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瑛生平记略-天津文史资料选集

潘承孝　杜碧涛

刘锡瑛，字毓华，1894年生于直隶滦州（今河北省滦县）王辇庄。他生活在一个小康之家，幼年得以专心读书。到1917年，他考入北洋大学时，家里供他一人上大学就感到很吃力了，其余的兄弟五人，连中学都未进过。因此，他学习非常勤奋，加之天资聪颖，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由于他的家境每况愈下，每月十数元的学杂膳宿费用都难以保证。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他大学未毕业，便决定参加官费留学考试。可是1920年留学考试的专业，没有他所学采矿专业，他就想改考电机专业。采矿专业所学的数学程度较低，达不到电机专业的要求，于是他便抓紧考试前的几个月时间，一边上课，一边利用课余时间补习数学，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官费留学生。可家人不同意他出国留学，一是因为家境困难，盼着他大学毕业后赚钱养家；再者，父母考虑到他兄弟姐妹六人之间的关系，别因为悬殊太大造成纠纷。毓华是很孝顺的，但又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志向，便求助于其舅父。还是有文化有见识的舅父出头，说服了父母，并答应从生活上接济毓华和他的家庭，这才成全了他的留学志向。

1920年夏秋之交，毓华赴美，先是入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学习，两年后又考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于1924年获电机硕士学位。

在美留学期间，由于国内政局不稳，战争频仍，北洋政府往常拖欠应支付留学生的生活费，有时一连数月分文不发，事后又不追补。毓华家中是无力接济的，所以生活拮据。虽然舅父答应帮助他，可倔强的毓华，不肯接受，他利用课余和寒暑假去打工，以维持生活。美国的大学是不供给学生食宿的，他便租最便宜的房子，吃最廉价的饭菜，有时一连数月以马铃薯和面包充饥，吃蔬菜的时候很少，肉蛋之类几乎与他绝缘，以致后来一见面包胃就泛酸水。回国后，毓华宁肯吃玉米面，也不吃面包。留学期间，境遇虽困难，但他很坚强，也很勤奋，不叫苦，不求助他人，即使寒暑假白天打工累得精疲力竭，晚上也要坚持学习到深夜，因此学业一直优秀。

1925年春，毓华归国来到天津。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得知后，便找到毓华，表示愿以高薪聘用。对此，毓华父母非常高兴，一是离家近，二是待遇优厚。亲友们听说他能到启新任职，出于就地“借光”谋取生活出路等目的，不少人也来怂恿。但是，毓华所考虑的是，洋灰行业非己专长；另外，还顾忌象启新这样老牌的官商性质的大企业，人事关系复杂，而处理这复杂的人际关系，既非己所长，又非己所愿。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不去启新，而受聘于杨育平长校的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任物理和机械教员。这里的待遇远比不上启新，但工作性质符合自己的志向和性格。从此，他便决心投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是年11月底，冯玉祥的国民军攻打盘踞在天津的奉系军阀李景林，直隶工业专门学校的校舍几乎全被军队占用，学校被迫停课达半年之久。毓华于1926年夏经朋友郑世奎教授介绍，赴奉关（今沈阳），应私立冯庸大学之聘，担任电机学系教授。

1927年8月，潘承孝来到冯庸大学，任机械系教授，与刘锡瑛同居一室，潘教授也是留美的，也曾在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任教，两人朝夕相处，交谊日渐笃厚。刘、潘两人性格相近，志趣相同，治学严谨，醉心教育。两人在一起备课，批改学生作业，相互切磋学问，两人均深得校长冯庸的厚爱。但是，由于冯庸同其父冯麟阁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唆使，出兵与苏联军队作战，国人深为不满，刘、潘二位教授因此谢绝了冯庸大学的续聘，1929年暑假后受聘于张学良自任校长的东北大学工学院。

当时，东北大学在国内已小有名气。张学良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不惜重金相聘。如助教的月薪为160银元，讲师的月薪200银元有奇，教授的月薪在270银元以上。这是说的额定薪水标准，加上兼课费，一位水平较高的教授，每月收入可超过400银元。因此，东北大学荟萃了不少知名的教授，毓华以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很快便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和同行的认可。有了用武之地，毓华更加勤奋。正当他才华初露、欲展宏图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突然炮击沈阳北大营中国军队驻地，一夜之间，沈阳沦陷。未及数月，东北三千里大好河山，遍遭日军铁蹄的践踏。东北大学的师生不甘心作亡国奴，毓华也以同样的心情随同流亡的人群进关，回到天津。1932年春受聘于母校——北洋工学院，任电机学系教授。

