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抗战胜利后的变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胜利后南开即准备复校工作，大学部派伉乃如、中学部派丁辅仁两人赴津成立复校筹备处。伯苓校长于1946年因患病赴美就医，病愈后于该年6月4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赠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是年夏伯苓校长在华盛顿旅馆浴室中，滑倒摔伤脊骨，经医生疗治痊愈后，始由美国回国返津。

南开学校除收回天津各部原有八里台大学校舍及城内中学校舍外，还接收六里台旧中日中学（土地约136亩），作为大学教职员眷属住宅，改称北院。又在城内接收迪化道旧商业学校（日本人所办的）作为大学政经学院（原为经济学院），称为东院。又在旧商业学校隔壁，原为日本人所办的淡路小学，作为女中部校舍（旧商业学校与淡路小学两处共有土地约35亩）。大学校舍未被炸毁而尚余存部分经日军盘踞8年，破坏奇惨，由6月开始，草草修缮填补，勉强备用，称为南院。

该年（1946年）教育部令自该年起，南开大学改为国立，伯苓校长仍任南开大学校长。南开、北大和清华三校分7处招生。10月3校公布录取新生名单。南开大学与天津南开中学（按天津南开中学与重庆南开中学仍为私立）于10月17日南开校庆同时开学。在开学那天，伯苓校长异常兴奋，向着全校师生与在津所有校友誓言“南开还要长，还要更长。我要继续再为南开努力干15年……”等语。

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后，分为三处四院：秘书处，秘书长黄子坚；教务处，教务长杨石先；训导处，训导长先为傅恩龄后改为王文田代理；文学院，院长冯柳漪。设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哲学教育系四系；理学院，院长邱宗岳。设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四系；政经学院（原为商学院，嗣改为经济学院），院长由陈序经代理。设政治学系、经济学系（设有经济研究所）、商业管理学系、银行货币学系、统计会计学系五系；工学院，院长张克忠。设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设有化学工程研究所）三系。

全校教授共47人，副教授31人，专任讲师16人，教员18人，助教44人，合计共有157人。到1948年大学部学生共计有1325人。

1947年伯苓校长当选天津市行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3月28日伯苓校长出席首届行宪国民大会，同年6月接受蒋先生的敦促，伯苓校长出任行宪后第一任考试院院长。到任不久旋返津料理南开各部校务。抵津门后，奉到教育部公文略谓：“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辞职照准”云云。伯苓校长电召在美的何淬廉来津代理校长职务。何氏接伯苓校长电后，即于9月间到校，伯苓校长整装准备返回南京。

在伯苓校长要离津的前两日，我下班后去伯苓校长家道别，看见伯苓校长精神稍有不振，身体亦渐消瘦。谈了一些学校的情形，伯苓校长与张师母坚留我吃完饭再回校。在吃饭时，伯苓校长对我说：“我离津去南京，你们都要努力地干。……”没有想到，这次我与伯苓校长同桌共餐是我与校长26年来师生晤谈最后的一次。

吃完饭，我要回校时，伯苓校长又告诉我说：“守媛养病费，我已交给史学曾（复员后南开中学会计主任）那里，你每月由他那里领取30元（金圆券）给她送去，告诉她好好养病。”提起这件事来，实令人难以忘怀。特略述其经过如下：所谓“守媛”，就是王守媛女士，她是我在南开女中同班的同学，她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是天津邑绅王君直之侄孙女），不幸读到大学两年级后，就患严重的肺病，稍后她的母亲病故。抗战军兴，许多故旧都纷纷离津逃往后方，只留下她一人卧病在北平北海疗养院里。抗战胜利后，我在平津两地到处寻找她，终于辗转得到她的下落。她是卧病在她的姨母家，我便即刻去看她。彼时她身体枯瘦如柴，环境窘困万状，可谓贫病交加，见此，我禁不住落下泪来。她告诉我在抗战期间家庭的变化及其生活的情况。我问她：“你一个人每月生活及养病费用至少需要多少？”她算了算回答我说：“每月只要30元就可维持最低的生活。”有一天在伯苓校长家里，伯苓校长问起来，我把她生活的苦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校长。校长听完之后马上就说：“你不要管了，我每月帮她30元。”当时就交给我30元钱，要我给她送去，并且还说：“你告诉守媛，好好安心养病，我每月一定照付30元。”一直到伯苓校长要离津去南京前两天，还没有忘掉这件事，并已安排妥贴。伯苓校长11月离开天津后，我只在史学曾处代领取过一次，王守媛女士就在12月间去世了。(www.xing528.com)

何淬廉于12月1日亦离津过平南下，后即赴美。黄子坚（南大秘书长）、杨石先（南大教务长）与我（南大代理训导长）三人留校，共维残局。1949年1月15日共军占据天津后，公布取消大学训导制，我才解除职务。于2月中（日子记不清）由津搭英轮赴港，再转往广州，从此离开我的母校与我的家乡！

1951年润章（外子）与我在巴黎时，忽接天津友人来信略谓：伯苓校长于1951年2月23日因患脑溢血逝世于津寓，灵柩暂厝于天津吴家窖永安公墓等语。恶耗传来，不胜悲痛之至！

1968年3月2日草完于纽约

【注释】

[1]本文原载台北《传记文学》1969年第5期，第6期和1970年第1期，转载时略有删节。——编者注

[2]应为王奎章，即王锡英之父。——编者注

[3]瑞庭先生即章瑞庭（1878—1944），曾捐助南开学校教育基金10万元。——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