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重建河北工学院,潘承孝调任河北工学院院长。又是一种巧合,河北工学院的前身,正是他31年前第一次走上高等学校讲台的那所“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62年,河北工学院与天津机电学院、天津化工学院、天津建筑工程学院等四院合并成立天津工学院时,潘承孝仍任院长。1983年他因年事已高,改任河北工学院名誉院长而退居二线至今。
作为教育家,潘承孝长校河北工学院以来,总结他从教数十年的经验,在高等工业教育的办学方向上,他主张工科应当与理科结合起来——理工结合以办好高等工业教育。为此,自六十年代初他曾做过多次努力,建议在河北工学院设立数理系,包括物理、数学及力学等专业,以培养适合工科教学所需要的基础课教师和基础理论研究人员,但始终未得到有关领导的认可与批准。直到今天,河北工学院基本上仍然是纯工科性的高等院校,每谈及此,潘承孝总感到遗憾,他始终认为“理工结合”是办好高等工业教育的正确途径。现在,潘承孝曾经工作过10年的天津大学已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
他长校河北工学院30多年,无论是处在顺境还是逆境,始终站在一个教育家的高度,兢兢业业地为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克尽职守。在组织教学过程中,审慎地执行“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强调加强基础理论、基本功、基本知识的教学,努力使教学与科研、生产相结合,重视师资培养和先进的实习实验手段及科研场所的建设。择其要者,记述如下:
作为教育家,潘承孝非常重视人才,河北工学院重建初期,各项事务工作繁忙,但他最重视的还是邀集骨干教师,如电机系教授王董豪、硅酸盐专家佟明达教授、机械系教授杨学涵、力学系教授陈家征、薛光燕……同时选拔一批青年大学生在天津大学进行培训,继而,从国家重点大学分配来一批批毕业生,充实师资队伍。他以教育家的慧眼发现了不少有才华又有事业心的青年,便特意向教务处负责人王富龄(后为河北化工学院院长,现退休)先生说明:无论本院条件多么困难,也要设法为这些青年人创造条件,提供方便,让他们多参加校外或国外的专业学术会议,帮助他们尽快提高业务水平。当时潘教授提到名字的那几位青年教师中,就有20年后蜚声国际学术界的高能物理专家杨国琛教授(现任河北工学院基础课教学部主任),1987年载入《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的概率论专家刘文教授(现任河北工学院数学教研室主任)等。
1972年潘承孝刚获得“解放”,被安排到科技情报室做翻译工作。到了情报室,他在堆积如山的各种图书和期刊中,发现夹杂着数以千计的外文期刊杂志,他如获至宝,一头钻进书堆里,一本一本地翻看整理。当他发现在我们举国高呼“万岁”、“打倒”的时候,已被迅速发展的世界科技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他感到痛心疾首。他不顾自己只是一个接受“再教育”对象的身份,一头扎进那落满灰尘的书堆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挑选、分类、整理。随后又以个人名义分别邀集了几位通晓英、俄、德、日文的中老年教师,进行翻译。他自己一边做翻译工作,一边做咨询服务工作。翻译出来的文稿,在当时是派不上用场的,不过当粉碎“四人帮”以后,却成为“科学的春天”的前奏,当时翻译的一批著作,如《内燃机》、《断裂力学》、《汽车的振动与噪音》,在潘承孝的组织下正式出版了。这是“文革”后河北工学院编译的最早一批有价值的科技图书。从此,“断裂力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就在河北工学院的材料力学和理论力学教研室中展开了。
潘承孝在科技情报室期间,在情报室负责人、工人师傅董春阳的支持下,曾筹备出刊《河北工学院科技情报》四开小报和复刊《河北工学院学报》。当时,校办印刷厂忙着印刷政治学习材料,无暇顾及“情报”和“学报”的印刷。无奈,情报室的夏巨敏等只得自己动手,油印出版。就这油印的刊物,1974年也被勒令停刊了。因为“情报”和“学报”内容:不突出政治”——尽管“情报”的报头和“学报”的扉页上都是特号字印有马、恩、列、斯、毛的语录,仍然行不通。直到1975年初,邓小平代总理主政国务院时,政治气候好转了些,科学也受到重视的时候,“情报”和“学报”才得以复刊。10年以后,《河北工学院学报》已是小有名气的省级科技刊物了,它的“文摘”也加入了国际学术交流的行列。