1937年7月9日，天津沦陷，北洋工学院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之令迁西安。当时由于情势紧迫，又值暑期，正在滦县故乡休假的毓华未曾接到院方内迁的通知。当他回津后，一时打听不到准确的消息，便在英租界一家小旅店住下来。9月初的一天，在劝业场附近他与老朋友潘承孝邂逅相遇。当时潘是北平大学工学院机械系主任，是趁暑假回来探亲的。潘承孝告诉刘锡瑛，他刚刚收到校长张贻惠寄自西安的信，说平大、北洋、北师大等已迁到西安并成立了西北临时大学。凡原京津一带高等院校的师生，均可到西北临时大学任教或就学。两人相商，决定投奔西北临时大学。由于日本侵略军占领京津后，正沿津浦铁路南下，直接去西安的铁路已经不通。9月11日两人抛妻别子，从塘沽乘船去青岛，下船乘车至济南，转向徐州，再由徐州折向郑州，经洛阳去西安。路上走走停停，加上在胶济铁路中段的一次火车脱轨，险遭不幸。平时乘火车一天多的路程，他们乘船换车绕行了整整一个月，到西安是10月11日。这时，西北临时大学已经开学。毓华在一家小旅店临时安顿下来，即接受了教学任务。学校条件很差，生活很艰苦，根本谈不上发工资。但教师们深感国难当头，非但不计较待遇高低，而且教课非常认真，毓华同大家一样，干劲十足。

1938年春，同蒲铁路南端的风陵渡失陷，日军进逼潼关，西安也不安了。国民政府教育部急令西北临时大学迁往陕南汉中大巴山区继续办学，于是西北临时大学迁到了城固县。毓华因胃病严重，未随迁，滞留在西安治疗。他惦记着学生们的课程，大约过了半个月，他的胃病稍有好转，便匆匆赶到了城固。大巴山自然环境优美，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但办学条件比西安更差，连电都没有，交通也不方便。毓华和大家一起挤在借用的“中山堂”里的一个大通铺上，每人安身之处不过两平米左右。

是年暑假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令西北临时大学改组为：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医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和西北女子理学院，除女子文理学院和医学院在汉中沔县，其他四个学院均设在城固境内。西北工学院是由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私立河南焦作工学院组成，1938年10月在古路坝正式开学。西北工学院筹备组由北洋大学的李书田，北平大学工学院的张贻惠、东北大学工学院的王茂春、焦作工学院的张清琏和教育部代表吴庶华等组成，李书田任筹备主任。毓华任西北工学院电机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那时不设专职系主任，系主任均由教授兼任。教授必须以教书为主，课余时间处理行政事务。毓华白天教课，还要处理系务所务，晚上还要借着油灯或土蜡的微弱灯光批改作业、备课。

1939年3月，西北工学院曾发生过一次逐李风潮。起因是“东大”、“平大”、“焦工”的学生及收容的平津一带其它大学的借读生，对李书田以“北洋”为主的态度颇为不满，最后由情绪上的对立导致行动上的对抗。李书田一怒之下，将原“北洋”的学生带到离古路坝不远的左家湾，准备另立炉灶，以图恢复“北洋”。这一举动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矛盾更加激化，“逐李”风潮更加高涨。在这种情势下，李书田在“西工”难以立足，便率部分“北洋”师生南下广元，并扬言誓在四川重建“北洋”。毓华虽然是“北洋”毕业生，又是“北洋”的主力教授，且与李书田又是同学朋友，但对李的所做所为却很不以为然，他亲自跑到广元，苦口婆心地劝李书田回古路坝协商解决问题，但李不为所动。消息传到重庆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不同意重建“北洋”的主张，当然也不同意李书田进川，并立即派出在教育部工作的“北洋”校友曾养甫陪同教育部官员赖琏，迅速赶赴广元劝阻，李书田终于妥协。不久，教育部正式任命赖琏为“西工”院长。李书田拂袖而去，到西昌开办技术专科学校去了。临行前，李曾邀毓华同住，被婉言谢绝了。当赖琏到“西工”上住时，几乎全体师生都到山下去迎接，而毓华却未出屋门。(www.xing528.com)

