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工业救国转型为教育救国

1927年2月，他由美返回中国。由于他是官费留学生，按当时北洋政府的有关规定，须到设在天津的直隶省交通署报到，等候任用。可是时值军阀混战的大动乱的年月，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军阀当局忙于内战，哪里还顾及什么发展工业，振兴中华？！对于他这位学成回国的青年学子，根本无暇过问。面对这种局面，一个热血青年“工业救国”的抱负和激情，遭到当头棒喝。他苦闷、徬徨情不自禁地反思：祖国贫穷落后，屡遭帝国主义列强凌辱，有限的人力物力，不去抵御外侮，反而打内战自相残杀，岂不是使帝国主义者坐收渔利？！究其原委，源于愚昧无知。于是他便产生了开发民智，为国育才、储才提高民众科学文化素养的念头。

说来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当他报国无门之际，他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时的同学、当时正在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即今河北工学院的前身）担任机械专科主任的刘金声（字问凯），邀他到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去代课，他便慨然应允了，从此，他开始走上高等工业教育的讲坛，成了他投身祖国教育事业的契机。

可是，他在该校代课刚刚3个月，新旧军阀的战争又起，殃及天津。1927年6月的一天上午，他乘人力车去学校讲课，路上遇到一位教师告诉他，学校被军队占用了，已经被迫停课，他只好怏怏地回到寓所。转天，他得知学校无限期地停课，便经郑世魁教授介绍，8月去了沈阳，受聘于私立冯庸大学，任机械系教授。在冯庸大学，他与新结识的留美电机硕士刘锡瑛教授同住一室，生活上相互照顾，学术上相互切磋，亲密无间，交谊甚笃。校长冯庸很器重他们这样的既年轻、又有真才实学的教授，给他们很优厚的待遇。可是，潘承孝对冯庸组织学生协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苏联作战，颇为不满，因而，不接受冯庸的续聘。1929年8月，他离开冯庸大学，受张学良任校长的东北大学之聘，任机械工程学系教授。刘锡瑛亦因同一缘由辞去冯庸大学职务，应聘东北大学电机系教授。这二位年轻教授，不仅人品性格合得来，而且志趣相近。对于教育工作，不仅仅当作谋生手段，而是作为强国富民的事业来对待，把全部精力用在教书、读书、做学问上。比如，象他们这样留洋的教授，兼任某公司技术顾问或厂商的工程师等作为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司空见惯的；而他们却鄙视这种行为。潘承孝认为，作为教授，月薪200多大洋（约可买面粉5000斤），待遇够优厚的了，不应该再去钻营与自己的志向相悖的东西。所以，他全身心投入于教育事业。尽管他有着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完成教学任务是游刃有余的，可是他备课非常认真。当时的东北大学荟萃了不少颇有名气的教授专家，而潘承孝的教学水平，很快便得到同行们的认可，并深受学生们的欢迎。(www.xing528.com)

正当他初露才华，准备在教育事业上有所贡献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沈阳沦陷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国国土，东北三千万父老顿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更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迫使大批爱国知识分子流亡进关。东北大学内迁，潘承孝亦随之到了北平。1932年初，他应北平大学之聘，任北平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后又兼任系主任。他主讲内燃机，汽轮机、汽车及金相热处理等课程。当时在国内他是最早开讲汽车、内燃机课程的大学教授之一。他每周授课多达12学时，同时还要处理系务工作，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他对于教学工作和教学质量从不敷衍。比如，有一学期，学生们反映任材料力学实验课的某教授教学效果不好，作为机械工程学系的主任，他在教学检查时发现，该课程的教学确如学生们反映的情况一样，达不到教学要求，于是他决定将那位教授换下来。可是由于师资不济，教师缺员，该课程一时无人能够担任，他便主动担任了材料力学实验课的主讲人。当时，他虽然已经同时开讲着3门重头课，而且材料力学实验又是他从未开讲过的课程，可是由于他的基础知识扎实，备课又很认真，所以课讲得很好，学生们非常满意。这一段时间内，他每周要讲十四五学时的课。之所以这样做，并非他有意炫耀自己的才能，而是他认为：教师讲课如果不能保证质量的话，就是误人子弟！宁缺勿滥，显示了一位教育家治学的严肃态度。