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西工在抗战时期：文史资料

1937年爆发了“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又踏进了北平。北平沦陷，“平大”内迁西安时，由于形势所迫，他未得到消息，一时与“平大”失去了联系。

9月初，南京政府在报纸上公布了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迁至西安，并成立起西北临时大学，三校联合办公。几乎与此同时，先行到达西安的“平大”校长徐颂明、“平大”工学院院长张贻惠，电报通知“平大”师生速去西安报到。在英租界一家旅店里潘承孝见到了“九·一八”事变后回到北洋工学院任教的刘锡瑛教授，他们商定由塘沽乘船去青岛，再乘车经济南转徐州，折向郑州去西安，当时直接去西安的交通已被阻断，必须绕道。由于战争的原因，走走停停，1000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一个月，10月11日终于到达了西安。这时，“西北临大”已经开学了。在这里，一切都很简陋，教师们的工资减少了许多，但是潘承孝和大家一样，为了抗日才到内地来的，并不计较工资多少，有饭吃就坚持上课，而且尽力把课教好。

1938年7月日本侵略军攻进晋南，风陵渡失守，西安也不安了。国民政府西安当局催促非该省属单位尽快迁离西安。国民政府教育部安排“西北临大”迁往陕南山区继续办学。到了汉中城固县，他们借住在“中山堂”，二三十人挤在一间屋子里。上课是借用一座意大利教堂的一些房子，办学条件较在西安更为艰苦。不久在汉中城固、沔县等地选定校址，并建起了一些砖木结构的平房作为永久校舍。

1938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内迁的几所大学，按照文、师范、理、工、农、医六类分设六个学院，工科的组成西北工学院，它是由原北洋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和东北大学机械工程学系等合并而成的，校址设在城固县古路坝。开始时，西北工学院筹备组由原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任主任，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张贻惠、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王文华、焦作工学院院长张清琏和国民政府教育部所派代表胡庶华等人任委员。

1939年初“西工”曾发生一场由学生引起的“驱逐李书田”的风潮，李书田愤然离开“西工”。国民政府教育部便任命赖琏担任了“西工”院长；潘承孝教授兼任了机械系主任和教务主任。不久，赖琏又兼任了西北大学校长，加之又常到重庆述职，在“西工”的时间就不多了。因而，“西工”的院务工作实际上由潘承孝代理。

1943年12月赖琏调回教育部任副部长，同时任命潘承孝为“西工”院长。他当院长是不情愿的，因为当了院长就要经常和教育部打交道。那年月不是国民党党员到教育部去办事是很困难的，而参加国民党，自己又不情愿。因此当教育部任命他为“西工”院长的电报发来，他作为代理院长收到电报后便压下来了，没有主动公布，可是同时任命的还有西北大学校长刘季鸿，西北大学公布任命电文时，将任命刘季鸿为西北大学校长和任命潘承孝为西北工学院院长的内容一起公布了。两校相距不远，消息很快便传到“西工”师生中。刘锡瑛教授（当时担任“西工”电机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等问他有无此事？他不好否认，在全院师生的一片拥护声中，于1944年1月初公布电文，就任“西工”院长。

潘承孝在“西工”历经11年。这期间，职务上他虽然是系主任、教务主任，后又任院长，但他始终是教授，以教书为主。“西工”在古路坝，这地方地处陕南城固大巴山区，环境虽然优美，生活条件却很艰苦，办学条件也很困难。但是作为教育家，他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教师，要求是很严格的。当年“西工”学生中曾流传着“学工难过鬼门关”的话，因为“西工”的新生部设在山下的一座叫做七星寺的古庙里，而高年级则设在山上古路坝。由于教学上要求严格，主任、院长都亲自监考，新生的淘汰率很高，所以学生们把七星寺新生部戏称“鬼门关”。可是，过了“关”，上了山，学生们对学习后续课程反而觉得轻松自如了。究其原因，并不是对高年级学生的要求降低了，而是由于在新生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后续课程的学习才不觉得困难。后来，潘承孝的学生胡国栋教授、张胜瑕教授等回忆说：今天回想起来，当年在古路坝时，尽管办学条件很差，但是由于永言老师的严格要求，在学业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才使我们在专业上有了长足进步的可能。(www.xing528.com)