1943年底赖琏调回教育部，潘承孝继任“西工”院长，毓华任“西工”的教务主任，仍以教学为主。这期间，每当潘院长离校公干，院务工作即由毓华代为主持。

1945年抗战胜利后，沦陷时期内迁的高等院校纷纷筹备复员。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保留“西工”建制，并决定将校址迁往西安。“西工”院长潘承孝决定，凡愿回原校工作的教师一律放行。毓华遂于1946年暑假后回到已经复校的北洋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

1948年末，平津战役的序幕已经拉开，国民党在华北一带的统治大势已去，李书田却主张“北洋”南迁。毓华站在广大“北洋”师生一边，坚决反对南迁。天津解放前夕，李书田看到国民政府朝不保夕，而目“北洋”南迁无望，便准备离开大陆。临行前，李书田找到毓华，拿出一张当时很难搞到的飞港机票，劝毓华一同离开，先到香港，看势态的变化再考虑去美国，并说在美国的亲友定能相助。毓华没去接那机票，他对李书田说：“共产党的功过是非日后自有公论。共产党来了，我仍然要在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上办教育，哪儿也不想去。”其实，毓华家在冀东，从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订之日起就切身体验到国民政府腐败无能造成民众的不幸。及至抗战爆发，对于共产党坚决抗日的诸多事实早有所闻，面对现实，毓华的心是倾向共产党的。他毫不犹豫地留在了天津，并以北洋大学教务长的身份和师生们一起保护着学校，准备迎接解放的曙光。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北洋大学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此前，李书田等已离开大陆，毓华成为北洋实际上的负责人。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主任黄松龄邀见毓华，希望他能出任北洋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主持“北洋”全面工作。毓华建议请曾担任过西北工学院院长的潘承孝教授出任此职，并说潘教授为人正派，且有管理高等工科学校的经验。殊不知向黄松龄推荐毓华的正是潘承孝。黄松龄全面衡量后，还是采纳了潘承孝的意见，任命毓华为校务委员会主席，毓华成为人民的北洋大学第一任主要负责人。

1951年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集国立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的校（院）长、教务长、秘书长及学生会、工会的代表开会，商讨两校合并的问题，作为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试点。随后，由教育部、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及两校代表组成了并校筹备委员会。6月2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签发的《高三字第533号》文件，批准合并后的校名为“天津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是刘锡瑛、副主任是赵今声、潘承孝。

在一些教育史资料上常见到：“天津大学是由原北洋大学、河北工学院、南开大学工学院和津沽大学工学院等合并后建立起来的”说法。其实不然，如前所述，天津大学是由原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合并而成，时间是1951年8月6日。到了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南开大学和津沽大学的工学院；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化学工程系；北京铁道学院的建筑工程系并入天津大学，而非合并后成立的天津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后，天津大学的校长由天津市长吴德兼任’第一副校长张国藩，毓华任第二副校长，主管教学与教师工作。他在工作中不仅顾大局、识大体，而且公正无私，仗义执言。他个人修养非常好，素以“四不”自律；不闲聊天、不发牢骚、不夸己长、不论人短，以致与他共同生活了18年的夫人杜碧涛都很少了解他的生平事迹，因毓华回家之后，除了看报，就是读书，他不仅对专业书刊勤学不辍，而且涉猎颇广。他热爱毛主席，很喜欢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不知反复读了多少遍，红笔划了蓝笔划，注眉批，记重点，整本书上没有一点空白；他的古文底子很厚，经常捧起《左传》、《史记》来朗读几段；他还酷爱书法，能临摹“二王”、“南帖北碑”，谈起来津津有味……。但从不与家人叙家常，也不听别人闲聊天，更没有听到过他发牢骚。就是“文革”期间，家遭横扫，人被触及“灵魂”兼及皮肉，直到郁闷而故，家里人也没有听他发过一句牢骚。

1966年9月19日，毓华去了，永远地去了！虽说已年逾古稀，但对于一位终生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还是太早了。他那忠于祖国教育事业的赤子之心，还有那堪为人师的高尚品德永远地留给了后人。

（王家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