无论政治气候如何变化,潘承孝对于科学的价值始终坚信不疑,那教育家的气度与风范也丝毫不减。1973年夏日的一天,他从科技情报室回家的路上,发现一位中年教师躲在灌木丛中复习英语,便走过去鼓励那位教师:你不要害怕,要坚持下去,终有一天会有用的。并主动提供当时可能搜集到的与那位教师从事的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供其阅读,锻炼翻译能力。潘教授心里明白,在那知识受虐待、政治帽子满天飞的岁月里,接触带“洋”字的东西都需要极大的勇气,过去学过的也都生疏了,需要鼓励他们尽快地熟悉起来,便不厌其烦地给以指教。多年以来,直至今天他已耄耋之年退居在家,求他校阅译稿、审阅论文或向他问教疑难的人,仍不绝于门,他始终欣然应允并认真予以指导,并且分文不取,表现出一个教育家的高尚师德。对于这一点潘承孝曾不只一次地说过:“要想发财,就别当老师。自古以来,教书先生就冠以‘穷’字,叫做穷教书匠。教师就是给后学传授知识、解答疑难的,这是我们做教师的天职。”
作为教育家,他诲人不倦,到了晚年,仍一如既往。1975年,潘承孝从“发挥一技之长”的科技情报室“升”任了副院长并主持教务工作。到任不久,他听到农机系内燃机专业的“工农兵学员”反映,讲授内燃机原理课程的某教师,教学效果不好,学员们都不愿上他的课,想“罢听”。对此潘教授十分焦急,便匆匆找到“内燃机连队”(“文革”时期的特定编制,由教师、管理干部和学员混编而成)的负责人,问清情况之后,他便请连队负责人组织该教师在有关教师参加下进行一次试讲,他亲临听讲。试讲过程中,他发现确实存在概念不清楚、语言欠准确等问题,于是当场予以耐心指导,并针对问题,亲自当场示范。那时他虽然已是80岁高龄,而且20余年未上讲台,可是示范教学仍然轻车熟路,板书还是那么工整清秀,语言还是那么准确流利,概念、原理、公式推导,讲起来一字不差,如数家珍,使在场的所有教师都赞不绝口,惊叹不已,那位试讲教师更是受益匪浅。(www.xing528.com)
作为教育家,他与旧知识分子阶层中流行的“文人相轻”的弊病相反,奖掖后学,非但不怕,而且希望后学们崭露头角,为国争光。这里叙述一段潘承孝自己从来不讲、也不愿别人讲、但工学院几乎尽人皆知的事实:学院化学工程系教师邹仁鋆,经过长期研究,写出了几篇有关石油裂解方面的论文,潘承孝看到这些论文后,认定这是非常优秀的成果,便于1979年亲自将其推荐给《中国科学》杂志编辑部。论文是对世界著名的反应工程学权威、联邦德国埃森大学教授施密特博士的一个重要理论提出修正。当《轻烃混合裂解反应转化率产物分布等预计问题的探讨》、《烷烃裂解反应的化学热力学和动力学研究》两篇论文在《中国科学》的中、外文版发表后,很快便引起世界石油化工界的强烈反响:日本石油学会会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功力太硕博士,美国的德克萨斯大学著名教授霍兰博士,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康贝尔博士等人纷纷来电来函,高度评价邹仁鋆的卓越论述,就连施密特本人也心悦诚服地说:“您(指邹仁鋆)的论文对工业有重大意义……您弥补了我的缺陷。”因此,美国、英国、日本、联邦德国等十几个国家先后邀他去访问、讲学或出席学术会议。1981年9月英国皇家化学会授予邹仁鋆特许化学家称号,这一殊荣,第一次冠在中国人的名字上,邹仁鋆被破格升为教授。潘承孝教授以教育家的慧眼发掘出蕴藏在河北工学院这样的二类学校的世界级名星。1982年秋,邹仁鋆教授又接到美国化学会邀他出席1983年3月在纽约召开的国际化学学术会议,学院领导多数同意邹教授应邀,但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邹仁鋆已经去过英国、日本,也去过美国,不应再派他去了,因而迟迟得不到批准。潘承孝得知这一不愉快的消息后,便在去省会参加省人大常委会的时候,向省政府有关领导说明,我们的学者能出国讲学,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取得发言权,其本身就是我们国家的光荣;同时,也可借此机会了解国际学术动态,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这对我们国家的科学教育事业有益无损。我们省有这样的机遇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省政府有关领导同志赞同潘承孝的意见,并立即向国家科委申报,使邹仁鋆教授得以如期成行。
作为教育家,潘教授历来主张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以办好高等工业教育。他认为:高等工业教育的教学目的是为改造工业生产技术装备,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和技术科学研究准备人才的,必须利用工业生产的现场作为实习基地,使学生了解工业生产的现状;而教学水平的提高,则有赖于技术科学研究的成果来充实教学内容;同时,技术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也体现在工业生产上,这三者的关系是互相补充和促进的,因而必须密切结合。所以潘教授在组织教学过程中,竭力在学院范围内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