潘承孝对学生要求严格，而对自己要求得更严。他曾说过：“在西北工学院，我担任过系主任、教务主任，也担任过院长，可是给我的聘书是作机械系教授，其它工作都是兼职。作为教授，我首先就得教好书。”他白天按时给学生上课，除非外出公干，从未误过课，课后才去处理行政工作，而且每一堂课都要一丝不荀地备课，即使是讲过多遍的熟课，也从不马虎、敷衍了事。他有个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每天都要读两个小时的书，讲课中尽量把常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读书得来的知识，恰如其分地融汇贯通到教案中去，传授给学生，使其教学内容充实，常讲常新。尽管古路坝的条件很差，连电灯都没有，照明都用油灯或土蜡，他每天夜里都坚持备课和读书，常年是一枝发着微弱黄光的土蜡伴随着他度过子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他不仅备课认真，而且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他的教学方法也臻于完美的境地，循循善诱，能吸引学生集中注意力听课。1987年，他的学生们——多是年过花甲的教授、学者，如史绍熙教授、胡国栋教授等，特意为他90大寿暨从教60年搞了一次庆祝集会，在畅谈中，不少人回忆说：当年他们最怕上潘教授的课，也最爱上潘教授的课。怕，是因为要求非常严格，一走神就要受到批评，对谁都一样，丝毫不留情面，考试作弊者，一律给“0”分；爱，是因为课讲得好，“听永言老师讲课，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1983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的美籍华人学者严演存教授来我国讲学时，曾向张胜暇教授谈到他当年在古路坝听潘教授讲课的情况，说：“永言老师讲课，内容深入浅出，板书清晰流利整洁，语言简练生动活泼，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非常喜欢听他的课。”

在“西工”有件事值得一提：留英回国的力学博士辛一心教授到了“西工”，为了充分发挥辛博士的专长，潘教授动员与自己共事多年、交谊甚笃的老友、机械系主任某教授让贤，请辛一心教授出任机械系主任。如此提携后学，任人唯贤，甚得人心。所以，尽管“西工”办学条件简陋，生活条件也很艰苦，仍有不少著名专家学者，不惧山险水恶，千里跋涉来到“西工”。一方面是为了在国难时期来大后方效力，以支援抗战；另一方面，作为院长的潘教授为人正派，不设城府，表现出一个教育家应有的气度与风范，使人们乐于与其共事，这是“西工”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还有一个插曲：潘承孝当了“西工”院长后，于1944年6月“西工”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因为院长是要经常和国民政府教育部打交道的，诸如交涉办学经费，申请购置教学设备以及聘任教师等等，都需要直接找教育部。参加国民党只是为办事方便，但并未参加过国民党党员的任何活动。1946年初，国民党“西工”分部负责人通知党员重新登记，逾期不登记者即以自动脱党论处。潘教授因为参加国民党时就不情愿，担任院长后又常去重庆办事，耳闻目睹重庆政府官员的腐败，甚为反感，尤其抗战胜利后各接收大员闹得乌烟瘴气，更加厌恶国民党。为此，他曾向教育部长朱家骅提出辞职要求，连院长都不想当了，所以故意不去登记，也就是自动脱离了国民党。

抗战胜利后，在抗战中内迁的高等院校先后复员。“西工”虽是抗战时内迁的几个学校合并成立的，并没有因为各校复员而解散，国民政府教育部保留了“西工”的建制。但因古路坝地处山区，不适宜继续办高等工科大学，决定返回城市，校址选在陕西咸阳。在咸阳平地建起一座大学，谈何容易！加之南京政府腐败无能，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物价飞涨，建校与办学经费异常困难。潘承孝多次到南京找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交涉增加经费问题，而教育部久拖不决。继而第三次国内战争又起，政局动乱，国民党政权已岌岌可危。潘承孝看清了国民政府病入膏肓，已无法逃脱覆亡的命运，便写信给教育部，申明辞去“西工”院长职，未等教育部批复，他便于1948年8月迁来天津，另谋职业。

潘承孝来津后，于1948年11月受聘于北洋大学，任机械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