臣、袁泰民等几家，这些主要成为农业机械耕作的补充，驴基本上没有人再饲养，养牛也不再用来耕地，而成了群众的致富赚钱门路。全村也先后出现了许多养牛专业户，每户年出栏肉牛都在一头以上。1988年，全村曾进行过一次万元户评比，其中有10多户就是靠养牛而成为全村首批万元户的。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生产的发展，为了弥补机械耕作的不足，全村有沟东的张世清，马咀的袁兆臣、袁述华、袁泰民，沟西的袁效龙，上坳的袁东平，新庄的袁东亮、袁润仓等先后成为专业畜力耕种户，他们主要养骡马为村民耕种边角小块地提供方便。

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各类小型农业机械的出现和广泛普及，传统畜力耕作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随着专业畜力耕作户的消失，大家畜养殖从为了畜力耕作直接转到为了食肉赚钱的阶段。2008年，沟西袁小龙开始创办养牛场，先后建成大棚牛舍4座，面积1200平方米，年存栏肉牛70余头，年出栏肉牛50余头。他不但自己成为全村规模最大的养牛专业户，而且还带动了全村养牛业的发展。到2018年，马咀袁兆臣、袁泰民，新庄袁世春、袁百亮、袁润仓、袁三仓、袁如升、王富兴等尽管仍然用传统方式在家庭养牛，但牛的出栏外调都由袁小龙负责。他将全村的出栏肉牛统一收购运往平凉的宰牛场和庆城的活牛交易市场进行交易，既活跃了养牛市场，也为全村养牛户提供了便利，他的养牛场已真正成为双桐村养殖肉牛的龙头养殖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