河北工学院在1958年重建初期,潘承孝看到作为金工实习用的学院附属机械工厂内的近百名工人中,虽然四级以上工人占多数,技术力量很强,但年龄多近50岁,而且文化水平最高者只有小学程度。这样的队伍,过不了10年,老工人退休,便会出现断层;就是在当时,由于工人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有技术而缺乏理论知识,也很难适应高等工科学生教学实习的需要。于是他果断地决定招收数十名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青年工人,进行技术培训以充实实习工厂的技术力量。几年后,这批生力军便锻炼成为有技术、懂理论的主力军了。不仅保证了教学实习的质量,而且他们还自行研究、设计并生产出诸如:拼合式万能机床、内燃水泵、空压机、电动机等中等以上水平的产品供应市场。有的产品获得部级奖励,有的产品还出口外销。此后,附属工厂不断发展壮大,今天,河北工学院附属工厂已小有名气,从业人员370名,每年接纳1200余学生进行5周的金工实习;承担本院有关专业的毕业实习与设计;承担指导硕士研究生的研究任务;批量生产高技术机电产品,年产值达700万元。设立了自动化装置研究所,实现了完全的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这成就,当然不能归功于潘承孝个人,但是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当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他为此是尽心竭力的。
作为教育家,他重视实验课程及手段作用,从实验人员的配备与培养提高、仪器设备的购置、实验课程的安排与教学质量检查,到实验场所的建设与维修等等,他都亲自过问,他的足迹遍及所有的几十个实验场所。就是到了晚年,他那教育家的科学神经的敏感度仍然很高。70年代伊始尽管当时还处在“文革”后期,他就“超前”了解到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认为已经到了电子计算机时代。在我国社会上尚未正视这一时代特征的时候,他便在中青年教师中进行宣传,并组织外文及数理基础比较好的教师开发这门新的技术科学。到1978年初,便正式开办“AG语言(第三代电子计算机基础知识)”训练班,两年时间内共组织了8期,使600余名教师获得了必要的基础知识,并培养一批计算机科学的教学与科研人员,为其后普及计算机技术和1983年建立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奠定了基础。当时,潘承孝已是年逾八旬的老人了,他还亲自操办引进电子计算机设备,选调得力人员筹办起电子计算机计算站。到1987年,这个计算站已发展成为拥有54台各型微机和3套超微机系统的计算中心,为校内外的生产、科研及教学服务。1982年,他倡导为学生试开“算法语言”课程;1983年,全院各专业的教学计划中便增设“算法语言”为必修课程,以普及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在潘承孝亲自操持下,河北工学院成为全国普及计算机知识和开展计算机科学研究的最早的单位之一。
1982年2月,他作为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到石家庄参加省政协四届二次会议期间,听说河北师范大学开办了“电化教学”的消息,便坐不住了,借会议休息时间,匆匆赶到“师大”去参观访问。会后返校,第一件事便是着手进行“电化教学”室的筹建工作,培训电化教学人员与购置有关设备——闭路电视系统、录放象及幼灯片制作器材——同时进行,半年多时间,这一现代化教学手段便开始为教学服务了。
直到今天,他仍然关心着实验室的建设。
潘承孝对祖国的高等工业教育事业竭尽全力;同时,还曾担任过许多社会工作,他曾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津及河北省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六届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和河北省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和名誉会长,中国工程机械学会理事兼编辑委员,中国内燃机学会顾问,中国汽车学会名誉理事长,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顾问,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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